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农药、化肥、农膜维系高产的化学农业模式如今已是深陷诟病，荼毒健康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故而近年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物理除虫除草、环保科持续、健康安全的农业生产模式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许多知名商界人士纷纷向这一领域投资。
生态农业取代化学农业固然是好，然而大资本大企业进军生态农业的现状却让人担忧：站在这个新兴的农业链条两端的农民和消费者究竟有多大话语权?生态农业会不会重走化学农业中间商“两头吃”的老路，向农民压低收购价格，向消费者抬高出售价格?也许这篇文章便提供给我们一个有别于资本企业主导的、真正惠及千家万户的绿色通道。
一、兴起的“生态农业”
如果你上网搜索，当前进军“生态农业”的资本还真不少。网易CEO丁磊投资3亿元在“中国美丽乡村”浙江安吉县养土猪，目的是为了吃上放心猪肉;京东商城CEO刘强东则在自己老家租地5000亩，种植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的“三无”来龙牌有机大米，而除了这些大资本之外，各类“农夫市集”、“有机农场”也都在大城市周边纷纷兴起。
二、对广大民众有利吗？
支持生态农业自然是比支持化学农业要好。但同时也要考虑，这些所谓的“生态农业”发展兴起的过程中，普通的农业生产者和普通的消费者能得到什么呢?首先就普通消费者来说。价格高昂的有机食品绝非普通消费者能够消费的起，它反倒更像是为有钱人搞的“特供”。如果有机食品真的是安全的，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价格这么高昂的有机食品解决的也只是中产阶级、富人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普通底层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则无从谈起。难怪乎一些支持转基因、坚信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挺转派”认为，在“反转”运动背后有“绿色生态资本”的支持，为的就是阻碍普通消费者吃上“健康、安全、廉价”的转基因食品，而让他们去购买资本生产的价格高昂的有机食品。
那么，对普通农业生产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上面提到的那些大资本进军农业生产，对于普通农业生产者来说自然是弊大于利的。土地流转出去后，他们失去了土地的经营权，也就失去了自己原本可以维持的一种食物供应模式，而得到的仅仅只“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点流转费而已。有人说，农民可以进入到这些农场去打工啊。但问题是这样对农民就算有利吗?他们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又何在呢?
那么有人就会说，“农夫市集”、“有机农场”，还有现在一些NGO在做的“社区支持农业”对普通农业生产者不是有好处的吗?特别是“社区支持农业”，实现了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接，帮助前者解决了销售问题，提高了后者的食品质量，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正如人民食物主权的张慧鹏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方式充其量只能解决一户两户小农的生计问题，只是在市场的霸权下寻找生存的缝隙，无法解决中国大陆有2.2亿小农户的生计问题”。
而且更为糟糕的是，“社区支持农业”培养的、支持的极有可能是一批“大户”，因为在取消或者减少“现代农业投入(农药、化肥)”、转向生态农业之后，日常的田间地头管理都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家庭劳动力是不能满足的，因此必须要雇请家庭外劳动力。另外，由于普通小农户的产量有限，无法供应一个或几个社区的消费者，必须要联络到几家甚至几十家小农户，而这个联络成本又是较高的，所以“社区支持农业”的组织者直接帮忙对接的就是流转几百亩土地的“大户”和消费者。
三、如何发展真正的生态农业？
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些“生态农业”要么就是大资本牟利的工具，要么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独善其身的小圈子游戏，而于广大底层生产者、消费者都是无益的。生态农业的发展必须和集体经济结合起来，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广大民众的食物主权。中国农业大学的陈义媛老师在参观弘毅生态农场之后认为，“生态农业本身应当是一种集体经济的形态，因为它是一个自然循环系统，要改变的是整个生产环境，而不仅仅是一小块土地的生态，应该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有机连接，而不仅仅是一小块地的‘有机’”。
“绿色生态资本主义”或许凭借其大规模的投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生态农业，我们呼吁生态农业与集体经济的结合发展，发展生态社会主义。只有如此，普通农民的生产者主权、底层消费者的消费者主权才能得到真正切实的保证;当前割裂的城乡关系，才能得到有效的修复，达到良性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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