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我们破例来讲讲朋友做的研究。因为话题是县中与高中教育。我在高中阶段也恰好就读于一所被当地人称为“县中”的学校。我的朋友梁淑怡在过去几年中，对县城高中的教育生态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除此之外，我还骗到了有教育行业从业背景的何笑琦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下接正文。
今天分享的是我过去几年研究的一个集合，我关注的主要是县城教育的问题。我的田野点是东部某省份的一个县城，我称之为A县。做研究的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县城之间的差别其实挺大的，而东部省份整体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这也构成了我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
A县所在的城市在 2015 年颁布了一项政策：初中升高中实行全市统一招生。也就是说，哪怕是A县的县城学生，只要中考成绩达到市区学校的分数线，就可以到市区高中上学。这项政策在 2015 年颁布后，2016 年参加中考的学生就开始受益了，所以我的研究重点就是A县初中升高中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为什么学生选择留在县中?
这里有个关键现象，也是我最初关注到这个问题的原因：2015 年这项政策实施以来，A县并没有多少学生选择去市区高中上学。我当时特别疑惑，因为A县的县中已经衰落得比较厉害了——它曾经是东部县城里的老牌名校，21 世纪初那几年，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但 2010 年之后，县中的教学质量就逐渐下滑，到 2015 年政策出台时，已经和市区的几所精英高中形成了明显差距，之后更是十几年都没再出过清北学生。
按道理说，县中在衰落，学生又有机会去更好的市区高中，为什么大家不选择去呢?我在研究里放了具体的数据：A县每年中考的前 100 名，都有资格考上市区前五名的精英高中(这五所学校是我定义的市区精英高中)，其中前 30 名甚至能进入市区前两三所最好的学校。但实际情况是，每年真正去市区高中的A县学生不到十人，这个比例相当低，大量学生都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这项研究的核心问题。
2015-2020：市区的“素质教育”
我把整个研究故事分成了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 2015 年到 2020 年，我重点研究了这几年市区高中的教学模式，发现他们一直在大搞素质教育。那段时间，市区学校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能通过自主招生、保送等渠道，获得进入好大学的机会，至少能拿到降分录取或者其他形式的录取资格，这也是市区高中坚持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背景。
一直到 2020 年之前，我研究的数据都显示，市区高中的素质教育搞得非常多。但素质教育是县城学生从小到大完全没接触过的模式，所以很多县城的优生到了市区高中后，会经历一个明显的不适应过程，而这种不适应最终会影响他们的高考成绩，反过来也让更多县城学生选择留在本地。
关于市区高中的素质教育模式，我在研究中把它分成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升学导向型素质教育，核心是五大学科竞赛，还有一些文史哲相关内容，这种素质教育有很明显的预先筛选性。比如学生高一刚入学就要参加考试，选拔出成绩好的同学进入竞赛辅导班，学校会专门提供竞赛辅导课程。
但对县城学生来说，他们从小没学过数学物理竞赛这类内容，就算中考时数理成绩很好，也没法在刚入学的竞赛选拔中考出好成绩。到了市区高中后会发现，虽然学校为竞赛、自主招生提供了很多师资和信息渠道，但这种筛选从高一开始就已经完成了，只有通过初期选拔，才有时间去参加竞赛课程，所以这条素质教育轨道对县城学生来说基本是关闭的，市区高中通过非考试渠道拿到的那些升学名额，县城学生根本没法受益。
第二种是自由发展型素质教育，这部分也是从高一就开始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课外活动，更像外界宣扬的那种素质教育——强调全人教育、多维能力培养，主张让孩子自主自由成长。这种素质教育是向所有学生开放的，没有筛选性，所有高一学生到了市区高中后，都必须上校本课程或者选社团，能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社团里挑自己喜欢的参加。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留给学生应试刷题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A县每年中考都有不少成绩好的学生，但他们的学习风格和市区学生不一样，县城的小学和初中根本不搞这些社团活动，这些优生的长项就是刷题应试。到了市区高中后，他们必须按照学校的要求和规则，把高一大部分时间花在课外活动上，刷题的时间被严重压缩。
