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全文转载·上篇

本文转载自《坚苦如此，何以安歇|2025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作者与编辑：海南椰子鸡米饭

2025年是比往年更好的一年吗?

当返乡的农民望着枯萎的麦田，工厂的工人面对停转的机器，失业的白领喝着平台补贴的咖啡，年轻的大学生翘课去考证和实习，少有人敢说这一年自己过得更好了。好像在2025年最后一天的这个下午，我们也会恍惚感到自己是在经历2024、2009或是1933年的某个瞬间。当你问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工人：“明天会更好吗?”他们也许会朝你咒骂，吐口水，但也可能向你乞讨，如果你是一个体面的精英阶层的话。

但你的施舍仍然不会让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变好，就像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中派农民去修路的那些计划一样。十块钱可以买瓶劣质白酒，二十块钱可以吃一餐饱饭，五十块钱可以在市区最破烂的老鼠间住一晚，一百块钱可以买一双鞋。但你会用鞋来跳舞吗?还是穿着它去找工作?很有可能，如果你不工作，你也将没有鞋。或者干脆将它狠狠地扔向某个人，你的仇敌，让你变得悲惨的人。但他是谁?长什么样?那人在哪儿?

也存在另一种人。我们遇到过的最好的人，一个习惯分享的人，而且本身是一个穷人。当Ta有100块，Ta会将50块分给另一个人。当Ta有一双鞋，Ta会分一只给冬天里完全赤脚的人。不管Ta在不在，这双鞋会一直传递下去。从下面这份报告中，我们希望读者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感受到这种愿望和精神，并希望你加入到这样的行列中来。

在这份报告里，你将要看到的，大多是陷入工作困境的人，当然也包括没有收入的人。也有用鞋扔仇敌的人，但缺少跳舞的人。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要盘点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跳舞，而不是为了记录不公。但此刻，面对这份十万字的报告，我们应该设法搞清楚为什么劳动者不再跳舞了。

2025年，经济萧条的寒意仍在继续。尽管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如官方公布的GDP)维持着温和增长的表象，但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值，显示经济体内部收入低于产出增长，同时工业生产价格(PPI)已连续38个月同比下降，居民消费价格(CPI)全年低位运行，表明经济深陷通缩螺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25年11月仅增长1.3%，创下疫情结束后新低。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全面凸显。

经济萧条中，私营部门内卷严重，利润率普遍下降，部分企业遭遇了资金链断裂。企业在对未来市场的悲观预期中收缩业务、削减人力，落到一线劳动者头上就是降薪、欠薪和裁员。涉及行业、企业范围从新能源车企、互联网大厂、知名外企一直到基层零售餐饮商家。建筑和房地产业以及传统类型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业延续了往年的裁员和降薪态势，部分出口导向制造业受中美关税战影响也遭到冲击。此外，本年度出现的新趋势是——民营医院和民办学校出现大批欠薪倒闭的现象，文化和媒体行业劳动者的恶劣劳权状况也被频频曝光。

另一个凸显的问题是公共服务部门的财政危机。过往支柱性产业和私营部门的萧条减少了财政收入;政策扶持下的新兴产业不足以弥补经济缺口;化债压力要求地方严控开支。在这一形势下，高度依赖财政补助的公共部门，特别是公交公司、公立中小学校和基层公立医院遭受冲击，导致许多“体制内”的基层劳动者遭遇欠薪断保。

民企和外企收缩业务，引发裁员降薪

近年来，传统大卖场在即时零售的冲击下式微，曾为线下零售巨头的人人乐超市经营状况持续恶化，于7月摘牌退市。10月，大量员工集结于人人乐西安总部，抗议公司在资产转移后仅保障高层薪资，普通员工却被长期拖欠工资、欠缴社保，离职员工仅获得远低于法定标准的“0.3N”补偿。9月，运动品牌匹克通知全员降薪，直营销售体系员工受影响最大，薪资直降50%。部分员工因集体提交《拒绝降薪异议书》，遭公司报复性停薪。

