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大年初三，在县文化馆闲扯，扯出一段故事：
说的是1955年，闫庄乡菜园村一户人家，经过解放后几年的积蓄筹备，开始建新房。
那时民风淳厚，邻里互帮互助，听说邻居家建新房，都主动前来帮忙，主家只需管饭就可以了。
这主家的儿子朱辛卯刚刚四岁。一天晚上，母亲做好晚饭，让他去喊帮忙的邻居。他晃晃悠悠地来到工地，喊大家“回家吃饭了——”，大家都笑着纠正道，“不是吃饭，是喝汤”。
第二天中午，母亲做好午饭，又差他去喊人，他又迈着小脚丫，一路小跑来到工地，煞有介事地通知：“喝汤了——”这次更是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说“不是喝汤了，是吃饭了”，闹得他一头雾水。
“吃饭”和“喝汤”是豫西的传统俗语。在长期的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亩产小麦、玉米，春秋各一百斤左右，二百多斤的很少，三百多斤更是少见。百分之八十少地、瘠地的人家，县志说是“一天两顿饭，糠菜半年粮”，无地的人家租种地主土地，收成五五分，更是度日如年。谁家有人去世，因管不起饭，土工帮忙掘墓下葬时，饿得实在不行，就找一斜坡，头朝下躺一会儿，说是“倒饱”，攒点力气接着干，挖一墓穴需多次反复(那时，国民党他们自己忙着军阀混战，打共产党，又被逼着打日本鬼。国民政府只知征粮收税抓壮丁，兵匪祸害百姓，百姓是死是活，他们是不管的)。
人均年收入三百多斤粮食的中农户，能喝上稠一点的饭就算不错了。寺庄村每年麦收前的古刹会(交易会)上，也就卖些粉汤、水煎包啥的，多数人还舍不得买。谁置办农具后，再捎一把粉条或一把葱回去，就算是奢侈品了(红薯粉条引进前，有条件的人家会做点绿豆凉粉，后来才有了红薯凉粉。说山里的姑娘，十七八岁没见过粽子，你都不信)。到农忙时，每天下午要干活，中午就做些扛饿的“干饭”或“稠饭”，所以，午饭叫“吃饭”;晚上早早地就上床睡觉，为了节省粮食，就做些“稀饭”应付一下，所以晚饭叫“喝汤”，只有过年时才蒸点花卷或白馍。这就是“吃饭”与“喝汤”的来历和区别。
“疙瘩户(小地主)”吃(喝)饭也要精打细算，因为缺盐，很少做咸饭，也很少吃白馍，嘴馋了会吃点花卷馒头，更不要奢望什么调味品了。只有大地主的饭桌上会丰盛一些。
其实，不单单豫西是这种情况，一直到民国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这样。雷锋回忆旧社会过春节，在地主家是“吃猪食，挨打，挨骂”。
乡土作家刘绍棠描写四十年代的农村生活是“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数着米粒下锅;等到惊蛰一犁土的春播时节，十家已有八户亮了囤底，揭不开锅了。”
解放后，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人人都分得了土地。几年时间，人口增加了四分之一(一亿五千万)，但毛主席推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村生活普遍都有改善，糊口已不是问题。1956年，县长王安定带领青壮劳力，过伊河经吕沟，翻山越岭几百里，沿途联系当地政府做饭，到南召挑(引进)优质高产红薯苗，群众的“稀饭”里才多了“面甜木核”的红薯，红薯凉粉和粉条也多了。有了吃的，有的家庭开始养猪，到后来，国家还鼓励家庭养猪，出售时奖励粮食。土改时扬眉吐气的翻身农民更是舒心开颜，看到了希望。
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一直关心几亿农民的生活，自减口粮，也不吃肉、蛋。在1959年4月写给全国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信中，在“和同志们商量”生产问题的同时，嘱咐社员群众“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在组织编写《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要求，到1967年，不同地区，粮食亩产分别达到四、五、八(我们这里是五百斤)。
为达此目的，六七十年代的共产党，组织人民公社的社员群众，在恶劣的环境下，意气风发。一方面“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到1976年，农村的集体小工业、手工业企业已经星罗棋布。一方面艰苦奋斗，凭着集体的力量，改造山河，发展科技，科学种田。以公社或生产大队为单位，成立指挥部，革命干部和社员群众一起，利用冬天农闲，大搞水利工程、修梯田。生产队出粮食，大队在工地立伙，中午吃白面杠子馍，白菜萝卜粉条汤，条件差的大队是花卷馍，好的大队是肉卷馍，汤里面也加点猪肉，晚上喝汤面条，都管饱管够。