所以许多所谓的 “小镇做题家”，到了市区高中后，既没沾上自主招生的好处，也没能把自己的刷题优势练到位，高考时反而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处在相当被动的状态——刷题没刷好，加分也没拿到。这就让县城学生形成了一个共识：去市区高中上学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好处，与其去那边不适应，不如留在县城埋头刷题，最后结果可能也不差，这也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判断。
不过要说明的是，在市区高中的官方分类里，并没有把素质教育分成 “升学导向型” 和 “自由发展型”，但从我接触到的学生视角来看，这两种类型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教培市场的区别
这里我又多追问了两个问题：同样是搞自由发展型素质教育，市区学生的刷题时间也减少了，为什么他们好像没受到特别大的影响，而县城学生却感觉冲击极大?另外，前面提到的县城学生是从哪一步开始落后于竞赛轨道的?我针对这两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
先说说第一个问题：县城学生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竞赛轨道?根据我的研究了解，整个城市的小学和初中主要以公办学校为主，这些学校都不会在校内提供竞赛辅导课程，这和高中有明显区别——市区的优质高中会在校内为学生提供竞赛集中培训课程，因为这直接关系到高考录取，没什么可隐藏的，比如会邀请附近高校的老师或者竞赛教练来校讲课。
初中阶段其实并没有明显分化，哪怕是市区的优质公办初中，也不会在校内公开提供竞赛课程。因为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管理更规范、标准化，不允许进行校内选拔和开设这类课程。可能有个别老师会私下开展竞赛辅导，但这种行为不会公开宣扬，顶多是学生之间口口相传，学校绝对不会允许老师公开搞竞赛培训，这是我调研到的实际情况。而真正的分化，其实体现在教育市场上。
市区和县城的教培市场发展程度差距很大：大型连锁教培机构很少会开到县城，但在市区里却很普遍。这些连锁机构的很多老师要么参加过学科竞赛，要么是清北复交等名校毕业，有能力提供系统的竞赛辅导课程，而且他们的课程体系也更完善。也就是说，市区学生能通过教育市场买到这些竞赛课程。
但县城的情况完全不同：县城的辅导机构大多是开在学校或小区旁边的小型非连锁机构，授课老师主要是持证大学生、体制内老师兼职，还有一些从体制内辞职专门做培训的人(体制内老师兼职属于灰色地带，虽不被完全允许，但实际也存在)。整体来看，县城的辅导机构很少能提供系统、优质的学科竞赛培养资源。
我去县城的辅导班实地看过，发现他们的师资水平根本教不了竞赛，使用的练习材料和教材也都不是竞赛相关内容，还是以课内辅导为主，核心是通过各类教辅资料帮助学生冲刺中考、高考成绩。说到底，不管是体制内教育还是课外教培市场，应试都是县城教育的明显风格;而市区的教培市场则更加多元，能提供各种各样的课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进入升学导向型素质教育的筛选环节，县城学生就会立刻落败——市区有一批学生从小学、初中阶段就通过市场化机构提前为竞赛轨道做准备了，而县城学生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
再回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市区学生参与自由发展型素质教育后，刷题时间减少却没影响高考?答案还是和教培市场有关。进入高中后，选择当地的辅导班其实有不少门道，教培行业从业者可能对此很清楚，不同机构有不同的风格。但对县城学生和家庭来说，他们突然来到市区，人生地不熟，既没在这里上过学，也不熟悉当地的生活和工作空间，根本不知道哪些教育机构靠谱。他们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摸索，可能要过一学期甚至一学年，通过和班里的市区学生建立友谊、靠熟人介绍，才能找到优质的辅导班。
市区学校下午四点左右就放学了，学生大多不会直接回家，而是去校外辅导班刷题，这对市区家庭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从小就过这样的日子。但县城学生不太知道去哪里找优质辅导班，一旦找不到，就没法补充刷题，自然没法弥补学校里刷题时间减少带来的影响，高考风险也会增加。而市区学生因为熟悉本地教培资源，能及时通过校外辅导补足刷题需求，所以即便学校搞自由发展型素质教育，也不会对高考成绩造成太大影响。
县城学生的适配困境
这就是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2020年之前，县城学生之所以不愿意去市区高中，核心原因是存在大量适应问题。这种适应困境，和高等教育领域的相关讨论很类似，比如要不要给西部省份学生降几十分录取到清华，大家关注的是“把学生招进来容易，但他们在大学里的适应过程可能非常艰难”，这本质上涉及的是教育过程中的适配问题。
