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务院开始“两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这是“三农”工作的一种创新，试点效果有待现实实践验收。笔者认为，推行“两权”抵押贷款应该特别慎重。
“两权”抵押直接关系农民的土地和住房，是进城农民的最后保障。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还有包括农民工在内的9亿农民，真正有能力体面进城的安居者还是少数。对于一般农民家庭，其家庭再生产模式绝大多数都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年轻子女进城务工，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正是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农民家庭才有了农业收入，加之农村生活成本较低，支出比较少，农民家庭的日子才相对好过。现在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运气好的可能进城安居，运气差的只能退回农村。保留农民进城失败后退回农村的机会，就是保留农民的返乡权，维护了农民最基本的人权。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意识到进城失败还有退路，农民才可以放心大胆进城。而从全国来看，农民进城失败可以返乡，有效防止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尚没有能力为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都提供体面的保障。中国还不具备成为高福利国家的物质条件，保障人群的范围越大，保障水平越低。既然国家不可能为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提高体面保障，就应当保证农民这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有一个底线保障。这个底线保障就是农民返乡权。返乡权不是抽象的，而是他们耕种自己承包土地和住自己农村住房的权利。
现在有人说，农村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是沉睡的资本，要激活，让它们流动起来，成为资产，再变成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农民以此资产来抵押贷款，用获得的贷款进行经营，就可以缓解农村金融的短缺。然而，这“两权”是农民返乡的基本前提，是农民的最后保障和生存底线。为让农民致富而让“两权”进入市场交易程序，流动起来，其结果就可能是农民失去基本保障。
当前中国城市已经积累下来巨量过剩的资本。如果开放城市资本下乡的通道，城市资本就能用不长时间将农民的“两权”流转到手，这种流转并非为了经营，而是要保值增值。到头来，城市人员可以多一个可有可无的休闲去处，进城失败的最弱势农民却没有了退路。
当前的中国正在破除改革开放前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农民进城的几乎所有体制障碍都已清除。但与此同时，旧城乡二元结构中保护农民的制度不应摒弃，其中最重要的是限制城市资本下乡购买农民的土地和住房，因为土地和住房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正是这种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让中国未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和发展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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