前几年在国内大规模扩张的本土连锁咖啡品牌也因行业内卷严重、降本增效而被曝光发生侵害劳权事件。春节前后，MANNER咖啡多地员工反映，公司未向所有咖啡师发放往年惯例的“13薪”，年终奖评定标准不公开透明，导致同店员工待遇差异明显。同一时间段，M STand咖啡则因削减人手、压缩工时、变相降薪和提高工作强度而引发舆论风波。3月，Seesaw咖啡被曝拖欠员工工资，其中包括约50位门店员工和25名办公室职员。还有不少已离职员工反映其在职期间遭遇工资分期发放、五险一金断缴以及违规辞退等侵权问题。

2025年，国内数家科技企业相继传出裁员消息。今年3月，一名阿里巴巴淘宝买菜部门的孕期员工在公司广州办公地点楼顶拉横幅抗议，指控遭到“非法解雇”。尽管阿里随后回应称并未辞退这名外包员工，将依法发薪，但这一事件折射出部分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仍在持续。根据财报数据，阿里2024年度减员近2.5万人，2025年度由于出售业务等结构性调整，减员近8万人。百度则自11月下旬起启动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裁员。此次裁员覆盖所有部门，减员比例从5%到30%不等。其中游戏、直播等非核心业务线减员比例更高，而AI与云计算相关业务部门受到的影响极小。12月，有消息称真我手机(realme)启动大规模裁员计划，首轮裁员涉及外包、驻企及正式编制员工。网上甚至有“部分部门仅留一名校招生”“高职级员工调往印度”等细节流传。

今年陆续也有多家外企收缩在华业务引发裁员。2025年1-1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为6931.8亿元，同比下降7.5%，延续2023年来的下降趋势。3月，全球支付巨头PayPal上海公司被曝发生大规模裁员，风控部门遭全员裁撤，而赔偿方案据传为“N+6”。奔驰中国于2月底启动裁员程序，比例为15%，主要涉及销售、汽车金融两个体系。被裁员工可获“N+9”赔偿，且若后续两个月未成功入职新公司，还可拿到奔驰3-4月的工资。为规避提高的人力成本和地缘政治风险，多家跨国企业撤离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引发近两年的“搬厂、关厂潮”。2025年底，索尼宣布关闭其位于惠州的工厂，3万名员工将因此失去饭碗。同一时间，佳能也关闭了其中山工厂，其为被裁员工提供的“2.5N+1”补偿、相当于5个月工资的就业支援金及多项特别奖励引发舆论关注，被网友赞誉为“裁员赔偿的天花板”。许多评论将佳能的合规与慷慨，与部分国内企业裁员时补偿不足甚至缺失的现象进行对比，感叹“外企的底线是劳动法，而国内一些企业的上限却成了劳动法”。

但并非所有外企都以“体面”的方式撤离。2月，日本东洋轮胎公司把其位于江苏一工厂的大部分股权转让给辽宁恒达盛投资有限公司，引发数百名工人聚集抗议。工人们普遍担忧企业借此规避巨额经济赔偿，因而要求企业在转让股权的同时，必须提供合理赔偿方案。这类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一些外资企业在进行产业迁移、撤离原投资地时，可能通过将工厂股权转让给本地企业来获得经济补偿。然而，工人对于企业的所有权变更却完全没有知情权，对自身未来的职业稳定缺乏主动权。而接手的本地企业(不乏我们所认为的爱国资本)则希望与工人重新签署待遇更低的合同，或者以此迫使工人自行离职。今年3月份比亚迪电子无锡、成都工厂(接手自原美资企业捷普电子)的 ba-gong，以及12月深圳易力声工厂(接手自原港资企业)的 ba-gong，都是工人反对新资方擅自降低待遇的行为而采取的集体行动。这些事例也提醒我们，在跨国资本出于逐利性而不断进行全球资产重组的现实中，那种认为“某一国籍的资本更具道德优越性所以更有利于劳动者”的叙事是完全有害的。资本本身具有超越国界的流动性，其核心诉求在于不断寻找更低的成本与更高的回报，而劳动者往往需要在这种快速的资本流动中努力捍卫自身的权益。