我觉得这种适配困境不仅存在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领域同样如此。让县城学生突然进入一所教育模式完全不同的市区高中，他们必然需要经历漫长的摸索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获得的支持和资源，尤其是公共性的支持，是非常少的。如果适应不好，最终只能依赖家庭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投入去弥补，处境会很被动。
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还有个关键区别：不管怎么说，能考上清华，哪怕适应过程艰难，最后拿到毕业证，也还是有所收获的;但对进入市区高中的县城学生来说，高考是明确的硬目标，一旦因为适应不良导致高考失利，这对学生本人，以及对抱着阶层跃迁期望看待教育的大多数中国家庭和家长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代价也更大。这也促使他们在选择时表现出更强的保守性，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县城环境。
2020年后的变化
不过事情在2020年之后发生了变化。背后有多重原因：比如教培市场的变迁，整个教培行业被取缔;疫情之后，市区学生家庭能投入的教育资源也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自主招生的消退，虽然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还是给市区精英高中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这些市区精英高中，特别是全市甚至全省排名最靠前的一两所，在2005年之后到2010年代的那段时间几乎包揽了全省的精英大学保送名额，哪怕它们在高考中的表现下滑，也没人会太在意——除非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人，否则不会去细究这些数据。它们垄断了竞赛资源，靠着自招和保送就能维持漂亮的名校录取率，完全可以不费心抓应试。
但随着保送名额被大量压缩，自主招生取消，现在想直接保送清华等名校变得非常艰难，这就逼着这些原本的龙头高中，也不得不开始抓应试。2020年之后，我所调研的市区精英高中出现了大幅度向应试教育转变的现象：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抓成绩，不能再搞那么多社团课程了，否则高考成绩就会不理想。
当然，这里要再次强调地区差异性：我研究的是东部省份的城市，这里教育资源本来就好，之前一直享受着素质教育的红利;至于中西部省份，我不确定是不是很多头部高中早就完全转向应试教育了。
2020 年之后发生的明显变化，综合所有信息来看，我在调研过程中觉得这给A县学生打开了一个 “小镇做题家” 能在高考中胜出的机会窗口。因为之前大家担心的、让县城学生难以适应的素质教育模式，正在逐渐衰退和消失，市区高中开始转向抓应试。而一旦它们聚焦应试，原本的师资优势就凸显出来，教学效率和县城的县中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县中保卫战”
所以我在想，如果 2020 年之后，A县有学生中考成绩非常好，应该要选择去市区高中，因为这对学生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但实际情况是，A县学生并不太清楚市区高中教学的变化，信息滞后性非常强—— 这就是我研究的第二个故事。
这种信息滞后的背后，是县城教育系统一直在进行的 “信息保卫战”，核心做法就是让县城初中的学生对市区高中非常不了解，与此同时，又让学生对县中无比熟悉，形成强烈的信息落差。而人在做选择时，面对一个熟悉的选项和一个很陌生的选项，对安全感的追求会让人更倾向于选择熟悉的那个，这在教育选择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支持。
具体来说，他们的做法很明确：市区的高中每年招生季(大概在中考前的春天)，都会去市内的初中做招生宣讲，但A县初中不会让市区高中进校。与此同时，初中老师也不会主动给学生介绍市区学校的信息。有个老师跟我说的话很有代表性，他的大意是说：“我们当然不会讲外面的学校不好，比如不会诟病市区高中怎么样，那样有失公允，也违背我们作为教育者的伦理，所以我们就不说，假装那些学校不存在。” 相反，他们会大力宣扬县中的优点和优势，重点突出县中在衰落之后所做的各种努力，这就是县城教育系统传递信息的整体特征和导向。
那为什么县城教育系统要搞这样的 “信息保卫战”?我在调研时，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给出了他的理由：县中代表着全县教育的灵魂，是全县人民教育希望感的来源。如果县中持续衰落，整个县的教育信心就会崩塌。A县下辖着很大范围的农村地区，对农村学生家庭来说，要是觉得 “好好上初中，最后也只能去衰落的县中，考不上好大学”，可能就不会让孩子那么努力了，甚至会影响义务教育阶段的控辍保学工作，而控辍保学，一直是农村学校的重点任务。局长认为，高中一旦衰弱，会导致前面学段的教育信心和期望整体坠落，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基本上接受他的这个解释，但还是忍不住想：这个过程是不是太 “顺畅” 了?有没有人能突破这种信息封锁?
