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一财网，作者姚美雄系人口学者、高级统计师)
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严峻，危机初露端倪。笔者预计，2020年之后将爆发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这将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笔者建议立即实施倡导“两孩”并走向鼓励生育。
2020年后危机将爆发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40多年来，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目前人口增长过快趋势已得到根本扭转。同时我们应充分注意到，少子化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提速和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并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笔者预计2020年后将出现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问题。
首先是招工难。
目前我国少儿人口大幅下降，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1982年为33.6%，到2014年只有16.5%，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0%，比美国的20%还低，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少儿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4年只有2.2亿人。
2021年之后，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的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时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21年后，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将呈悬崖式下降，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降幅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减少，将遇到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超过8000万人。
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此外，青年人口急剧减少，还将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消费能力，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
二是娶妻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的现象(正常值是103~107)，2014年仍高达115.9。2010年，我国0~19岁人口中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10万，因此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娶妻难将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大难题。
到2020年，“娶妻难”将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20年，24~28岁男性有49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3900万人，男比女多了1000万人，只能向低年龄女性中去择偶。由于低年龄段男女失衡持续产生、一直处于高位态势，因此这一问题将非常棘手。或会造成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
如果成年男性分化成了有配偶阶层和无配偶的“剩男”阶层，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后，却有一大群“剩男”无法成家、当婚未能婚，这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会大大降低这个特殊人群对社会的认同感，甚至将成为他们中少部分人反社会的诱因。
三是养老难。
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14年已达1.37亿，占全国人口的10.1%。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将超过30%。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社会保障面临相当压力。
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在目前这种“四二一”家庭结构中，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
因此，笔者认为，2020年后人口“三难”的全面爆发，将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将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过早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目前，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如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促进人口结构向正常水平回升，那么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将面临巨大挑战。
人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未来我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笔者认为，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整到18.5%，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3300多万少儿。“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增量人口上限为400万人，其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到0.3%。显然，靠“单独二孩”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当前，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由于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70年代出生妇女，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的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因而，补偿性生育主力军是70年代出生妇女，然而她们中最小的也已超过35周岁，属于高龄产妇。随着时间推移，其怀孕概率下降很多、畸形儿概率增加很多、生育风险也提升了很多。
随着时间流逝，现在每年都有好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因而，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当前及“十三五”是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关键期，修复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危机正与时间赛跑。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根本原因是人口进入了新常态，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的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逆转，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基本丧失，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还在2020年之后。
我们都知道，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许多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启动全面放开“二孩”。现在应该担心的是补偿性生育量太小的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从国际上看，韩国少子化水平与我国相当，其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0%，仅比我国低0.5个百分点，然而韩国于1996年在生育率降到1.65后就取消了从1962年开始实施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控制人口政策，并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如果错过了当前放开二孩的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鼓励生育，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恐怕也将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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