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超过50岁的农民工有4600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
1999年养老保险成为强制缴纳的险种。但由于企业违法和政府部门消极执法，相当大一批工人长期未能参加养老保险。一项调研显示，在深圳，时至今日仍有50.4%的工厂并未为全部工人参加养老保险(《非深圳户籍劳动者养老保险状况调研项目分析报告》黄巧燕、苏媛，2014年7月。)
近年来，第一批进城农民工已到退休年龄，但因参保不满15年，无法享受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很多人只能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
有一批工人开始行动以推动政策改善。2014年8月，十多名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工人组成养老保险关注组，通过诉讼、政策意见、摄影展等方式争取退休金。
这十多名工人，是4600万高龄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不应该仅仅作为数据的分子和分母展现在你的面前，而应该是一个活生生有情感与思想的个体。我们希望通过7段人生，从不同侧面讲述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故事，更丰富地展现这个群体的形象。
屈卫东今年40岁了。《论语》里说“四十而不惑”，可是屈卫东的40岁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迷惑。因为职业中毒导致他视神经萎缩，现在视力很差，需要戴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才能看见。而工厂非法关闭，各项赔偿还未支付，导致他的治疗和养老都是巨大的负担。
为谋生存，南下打工
初中毕业后，屈卫东就在家务农，但收入很少。2003年，28岁的他和妻子挥别两岁的女儿，来深圳打工，进入观澜一家生产锂电池的工厂。
相比农村，城市繁华而新奇。“这里的楼房好漂亮啊，如果我生活在这个城市，该多好。”他第一次去逛商场，看到电梯很新鲜，很小心地跨上去，扶着扶手，下来时差点摔了一跤。在ATM机取钱时他觉得很神奇：机器还能吐钱出来!
但同时，城市和工厂，也露出冰冷甚至残酷的一面。
他入职时，工厂成立不久，但很快就越做越大，员工也从最初的两三百人壮大到一千多人。有一年生意特别好，老板一年就赚了两个亿。这背后是员工付出的血汗——他们经常从早上八点一直上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有的女工累得晕倒在车间。但他们仍然只拿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住着满是臭虫的宿舍。
屈卫东清楚地记得，他入厂第二个月，领了570元。加班多的时候，能拿到一千七八。
工资低，家庭负担重，屈卫东和妻子只好多挣少花。平时很少出厂门，也减少回老家的次数。
他至今记得，两年后第一次回家时，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叫他们。妻子问他：那是谁家的孩子啊?已经开始懂事的女儿听见这话，伤心地跑开了。
得了职业病 工伤索赔难
本想打工挣钱在老家盖房的屈卫东，进厂不久就遭受了一次严重的职业伤害。
屈卫东的岗位是用三氯乙烯①清洗钢壳。2003年刚进厂时，厂里购买了一台超声波清洗机，一位师傅大概教了他下怎么使用，他就上岗了。工作时，要把三氯已烯加热到60℃，再打开超声波清洗机来清洗钢壳。加热过程中，会挥发大量的三氯乙烯气体，很难闻，吸入后会晕眩，像喝醉了酒一样。
全厂只有他一个人做这项工作，没人告诉他三氯乙烯有什么危害，也没有人告诉他仅有厂方提供的一次性口罩、围裙和一双胶手套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上，屈卫东像往常一样来到工作室，把从装配车间拿来的钢壳装进清洗容器里，盖好盖子。九点多钟，他掀开盖子，准备检查是否清洗完毕，一大片白茫茫的气浪迎面冲来，然后他就失去了意识。
工厂把他送到附近的小诊所，医生把他抢救过来。主管告诉他他是因为中毒导致的休克，但厂方和诊所并未告知他病情的严重性。
两天后，经过草草治疗的屈卫东照常去上班，压根没想到自己有可能得了职业病。这次事故之后，厂里就给他买了工伤保险，他也成为厂里唯一一个有工伤保险的工人。很显然，工厂已经怀疑他得了职业病，但并没有告诉他。
但三氯乙烯的损害已经慢慢显现。中毒晕倒后没多久，他手上、脸上出现了脱皮现象，后来脸上又开始长出脓疱一样的痘痘。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工厂为他换了岗。2006年，屈卫东开始出现头晕头痛、手脚酸痛、视力下降、眼睑干燥、怕光等症状。到2007年，病情恶化的他再也不能上班了，开始四处求医。