比如初中班主任，他们如果主动搜集信息，其实是能知道市区高中真实情况的：市区学校会和县城学校一起模考，有不少交流;县城的学科带头人也经常去市区出卷子、参加教研活动，虽然这种交流比市区各区之间少很多，但也不是完全隔断的。
那这些老师会不会给学生透露一些不一样的信息呢?我发现，有些老师即便有想法、觉得好学生应该去市区上学，但在传达 “去市区学校更好” 这个信息时，也会非常谨慎甚至避讳。一方面，这和教育系统 “保县中” 的大方向不合，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更核心的原因不是这个。
因为就算教育系统有大方向，作为初中班主任，要是在晨会、午休或者班会课上提一句：“大家成绩如果不错，也可以考虑市区的学校，它们现在也很棒，想走出去的话可以试试”，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就算说了，校长、管理层和局长也不会闲到为此处罚你。而且去县城学校看看就知道，初中、高中的校长、副校长其实挺难做的，老师们不一定会服从指令。他们不像市场化就业那样随时可能丢饭碗，所以完全可以 “当老油条”，不用太顾虑校长的态度。
老师的地方社群
但就算是那些有副高职称、对市区学校情况很清楚、也不在乎校长处罚的班主任，仍然不倾向于跟学生多说市区学校的信息，这就和另一个原因密切相关了。我发现，县城的中小学老师，尤其是中学老师，背后有一个比较密切的网络体系，或者说 “社群” 模式。
这种社群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县城就一所最好的县中，还有初中部，其他初中的老师和县中的老师之间可能有许多工作交集;有些初中老师做了一段时间后，会去教育局做教研员，也会和高中老师打交道，比如我是从县城初中出来的语文老师，后来去教育局做语文学科教研员，就会和高中教研员、高中教研组一起讨论工作，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大家处于一个密切的工作体系中，不是谁都不认识谁的状态。
而市区的教育系统可能不太容易形成这样紧密的体系，他们的盘子太大，不同区有很多学校，老师数量也多，很难做到人人熟悉。但县城不一样，学校和老师数量都有限，彼此之间的联系很紧密。
另一方面，这种密切联系还源于多年来共同的居住空间。我调研的这个县城，在 1995 年到 2005 年之间有过几次单位分房，形成了所谓的 “教师新村”，有好几块这样的区域。这些老师常年居住在一起，虽然 20 多年过去了，有人下海、有人离开教育系统、有人退休，但曾经长期同住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很多家庭层面的私人往来。
这就意味着，那些 “老油条” 式的初中班主任——他们可以不在乎校长批评，本身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在县城教育系统里待了很多年——很可能就是当年住在教师新村的一员，他们不太愿意说不利于县中的话。虽然他们没有像局长那样明确喊出 “保卫县中” 的口号，但从他们的态度里能感觉到，出于人情和社群往来，他们发自内心希望县中能留住更多好学生，也希望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县中的高中老师)工作压力能小一些，毕竟如果县中成绩持续衰落，高中老师的压力会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局长提出 “保卫县中” 后，初中班主任们会照办，进行有方向性的信息宣传，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县城家长为什么获取不到信息?
