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各地都在高举变革的大旗，寻找新的改革出路。从“北非怒火”到“占领华尔街”，这些运动目标都是抗议国家领导人家族腐败、抗议财团控制、反对贫困、反对失业、反对剥削。这些社会抗议者不仅寻求社会经济改革，更是寻求一种社会革命。
“占领华尔街”喊出了很多令大财团不安的改革口号，如“不要干涉国家养老金”、“把你们的钱从大银行里拿走”、“为社会公平工作”、“没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就是腐败”、“我们为冤屈而集结”和“我们是那99%”。
美国1%的人与99%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统计显示，1985年就业人口平均年薪是34044美元，2010年41919美元，25年间工资增长为7%。但在这25年间，美国精英阶层的收入增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哈佛教授年薪由13.2万美元，增加到19.38万美元，增幅为47%;芝加哥大学教授年薪由11.2万美元增加到19万美元，增幅70%;律师合伙人Kirkland & Ellis由85万美元增加到307.5万美元，增幅为262%;强生总裁年薪由224万美元，增加到1836万美元，增幅为719%;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年薪由244万美元增加到2013万美元，增幅为825%。
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并不轻于美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到如今，已接近0.5，是世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国家发展与改革成果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极少数的人身上，他们是来自金融界、商界、传媒界、学界和政府上层的掌握实权的精英权贵们。改革之初的受益者——农民，今天变成了改革的失意者——农民工。他们由拥有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居无定所、没有政治权利、缺少家庭团聚的“农民工”。三亿农民工或者夫妻两地分居、或者把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他们自己居住在城市里脏乱破的贫民窟式的房子里。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在他的《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城乡差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乡下人，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否会把中国推向一个社会抗议频发，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这座社会火山会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这些问题威胁着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
由于贫富分化已经质疑并开始撼动政权的合法性。如果改革设计俱乐部的精英们不能按照“改革为民”这个思路，将会出现普遍化的社会不满，国家的政策将无法实施，社会不仅将进一步分化，而且会发生社会对抗和社会分裂，导致国家的碎片化。我们未来看到的将不是一个小康社会，可能是一个像埃及或突尼斯那样的两级严重分化的失败国家和社会。
中国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倡导民生大于天。正如古人所言，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鳏寡孤独有所依。而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的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强化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安全、教育、健康、就业、养老和话语表达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
由于中国没有实行选票民主，以德治国的政府依靠的是德(德行和口碑)，执政和凝聚力的关键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声誉。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下去，关键在于还能否在群众心中重新点亮“为人民服务”这盏红灯。重新高举为人民服务这面旗帜，将使党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队伍，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当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最大的不满是腐败，特别是党的高官家族内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党能否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这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为平息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重新营造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口碑，实现党的政权的再合法化，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尽快公布家族财产、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特别报告其家族成员与上市公司、与国内外各类权贵俱乐部和精英利益集团的关系)。
为此，要打破顶层权贵俱乐部对改革话语的垄断。改革的方向与举措要以民生为导向，一切的改革以惠及中国最普通老百姓为目标，不被国内外权贵精英集团所左右。各级政府围绕民生财政，研究并出台改革思路。各级政府要把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做到50%以上，集中投入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改革、扶植微型企业、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教育、医疗、绿化、养老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而不是把民生都推向市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不仅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上的三个差距这个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更是要解决政治权利上，特别是在话语权上存在的严重贫富差距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关键打破权贵精英集团及其操控的媒体对改革话语的垄断和霸权。
党未来改革的设计必须走群众路线，听取民众的呼声，必须打破少数权贵精英的在改革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和黑箱作业。为此，要确保人民群众切实的言论表达自由。党和政府要鼓励而不是限制人民群众就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政治与经济改革等大事上自由表达思想观点。只有人民群众的呼声在媒体上合乎比例地得到自由传播，党的高层方能准确了解民意，真实把握中国社会现状和民心趋势。当前的危险是，党与真实的民意民心渐走渐远。中国共产党亟需明晰自己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哪里。党的领导干部不要恐惧网络和微博上的群众言论。对于群众的愤怒言论，不要堵，不要采取鸵鸟态度。大多数民众对党和政府发自肺腑的激烈批评，更多地是他们对党和政府还存有期盼，他们是在争取一个惠及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改革，而不再是仅仅为小集团致富的改革。
党和政府要出台政策和资金，为那些没有资金创建报纸、频道、网站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创建观点自由传播的媒体平台，使党和政府能听到与中国人口成比例的不同的改革诉求。由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中国党内外的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要通过与基层人民群众的广泛而深入的沟通，重建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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