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广泛流传一篇“品牌农业与市场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土地流转出现“地震”，“毁约弃耕”只是开始!》。报道了河北邢台、邯郸等地农村发生的“地震”：“去年刚和农民签订了5年、10年“包地合同”，今年土地流转者就单方面解除合同，强行退回耕地，所涉面积上千亩，涉及农户众多，在当地无异于一次小型‘地震’”。
“土地流转、集约经营”是多年的政策取向，更是近年来的政策强音。当局指望藉此一则彻底改造传统农业，并进而解决三农问题;一则为城市严重过剩的逐利资金找到出路。在这一政策引导下，大量城市资本下乡，到农村圈地。此文提到的圈地规模为“上千亩”，其实我听到的案例中，有的规模远大于此。此文提到的圈地名义为“合作社”，就我所知，这是圈内普遍使用的手法，至于此“合作社”是否就是学术界讨论的“合作社”，是否符合“罗虚代尔”原则，则另当别论。以我所见，大多名不副实。
从经济技术的视角看，集约经营、规模化生产应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许多国内外案例显示，其效率提升空间甚大。这是支持“土地流转、集约经营”政策最核心的论据。然而，科技水平很高的日本，依然长期大规模补贴农业，成为日本加入TPP最大的障碍。可见不能仅从经济技术的角度决定农业政策。
农业不同于工业，它严重受制于土地、气候，还严重受制于社会需求与社会结构。缺乏这方面的真知灼见，无法制定可行的相关政策。
此文报道：“一些手中握有大量城市工商资本的‘老板’为了争地，将当地土地租金价格从400元一亩抬高1200元-1400元一亩，有的甚至高达1680元一亩。以这么高的租金拿下土地后，一些人根本不懂种地，种的是红薯或者大白菜、萝卜等经济效益不高的作物。结果，赔了个‘稀里哗啦’的他们只好‘毁约弃耕’。”
由此可见中国的资本掌握在什么素质的人手中。红薯、大白菜、萝卜的价格不是秘密，不需要种地一年后才发现这样的结局，在可行性分析阶段就应能充分预见到。
文中提到的另一个案例是：“邯郸市成安县辛义乡后裴里村的土地被有钱的老板流转土地建起的休闲农场，搭起的‘蒙古大营’没人来消费……”
这位老板看来对农业不抱希望，转而寄望于旅游业。然而，在地处中原的地方建“蒙古大营”，事前就不作可行性分析?客户群在那里?人家为何会来?人均消费量在什么范围内?市场从开始培育到成熟的周期有多长，其间需消耗多少资金?难道事先没做过调差分析?事实上，在农村打旅游主意的项目此其彼伏，成功者不多、失败者比比皆是。
在这场新圈地运动中的主角是资本家。圈地的总目标是资本利润。但它不同于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那时的英国，资本主义处于发展、扩张阶段，急需羊毛作为纺织业的原料，而纺织品则是英国的拳头产品，输向全世界。而今的中国，能从土地上生产出什么，可以在国内外大量销售，挣得高额利润?
从国内看，货币高度集中于“成功人士”，转化为追逐利润的逐利资金;而为之祭献利润的是社会购买力，它的主体来自打工者的工薪。统计数据展示，30余年的资本主义进程，使单位逐利资金对应的社会购买力急剧下降。这意味着，在国内生产什么都难于挣钱，而且会越来越难。
从世界市场看，它已被列强瓜分殆尽，中国产品进入任何一个市场都意味着侵蚀别人的市场份额。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从早年的以原材料为主过渡到以纺织品为主进而过渡到以机电产品为主。
由此，农业已经成为一个赔本的行业。圈地不可能为资本家过剩的资本找到出路。
农业、农民和农村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它对中国的意义在于：保障超过四成(2013年数)的国民的生存与发展;保障全国人口的食物来源;保障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根本不可能指望从中为资本谋取利润。事实上30多年来的资本主义道路基于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榨取，今天唯一应做的是“反哺”。当局计不出此，却引导资本下乡圈地，试图从几乎山穷水尽的农村为资本找到新的利润源。以此治国，祸不旋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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