最后一层原因，相对简单一些：为什么县城家庭没能突破教育系统设置的信息轨道?其实获取市区高中的信息没有特别难，我做研究时，花几个月时间也摸清了市区各高中的风格，他们会在网站上公布很多信息，蹲点找放学的学生聊聊也很方便;疫情后，市区精英高中还会开腾讯会议形式的招生宣讲会，内容和线下一样详细，完全不受 “不能进校园” 的限制。
如果这种信息封锁发生在市区，市区家长肯定不会买账，一定会主动突破，甚至挑战老师。市区家长对老师传递的信息会带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眼光，这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信息搜集渠道太广泛了，他们有能力自己核实。
县城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自从 “教育城镇化” 浪潮开始后，大量农村学生向市区或县城的学校转移。A县的初中现在体量很大，新增的学生大多是农村来的，以前他们可能在镇上读初中，但现在只要家长能在县城找到工作、打零工，都会把孩子带到县城来读小学和初中。
在这种趋势下，县城初中班主任的信息传递对象，很多是农村家长或在外务工的家长。我调研时，曾尝试把市区学校宣讲的腾讯会议链接发给一些家长，但没人参加，因为腾讯会议对他们来说很陌生。而且在教养观念上，他们对老师的权威非常信任，不会觉得 “老师会害孩子”，反而认为 “老师比我们懂教育”。另外，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像我做研究那样在网上扒信息、蹲点调研。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让县城学生和家长，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群体，很难突破既定的信息传递方向。
在这几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虽然 2020 年后，在我这个外人看来，A县学生去市区高中的好处比以前大了很多(曾经让他们不适应的素质教育模式在消退)，但A县学生并没有表现出去市区上学的倾向。这项全市统一招生政策已经推行十年了，市区高中并没有形成所谓的 “虹吸效应”，大部分县城学生还是选择留在了本地，这就是我研究中两段不同的故事。
突然给县城注入新的教育资源，会怎么样?
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研究尾巴，是我后来做的量化研究。之前县教育局局长说要 “保住县中这个教育的灵魂”，这让我不禁思考：如果县城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足够充分，是不是就不需要用 “信息保卫战” 的方式留住优生了?比如县中的老师能开出像市区高中那样高质量的语文课，能有机会去大学观摩中文系的课程并借鉴到教学中，要是县城老师能获得这样的学习机会和资源投入，县中是不是就不会这么衰落，县城也不用靠封锁信息来留住学生了?说到底，是不是因为县城的教育资源太少了?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做了一个假设：如果给县城突然注入一批教育资源，会带来什么后果?从全国数据的研究结论来看，核心结果是县域内的不平等会增加。我之前讲的所有故事，更多影响的是县城里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但这些学生始终是少数人。虽然他们去市区高中会遇到各种适应困境，做教育选择时也有重重障碍，但他们终究是县城里成绩顶尖、不那么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而县城里的大量学生并非如此，如果给县城注入更多教育资源，带来的后果会是县域内的不平等加剧。
以A县为例，它有三所高中：县中(县一中)、二中、三中。如果给局长新增一批教育经费和资源，他大概率会把绝大部分资源投入到县一中(县中)，在他看来这是最有回报、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能保住 “县城教育的灵魂”。但这样一来，县二中和县三中的学生与县一中学生之间的资源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原本他们能获得的资源就不如县一中，现在只会更落后。
这种情况在资源禀赋本身较差的县城会更明显。A县说到底是东部县城，原本的教育经费还算充足，县中不缺师资和硬件设备，所以新增资源后，教育局或许还能拨出一部分给县二中和县三中;但对于更不发达的县城来说，县中本身就极度渴求资源，新增资源可能 80%-90% 都会集中到县中，县二中和县三中的学生与县中的差距会拉得更大。
这还会影响到学生的 “希望感”。林小英老师在《县中的孩子》这本书里提到，县城里大量甚至大部分高中学生都缺乏希望感，不觉得自己能考上好大学，也没想过未来要上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因为最终能考上大学的比例本来就不高。如果新增资源进一步拉大县域内的教育不平等，这种 “提前丧失希望感” 的情况，在非顶尖的县二中和县三中会变得更严重。现在大家讨论城乡教育不平等，更多关注的是县城与市区、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差距，但县域内部不同高中之间的不平等其实同样重要。
何笑琦补充讨论
