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年龄为何屡遭反对？养老金并轨存在何种误区？上周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就养老制度改革与社会保障与公众交流。唐钧表示，对“延迟退休年龄”被写入《决定》感到非常遗憾，但《决定》的措辞是“研究制定”而不是“制定”，因此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还有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当然，不同意见被采纳的可能性很小，就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同
唐钧说，我国第一次提出延迟退休年龄应该是在2004年，9年来我一直表示反对。发达国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搞延迟退休，但并不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短缺，而是因为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一直在减少，劳动力逐渐地就不够了。越是小的国家，这种压力越明显，最早延迟退休年龄的动议，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劳动力。
所谓渐进式的延迟退休，以美国为例，从八十年代开始，每年往后推一个月，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将退休年龄从60岁调整到65岁，这恐怕就是所谓渐进式的延迟退休。要说明的是，美国在70年代就建立起第二支柱和第三止住的养老金。开始实施延退时，这两个支柱已经起作用，可以填补延退造成的收入间隙。
“就国际经验而言，白领阶层比较容易接受延迟退休，但是在一线劳动的这些蓝领工人就比较难接受”，唐钧表示，发达国家白领和中产阶级是多数，占到60%以上。但在中国不一样，蓝领工人占到60%甚至70%。此外，欧洲国家、发达国家一般实行6小时工作制，有的一星期休息3天，年龄歧视也相对较少，职业环境与工作条件也与中国不同。
“养老保险问题不在于几个人养几个人，而是取决于这个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以及财富怎么分配”。唐钧表示，想要靠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来支付全部的养老金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早有定论，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教课书中都有。随着社会老龄化，交社会保险的人越来越少、领社会保险的人越来越多，要通过财政补贴、国有资产填补等其他手段来补充。
解决“双轨制”应该继续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
谈到养老金并轨的争议，唐钧表示，其中存在一个误区，应该争取的不是简单的并轨，而是要将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往上提，而不是将其他人的养老金往下拉。因为中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光涉及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要考虑医药费的自付和自费部分。
唐钧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本身和养老金并轨没有关系，但一些学者把养老金并轨的“公平问题”说成是延退的前提，说只要并轨公众就愿意延退，这恐怕是一个陷阱。
唐钧建议，根据国际经验，可以将养老金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基本养老金，追求公平，以公民的身份根据自己收入的一定比例来缴纳，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在一个水平上领取，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并随物价上涨每年调整；另一个是补充养老金，跟效率挂钩，收入多就可以多缴，将来可以多得，由国家托底的准市场来运营。现在大多数国家的养老金都是这样的结构，这才是真正的国际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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