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出现了一个烈士有三个持证人的反常现象......
烈士证书
吕旃蒙将军任中央军校(黄埔)十六期第二总队上校总队附时留影
2014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英烈名录后，民政部决定旧版《革命烈士证明书》将换发、补发新版《烈士证明书》，政策明确规定：
“烈士直系亲属(系指烈士的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执有《革命烈士证明书》的，经相关民政部门严格审核后，凭所执证书换发《烈士证明书》。新证只能有一名持证人。烈士的旁系亲属不属于换证、补证对象。烈士证持证人是烈士过继来的子女，虽然持有烈士证，但不能换发新证。过继子女和烈士是否有共同生活经历，是换证的条件之一。”
“需要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的烈士直系亲属，如分居多处，应领证的烈士直系亲属所在地的民政部门要主动同其他直系亲属居住地的民政部门进行联系，以防重复发证。要认真审查、核实烈士和烈士遗属的相关信息，防止错发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发生。发现执证人不符合执证规定的，应当停止换发《烈士证明书》。”
虽然有以上政策，但下面不作为或作为不力，甚至营私舞弊，就会存在不应持烈士证者能持证，合法持证者的权利反而被剥夺，或者一位革命烈士出现多个烈士证书持证人并存的现象，引发许多严重家庭矛盾。如此谈何继承烈士遗志?谈何在“四化”建设中做出新的贡献?一旦外敌入侵，国家谈何凝聚人心共同对敌?例如：
湖南省籍著名抗日英雄黄埔五期、陆大十三期毕业的31军少将参谋长吕旃蒙将军，在国共合作期间的桂林保卫战中，与日寇作战壮烈牺牲，2014年名列国家公布的300名英烈名录中后，今日却出现三名“烈士证书”持证人!
第一个烈士证书原始持证人是1984年4月1日由安徽省民政厅发给家住蚌埠市吕旃蒙配偶周成益女士的。国家追认的“革命烈士证书”是周成益女士母女俩从1968年开始收集烈士的抗日资料和寻找吕将军的同僚、上级，经过多年的上访以及亲友帮助，最后通过其女所在的组织函调，解放军广州军区陈明仁上将军长，兰州军区韩练成中将军长把吕旃蒙将军抗日牺牲的证明材料调来。数年后又通过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把吕将军壮烈牺牲的材料递交中央领导。在审核吕将军抗日牺牲人证、物证、旁证三证齐全的条件下，才追认为革命烈士。她们才是符合政策的“应领证的烈士直系亲属”。
第二个烈士证书是1985年湖南省民政厅没有经过严格审核，草率发给了与吕旃蒙将军早在1937年已离婚、五年之后的前妻杨氏，与他人1942年所生的儿子。此旧版烈士证书现还在永州其子的后人手中。此人所持的证书不知采取了什么手段获得。只知道1984年吕旃蒙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此人出于某种动机，多次强行要周成益女士认他为子，但都遭到了拒绝。该人也曾多方活动，曾骗得桂林文史资料第五辑《吕旃蒙传略》中，有了他是烈士后人的字句。就在今年4月23日晚，此人的女儿把手机上吕将军的烈士证书和桂林文史封面以及文史中他是将军后人字句等的图片，给重庆铜梁作协负责人看，当场得意地炫耀她父亲出生时，说蒋介石还发来了贺电。此谎言当晚有六人知道，有两人见到图片。
湖南省民政厅有关人员把国家“要认真审查、核实烈士和烈士遗属的相关信息，防止错发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发生”的政策丢到哪去了?
第三个新版烈士证书持证人是今年5月份左右，湖南民政部门面对永州一个与吕旃蒙烈士亲属完全无关的老妇吕木兰，她谎报原所持证书遗失申请补证，经办民政人员不仅没按规定认真调查、严格审核，就盲目确定她为“应领证的烈士直系亲属”给予补发，也忘了按规定“需要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的烈士直系亲属，如分居多处，应领证的烈士直系亲属所在地的民政部门要主动同其他直系亲属居住地的民政部门进行联系，以防重复发证。”反之，当蚌埠市民政在执行民政部下达关于旧版《革命烈士证明书》将换发、补发新版《烈士证明书》的决定时，却主动与湖南方民政联系，而湖南方拖了数天后回答说，烈士证已补发给年长者吕某不可更改了。
湖南民政部门应按民政部政策：“发现执证人不符合执证规定的，应当停止换发《烈士证明书》”才对!
按政策本应是湖南方应主动联系我安徽方商量，现反而是安徽省民政部门多次与湖南民政部门联系，却无法沟通。民政部规定，换发、补发新版《烈士证明书》的决定时，“要进行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的教育，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教育烈属要保持革命荣誉，使他们正确地继承烈士遗志。”这是民政分内职责，现在有人却丢在脑后!因此，在今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出现了一个烈士有三个持证人的反常现象，持证人中他们谁能继承烈士遗志?他们都能理解烈士崇高的遗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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