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贫不笑娼”——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在今天的社会舆论中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当人们用它来讽刺某些社会现象时，实际上是在描述一种价值观的颠倒：贫穷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而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的人，却未必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这句俗语并非仅仅关乎个人道德选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催生的一种意识形态症候。
一、“笑贫不笑娼”：资本主义逻辑的道德投射
“笑贫不笑娼”本质上符合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货币在本质上是“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金钱—货币这个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东西，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将人们的情感、人格、尊严、道德乃至法律变成可以出卖的商品。
资本主义社会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为根本目的。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只是执着于满足自身利益，把个人利益作为唯一目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本逻辑的价值增殖本性，使得财富积累成为最高目标，而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乎道德，则被悬置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笑贫不笑娼”成为资本逻辑在道德领域的自然投射——贫穷意味着被排斥在商品交换体系之外，因而是“可笑的”;而只要能实现财富增殖，手段的正当性就可以被忽略。
二、拜物教：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三位一体”
要深入理解“笑贫不笑娼”的意识形态根源，必须引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包含三个层层递进的层次：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是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商品就感染了拜物教的性质。”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就像宗教世界中“人脑的生产物”一样，“好像是赋有生命而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物”。商品拜物教的实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原本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关系，最终表现为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对拜物教概念的思考早在1842年便已萌发。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写道：“拜物教远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相反，它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欲望引起的幻想诱惑了偶像崇拜者，使他以为‘无生命的东西’为了满足偶像崇拜者的贪欲可以改变自己的自然特性。”这一早期论述揭示了拜物教的本质——感性欲望的投射与对象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引入了拜物教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正式提出拜物教理论，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拜物教理论的体系性建构。
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延伸与完成。马克思指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货币本质上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物化形式，体现的无非是在劳动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然而在现实中，货币脱离商品而独立，一切商品为了彰显自身价值竟沦为货币的代表。货币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万能之物”，甚至成为个体融入社会的“通行证”。
资本拜物教是拜物教的最高形态。马克思认为，只有当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资本逻辑的价值增殖追求，造成了资本可以脱离关系而“自行增殖”的假象。这种假象使得剥削关系被彻底遮蔽——工资的形式掩盖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区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看似是等价交换关系，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正是在拜物教的笼罩下，人们“以物的依赖性作为生命活动的基础，将金钱奉若神明，疯狂地攫取财富和消费商品”。“笑贫不笑娼”正是这种拜物教意识在道德判断上的直接体现——人们不再以人的尺度衡量人，而是以物的尺度(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人的价值。
三、资本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激烈批判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和极端利己主义道德原则。以极端利己主义为道德准则的资产阶级，促成了人际关系的一大转变：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演变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了这幅图景：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斗争取代友爱，利益取代价值，享乐取代超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犀利地批判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在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非抽象地否定一切道德。他的批判指向的是作为虚假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道德——这种道德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性口号掩盖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剥削与不平等。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重塑人的社会伦理的维度，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货币资本’对人的支配”。马克思同时“阐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不道德现象的义愤和对未来社会道德的期盼”。道德被资本逻辑阉割和解构，成为“一些人用来遮掩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伤社会、毒害精神等恶行的饰品”。
四、异化与物化：人的主体性丧失
“笑贫不笑娼”还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深刻异化与物化。德国社会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生于1949年)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弊病的剖析，经历了由早期的“异化”批判模型到成熟时期的“物化”批判模型的转向。“异化”和“物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表现，“将人降格为物和商品，使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压抑了劳动者的能力和个性”。
需要明确的是，“异化”与“物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着不同的理论来源与内涵。异化是马克思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范畴，指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及他人的分离——劳动者“仅仅是实现资本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无限度地增殖自身的工具和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
物化(Verdinglichung)则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中发展的概念，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沉浸在人的意识里”。其结果是，人的情感、道德、尊严、信仰乃至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被物所碾压，崇高和理想被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无情地放逐。在这种物化意识支配下，“笑贫不笑娼”便不再是反常，而成为“常态”——因为人的价值已经被简化为物的价值(财富)，道德的评判标准已经被置换为货币的评判标准。
五、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超越性：走向“人的解放”
与资本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拜物教性质相对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道德视野。
首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道德是被特定社会历史及相应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并非抽象地否定道德，而是批判了作为虚假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道德。
其次，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核心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道德原则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拜金主义道德原则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终极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的个人”绝非沉湎于自我小世界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与他人“共在共存”的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异化”关系，而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
结语：从“笑贫不笑娼”到“人的尺度”
“笑贫不笑娼”绝非一句无伤大雅的市井俗语。它是资本逻辑渗透道德领域后产生的病症——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在人的价值判断上的集中体现。它标志着人已经不再以人的尺度衡量人，而是以物的尺度——货币的尺度——来衡量一切。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异化理论和道德批判理论，为我们诊断这一社会病症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既指向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又指向拜物教观念”。要克服“笑贫不笑娼”这类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错误价值取向，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说教的层面，而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处，揭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正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精髓所在。
在一个真正以“人的尺度”来衡量人的社会里，贫穷不应被嘲笑——它往往是社会制度不公的结构性产物;而不义之富更不应被艳羡——它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剥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想，正是要超越“笑贫”与“不笑娼”这种扭曲的二分法，建立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的新世界。在那里，财富不再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道德不再是资本的附庸，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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