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那个寒冬，小岗村18户农民在昏黄油灯下按下18枚红手印，签下那份“生死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不伸手要粮要钱，干不成干部坐牢杀头，社员养活孩子到18岁。历史就这样被他们“勇敢”地转了个弯——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一夜跨入家庭联产承包的改开时代。
后来肯定了这个方向，说“凤阳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翻身”。小岗村瞬间成了全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村”，粮食产量从前20年总和一跃而上，人均收入从22元飙到400元。媒体歌颂“敢为人先”，上级领导视察，游客蜂拥而至，仿佛这里就是中国亿万农民奔小康的灯塔。
可转折点之后呢?
1984年，县里特事特办，给了80万贷款支持小岗办砖厂，振兴集体经济。开会选址时，村民们异口同声：“厂子必须离我家近，方便拉货!”
可建厂不能占自家好地啊——每户都这么想，地址就死活定不下来。股份怎么分?谁都想多占。谁管账?谁也信不过别人。工资、利润怎么分?一人一个算法，谈不拢。最后，80万贷款原封不动打水漂，砖厂胎死腹中。
1991年，上海雪中送炭，无偿援助15万资金、103头猪，还有技术员，帮着搞养殖。村民们不琢磨怎么建猪场、怎么科学养殖，先抢猪!好猪要自家多抢，差的往别人家推，争得邻里结怨、亲戚反目。
有人干脆提议：15万按人头平分得了!猪场没建起来，猪被抢到各家各户。技术员王八念经似的讲育种繁殖，他们自己上手，或病死、或卖掉、或直接宰了吃。15万资金挪用分光。
1992年，严宏昌抵押自家房产、四处借钱，投12万办米厂。厂子效益不错，村干部一看“用了小岗村的牌子”，就该是集体财产，向镇上告状。镇里强行接管，任命新厂长。严宏昌被一脚踢开，血本无归。新班子任人唯亲、大吃大喝，不到一年库存掏空，机器贱卖抵债。
1993年，严宏昌引进福建技术，投8万种食用菌，利润是种粮十倍，福建老板带技术带销路入驻。效益一好，村民们又“发挥特长”：有人要求“进厂”，有人觉得“厂建在村里就有我一份”，不给就闹。村干部以收费为名反复勒索，加租金。镇里还要求大幅提高承包费，否则不许经营。福建老板设备原料一丢，连夜跑路。菌种全部坏死，工厂废弃。利润十倍?连本钱都没保住。
这些年，小岗村还吃过无数补贴：长江村对口帮扶修路、建葡萄园;日本领事投钱养鸭;合肥烟厂给“小岗牌”香烟费;政府修纪念馆、广场、信息中心，修新楼、贴息贷款……粗算下来，上世纪90年代就有1300多万，外加后来各种输血。
从毛主义看，这何尝不是一场讽刺?当年人民公社虽有“大呼隆”“大锅饭”的毛病，可至少有组织、有纪律、有集体主义精神，农民知道“为集体干活就是为自己”。
可小岗村的实践证明：没了集体约束，农民那点“聪明劲”全用在窝里斗上。抢猪、争地、闹股份、告状、勒索……典型的“小农经济”死循环。历史转折点上，他们按下红手印“解放”了自己，却也把自己锁进了永远分不完、信不过、干不成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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