【破土编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老师最新专著《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的书评。从一个集体村庄的历史中，本书作者思考集体制度本身。这篇书评作者是卢老师的一位年轻学生，面对自己老师的作品，他运用了从老师那里获取的知识，又反过来思考老师的命题本身。老师用扎实的田野材料向学生们传授着社会知识，传递着底层情怀，而学生又以反思的态度重回老师的田野，这本身就是一种坚韧美好的“传道授业解惑也”。
文/陈三白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本新书，书名叫《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作者卢晖临。说是新书，但实际上作者早在十年前就写就此书，只是一直压在箱底没有发表。近日有幸得赠此书，便迫不及待通读一番，顺便介绍给各位读者。全书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十年前的“旧作”，包括了全书正文全部五个章节和附录一，主要是对集体制度在当时的确立和具体实践进行了考察;第二部分则是十年后的“新作”，包含了跋和附录二，主要是在先前考察的基础上，再度审视集体制度，希冀在此基础上探寻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的出路。
我们先来看下第一部分。本书研究关注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人民公社制度(集体制度)如何形成这一问题”(p8)。作者指出，既有研究明显囿于“国家——社会”范式，将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看成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而对于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特别是农民这一群体所发挥的作用则是视而不见。不同于既有研究，本书从农民社会内部出发观察问题，指出集体制度是国家和农民，以及农民和农民之间“斗争”的结果。
全书以“社会分化”为主线，通过革命前后农民社会中“社会分化”模式的变迁，向我们揭示出了农民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但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更为关注的是农民社会“文化世界”中的社会分化。通过对研究村庄在20世纪30、40年代状况的描述，作者指出，农民社会中存在一个“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p85)，支撑起这个文化网络的是“界限分明的财产观念、清晰的个体责任观、明确的等级意识加上‘命运观’”(p94)。但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这一“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被破坏，而“自发势力”和“农民平均主义”这两股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力量，则利用其与阶级意识形态的亲和性而得以兴起。就此而言，作者认为正是来自农民社会内部的“自发势力”和“农民平均主义”两股力量以及来自国家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三者复杂微妙的交互作用，造就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形态(p10-11)。就此而言，在人民公社制度形成过程中，农民群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农民基于自己的文化意义和经验去理解制度，有意识地、富有意义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建构这套制度本身”(p160)。总之，这本书试图阐述这样一个认识，即“集体制度虽然由共产党国家推动和组织，带有很大的强迫性，但是农民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被裹挟到集体化的大潮中，以自己的方式、沿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推波助澜，甚至在可能的范围内调整和改变了潮流的走向”(p161)。
论及到此，本书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已经大致呈现。如果仅仅读了这前半部分，或许读者会得出类似当前流行的“集体制度注定行不通”、“集体制度效率低”之类的观点。正如作者在后续的跋中所坦言的那样，十年前他对于集体制度基本上是持负面看法的。这无可厚非，因为从当时作者研究的案例中确实可以找到不少经验材料的支持。但问题是，如果仅仅以此就来对集体制度做出总体性的评价，那无疑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这恰恰是现在许多学者在对集体制度进行研究时时常会犯的错误。遵循所谓“常识”的懒惰性思维，毫无例外的都将人民公社制度三十多年的实践一竿子打翻，而不去反思下这三十多年的集体化实践能给我们当下的实践以及问题的解决提供怎样的经验、帮助和另一种可能性。
在完成这本书前半部分写作之后，作者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农民工问题。在我看来，这一转向涉及到的不仅仅只是研究兴趣，更是作者走出书斋，开始关注当下的社会苦难。如果说十年前，作者还是一位在象牙塔里把玩学术问题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在这篇十年之后写就的跋中，一个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问题、现实苦难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已经跃然纸上。现实的社会苦难，使得作者开始去思考其根源和解决之道。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胸怀社会的关照之下，作者开始重新思考集体制度和集体经济，希冀“在一个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集体经济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启示和意义”(p163)。而这也就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
通向集体之路之所以会这么曲折，在作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是在新中国最不具备经济和物质基础的阶段开启的”(p163)。在经济“一穷二白”及人口快速增加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集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发展并没有快速提供农民的生活水平。其次，“中国的集体化历程还是在最严苛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开启的”(p163)。在敌对的、无外援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国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确保国防安全。在缺乏其他来源的情况下，发展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必须取自农村和农业。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极为逼仄的成长环境下，集体化带来的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增长，成功养活了数量庞大的新增人口，并在此基础上使得全部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还为中国的快速建立完整的工业化基础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此外，还产生了“延后的效率”，集体化时代打下的农业水利设施基础为去集体化初期中国农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社会中原本就存在的追求私利的“人性”和文化意义网络，特别是前文所指出的农民平均主义，对集体制度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侵蚀，从内部使得集体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变形。这个原因向来是为学者所忽视，但却是毛泽东当年就已经看到和力图克服的。无论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其目标是‘破私立公’，就是人人都在的自己的脑袋里与私心杂念做斗争，以培养一心为公的价值观”(p166)。如果说制度、生产关系层面的集体化是一个较为“硬”的方面的话，那么在心理、文化层面上的集体化，即“人性改造”，则是不可忽视的“软”的方面。这个“软”的方面，使得集体制度在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更为顽强的抵抗。在作者看来，“正是在这种追求私利的‘人性’的驱动下，支撑集体的社会主义原则不断被农民平均主义侵蚀，使得实践中的集体制度变形，也使得集体制度的预期成效大打折扣”(p167)。但人性改造也并非不可能。当安徽小岗村的村民摁红手印偷偷分田单干的时候，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却是摁红手印明志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当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周家庄人这种集体主义人性，“是与周家庄有着相对合理的管理和分配制度、相对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多种条件紧密相关的”(p168)。也就说是，集体制度的“巩固和进阶需要人性和制度之间旷日持久的良性互动”(p168)。
读罢此书，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集体制度没有走下去，到底是集体制度本身不好呢，还是其他原因呢?当然，正如作者所指，我们在此处重新思考集体制度，并非仅仅是基于此一学术研究层面上的反思，更是着眼于当下严峻的“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等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如果说当年通向集体之路的曲折是因为历史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那么在当下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的历史条件下，集体经济的实践是否会对解决当下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探寻一条促进中国农村真正发展的道路，具有特别的启示呢?或许，周家庄等集体经济的例子已经给我们提供答案了。而这也正是作者在十年之后反思集体经济的初衷所在。
卢晖临，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5年出版新著《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本书以作者在安徽南部自然村——汪家村前后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讲述了一个集体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形成的故事。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