我自己就是因信息差选择跨区域就学的学生 —— 小学就读于乡村及乡镇级中心校，初中去了县里的私立学校，高中考入全市排名较高的公立学校，所以能感受到你研究中提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认可你的研究核心：虽然聚焦县中，但围绕 “信息交流与信息保护” 展开的探讨非常隐蔽且重要，也赞同你聚焦报考学生及其信息获取来源的方向。不过你目前关注的 “家长忽略公开信息机会”、“老师的地方保护式信息保护” 这两点，我认为还需要补充两方面：一是 6 月份真正面临报考的县城学生，他们的真实想法和信息获取来源，以掌握实际比例;二是那些成功考上市级学校的县城初中学生，他们高一(尤其是第一学期)的真实近况，这部分信息非常关键且有必要。
除此之外，还有三点可以探讨的：
一是县教育局局长的立场。县教育局局长说 “县中是县城教育的灵魂”，这个说法可信，但他是用热血的表述掩盖了核心的职责与利益问题。首先，县级基层教师和管理人员首先服从自身利益，他们有自己的圈子，维护圈子利益是首要的;其次作为县级官僚，必须服从县级利益(林小英在《县中的孩子》里也提到 “县官不如现管”，县级教育部门听县级领导班子的)。
那么，对县级领导班子来说，经济和人口问题是核心 —— 县中是县城人口再生产的关键。现在城镇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全靠农业地区支撑，而农业地区出生率也在走低。如果县城学生纷纷去市区上学，会导致县城人口流失、甚至 “垮塌”，这对县级层面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因此，分析这个问题不能只谈教育资源，必须切入经济视角：比如对比县城与市区学校周边的房租、地产价格变动，就能直观反映人口流动和教育选择带来的影响。
另外我还有一个观察：大约在2008 年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产业化越来越严重，学校的教育功能逐渐被冲淡，家庭承担人口再生产的费用比例越来越高。零几年县中能出清北学生的时代，家庭投入占比很小;现在县中难出顶尖学生，不只是老师和生源流失，更核心的是家庭投入、家长职业、家长阶层比例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二是教师的问题。关于教师“保卫县中”的倾向，可能还有教师培养体系的深层原因。首先是很多老教师真的可能存在认知局限的。现在的老教师，或者刚退休的教师多为 70 年前后生人，90 年代参加工作，他们的学历很多是县级中专、函授或广电类中专学历，工作后持续接受的是县里的培养，认知范围局限于本省本地，各类交流和比赛的比较之下，他们是真的觉得自己县城的学校很好，老师之间的差别不大。对于外部差距，很多时候也思考的是生源问题和学校的教学资源投入的不足。
对于新教师来说，也很难说自己先天在资质上就不如市里的学校，甚至在具体的比较上，同样的分数市区学校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并不能比得上县里的。好的待遇会吸引好的老师，所以待遇高自然就意味着教师水平，可能有的教师会这么想。
无论是老教师还是新教师，可能在比较中都不会认为学校之间有什么惊人差距，这种怀疑或许构成对自身工作的否定。每个学校都有尖子生，都有高级教师，只是比例不同罢了，这关系到生源质量和资源倾斜，而名校录取数和教师职称待遇对普通学生来说其实没什么参考价值。
第三点是关于教育质量的。你提到 “去市区高中听课，觉得其教学水平更高”，我不是质疑你的专业能力，而是想指出一个可能反常识的点：教师眼里 “课上得好”，未必是学生认为的好，也不一定是教学评价中的好。对县城学生来说，“课上轻松、能短期提分” 才是更实际的需求。“教学质量”往往受教育局评价体系影响，它是一种指标，实际对课程的评估需要多方面考虑，但现实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测试学生分数。
另外，你认为 “市区高中转回应试就能比县中做得更好”，但是除了师资之外，可能还得补充三个因素：
第一是管理习惯：县城学校的管理模式已经持续多年，在学生、老师、学校风气上形成了传统，管理上有惯性优势;市区高中要转回应试，甚至可能搞不定老教师，这种转变一定会面临诸多挑战，也会出现新的管理问题。
第二是学生素质：县中学生的平均分通常比市中班级低，省级重点(示范)校的数量也更少，学生分数差距较大。平均分和分数的分布离散程度会影响编班，而编班会深刻影响课程设置和具体进度，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前提，也会影响应试表现。
第三年点信息获取与科研体系：县城教育相对闭塞，教研很多时候只能“等靠要”;而市区学校(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学校)会主动出击，比如 A 市一中与 B 市二中这类顶尖学校会联合联考、开展教研，还能和外省学校建立联系，获取最新教研信息。刷题的关键在 “刷好题”，掌握命题趋势，县城学校信息闭塞，就算刷再多题，效果也可能不如市区学校。
最后还可以补充一点我的观察：考试改革正在朝着 “弱化重复刷题提分” 的方向发展，这也会共同影响市区和县城学校的应试模式效果。跟一些省里有名的“市中”比，很多市区的学校都在变成“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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