医生告诉屈卫东，他将来可能会失明。
2010年4月，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屈卫东为职业性急性重度三氯乙烯中毒;
2012年12月，他被诊断为职业性急性重度三氯乙烯重度神经系统后遗症(视神经萎缩)。
2010年6月，屈卫东被认定属于工伤。
2013年10月，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他为六级伤残，有一般医疗依赖。
雪上加霜：工厂注销了！
患病后，屈卫东陷入了困境。
有效的两种治疗药物，一天就要花费500多元，但未列入职业病用药目录。看病期间，厂方只发给底薪。2009年，他住院了， 工厂只发底薪的80%，扣除社保后，只剩下一千多一点。
住院后，厂方跟屈卫东协商，希望给他赔一笔钱让他离职，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这跟屈刚患病时工厂承诺“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你的眼睛”态度截然相反，被屈卫东拒绝。
屈卫东的就医之路充满艰辛。他先后被广州、深圳多家综合医院、职防院求医，被以“过年了”、“治不了”、“没床位”等种种理由拒绝治疗。无奈的他只好隐瞒患有职业病的情况，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求诊，结果医院很快就收到工厂的信息，得知他的病情系职业病，屈卫东再次被拒绝入院。
考虑到职业病的复杂性、专业性，以及工厂在他患病后的系列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做法，曲卫东觉得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2013年10月，屈卫东就职业病赔偿问题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厂方支付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续医疗费共300多万元。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判决都不理想，每一次判决都比上一次判的赔偿金额多，但到二审，也只有22万多。目前他已上诉到省高院，等待开庭。
然而，官司还没打完，2015年2月10日，工厂突然注销了。工厂注销，社保断了，屈卫东的治疗都成问题，雪上加霜。
职业病人如何养老？不敢想！
除了职业病的赔偿，屈卫东还同时在打另外一场官司。
2014年，他去打印社保缴费清单，发现厂里给他少缴了2年半。根据相关规定，养老保险缴纳未满10年就不能在深圳办理退休。屈卫东跟工友向社保部门申请补缴，但被深圳社保部门以超出2年追缴时限为由拒绝。
随后，屈卫东与另外3名工友起诉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局行政不作为，要求社保部门重新受理工人的补缴申请，推动让厂里补缴社保。2015年2月10日，该案二审开庭，庭上，社保部门承认是因为还未出台补缴细则而导致无法为工人补缴养老保险。
屈卫东希望养老保险参缴满15年，享受深圳养老保险待遇。曾经，屈卫东的想法很简单，多加班、多挣钱，以备养老。
他现在已经无路可退：身体状况让他无法再就业，工厂注销，社保也无着落。他仍需治疗，仍需后续生活，仍需承担家庭责任。
不幸让他彻底改变了对城市的向往，“青春投入到这个城市里，现在却被城市抛弃了。”但不幸也从未让他屈服，今天，他依然在妻子的陪伴下，走在抗争的路上。
① 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英文缩写TCE，俗称“洗板水”、“三氯水”、“清洗剂”等，为无色、易挥发的液体，有芳香气味，有优良的溶脂性能，清洗方便。广泛应用于电子、五金等行业的清洗工艺，如清洗线路版、显示屏、不锈钢等。清洗设备常见的有超声波清洗机，直接利用手工擦洗的工种也不少见。三氯乙烯中等毒性，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导致全身皮肤损害、中毒性肝损害、心脏损害、视神经损害、猝死等死亡率高达50%，个体敏感性差异很大。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养老保险关注组，微信号：yanglao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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