街上的食堂(饭店)都是集体的或国营的。杂格(羊杂汤或牛杂汤)和锅贴馍，一顿三毛钱。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的机关食堂，一日三餐是玉米糊糊、小米粥、糊涂面条、白蒸馍，喝甜饭有半碗肉菜或素菜。一天一到四毛钱，二至四两粮票，每人每月十元钱上下。干部们大都三、四十元工资(老干部六十到八、九十元)，二十九斤粮票。下乡在社员家吃饭，每顿四两粮票两毛钱。
社员家里面，三十来户的生产队就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人人互帮互助，“五保户”由敬老院包养，其余不分老人小孩，每人每季都有一半的口粮。劳力少的家庭，另一半工分粮分的少，除了自己想办法，生产队、大队也给一些补助，国家按计划还有低价返销粮。群众虽然还是“吃饭”“喝汤”，家里也多少有了白馍或花卷。猪多了有猪油，食用菜油也多了，条件好的家庭，偶尔还炸些焖子(油饼)果子、蕉叶、麻花、油菜疙瘩等油食(猪油炸的，放凉后就不能吃了，需要再热一下)。虽然不很富裕，但赶上了好的生存环境，无人流落街头，人人生活都有着落。
当时，县城有个叫良才的傻子，没人知道年龄，家里管不住，常常跑到街上，也不惹人。他命很硬，一次掉跃进渠里，又从翻水洞里翻出来也没事。一年四季，民安局(后来叫民政局)给他发衣服穿。饥了到街上公家的食堂，职工给他些剩饭，也是吃喝不愁(八十年代改开后不见了，传说被人骗去摘了器官，真假也没人追究)。
那时讲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谁家有人参军当了兵，穿上绿军装，佩戴三点红，大队会在他家的门楣上镶上一“军属光荣”的牌匾，一年两次敲锣打鼓，给他家送来二斤粉条一份礼(猪肋条肉)。
到八十年代，国家的国防工业开始向民生倾斜，近百十个军工企业实行“军转民”，社会上物资开始丰富起来。在农村，政企合一的“人民公社”改回过去的“乡、镇”，“生产大队”“生产队”改成“村委”、“村民小组”，“社队企业”成了“乡镇企业”，成了乡官和村官的私有财产，很快被他们挥霍败坏殆尽。
农村集体组织解散了，土地分了，村民们各顾各，忙时种地，闲时外出打工，叫“农民工”。但从1958年到1976年，由于科技人员的攻关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艰苦奋斗，改善了生产条件。1970年代初，毛主席布局的“吃穿用”“四三方案”的效果也开始显现，粮食慢慢多了，食品也越来越多，生活开始好起来。过年串(走)亲戚(文革时期不提倡串亲戚)，都擓些白蒸馍、果子、麻花、油条、菜(油)角、油饼、粽子之类。有的在小提头蓝里再放几个鸡蛋，条件再好的在篮子里装份礼和粉条，到亲戚家坐坐，中午一起吃顿饭，叙叙亲情。
再后来，农村的耕地盖房了、荒芜了、流转了，资本大户承包了，生产队时社员们平整的耕地，被弄的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农村的村民也成了城里人，地也不种了，专门千里以外打工挣“大”钱，回来“吃喝”几家欢乐几家愁。要说发展了，交通方便了，春节前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往返来回，串亲戚也都是带些红红绿绿、没有烟火气的商品，匆匆忙忙，撂下就走。
人们“喝汤”和“吃饭”也不再纯是为了“扛饿”，也有了新的语境和意境：饭点进饭店，炒俩小菜，盛碗米饭，再配个鸡蛋汤，饭菜汤齐备，“吃饭”、“喝汤”一起来，高兴了，再来点小酒，悠哉悠哉;或者街边豪横撸串，或者大排档胡吃海喝，吆喝到深夜;还有……真是“自由自在”地给这里打工或者去那里打工、到底是无忧无虑还是麻木不仁及时行乐就见仁见智吧。
“中国风味”、“舌尖上的中国”、“三餐四季”以及林林总总的影视节目、广告，把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屏幕上的“吃喝美食”馋的人直流哈喇子。有人统计，全国每年餐桌浪费的粮食就以千万吨计，按人均四百斤，可满足约两亿人的口粮需求。讽刺的是，我们是粮食进口大国……
文革时期说过：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现在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要勤俭持家，居安需思危、有时想无时。教员“要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谆谆教诲，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不要随意“吃喝”浪费。“喝汤”与“吃饭”要科学搭配，要健康“吃喝”。需知“饭吃七分饱”，“常带三分饥与寒”方是正道。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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