因而，争取在裁员中的知情权和自主权，已成为劳资博弈的重点。1月，北京神州信息公司被曝出其旗下子公司中农信达单方面宣布全员降薪40%，同时规定当前未被安排工作任务的正式员工仅能领取原工资的24%，且被要求接受二次面试，若不合格将面临无赔偿辞退。这一做法相当于变相逼迫离职，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微博用户“风吹啤酒沫”则在春节期间称其在石药集团供职30余年，近期被公司以5万多元的价格“买断工龄”。许多网友认为这一金额远不足以补偿30年工龄的价值。这类“买断工龄”操作，其法律实质是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这两起事件揭示的变相裁员手段，均为国内企业裁员中普遍的侵权行为。

“价格战”下的新能源汽车业工人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内卷式竞争”在2025年热度不减。尽管由政府向车企直接拨付资金的购置补贴政策已于2022年停止，但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年里通过土地/贷款优惠和专项基金引入的大量新能源汽车产能并未出清，引发严重产能过剩。政府为刺激消费，帮助企业清理库存，又在今年推出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报废旧车换置新能源车可获最高2万元补贴。以比亚迪为首的新能源车龙头企业，利用其垂直供应链优势发起价格战，全行业被迫跟进，使汽车行业利润率在2025年第一季度降至3.9%，远低于工业企业4.7%的平均水平。价格战中，车企的财务表现也出现分化。2024年，比亚迪凭借其成本优势和规模效应，在营收、净利润、毛利率上都实现了增长。而理想、小鹏、蔚来等腰部车企，遭遇净利润下降甚至亏损，部分二、三线车企彻底出局。

激烈的“内卷”式竞争在不断挤压企业利润的同时，也伤害到了行业内的基层劳动者。比亚迪总装厂的蓝领工人综合月薪仅5000-6000元，相比过去合资车企的总装工人工资大幅下降。白领员工也未能幸免。因长期亏损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哪吒汽车，于24年11月主动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并提出在劳动关系解除后60个工作日内结清拖欠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1月，资方与员工签署了劳动仲裁调解协议，但到了约定支付时间，款项依然未能到账。年初，蔚来旗下的第二品牌“乐道”被曝，在业绩压力下要求终端销售人员“每人购买一台乐道汽车”，甚至传出“不买就滚蛋”的强硬言论。此外，有报道称蔚来在中国区进行了多部门的人员优化，波及售后服务、NIO House运营和终端销售团队等岗位，裁员比例约为10%。此举可能跟蔚来持续的亏损态势有关。

新能源车企持续的“价格战”也对经销商及其工人造成了严重冲击。2025年上半年，由于车企激进降价，新车进销价格普遍倒挂，全国约 52.6% 的汽车经销商处于亏损状态。4月，比亚迪在山东的经销商集团济南乾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遭遇经营危机，资金链断裂，旗下多家4S店关停，并引发了员工欠薪和车主 wei-quan 事件。比亚迪官方迪在回应中将此事归因于该经销商“盲目急速扩张并加杠杆运营”。然而经销商员工被拖欠工资达半年之久的问题，则显然未被比亚迪高层纳入决策考量。

各级财政持续承压，公共服务部门震荡

当前，各级政府财政的持续承压已引发了多个公共服务行业的震荡。在医疗领域，医保支付改革的推进加强了对医保支出额度的控制，这一变化被普遍认为是诱发了公立医院经费紧张以及民营医院的倒闭的关键因素。1月，湖北武汉百佳妇产医院突然宣布停业，据多名该院的医护人员反映，该院自24年下半年起持续拖欠全院员工数月工资，累计欠薪额度高达上千万元。停业当天，仍有住院患者滞留院内，而医院管理层已集体失联，院办场所上锁、电话无人接听，员工与财务部门现场沟通无果。此前，该连锁体系内多家医院已相继停业，多名医护人员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唯儿诺儿科医院、江西抚州东信第六医院、江苏泗洪老年病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在停止运营前都长期拖欠工资、欠缴社保。影响也波及公立医院，导致广泛的医生降薪潮(详见本报告第四章)。五一前后，河南省新乡市多家医院陆续辞退医护人员超过500人。新乡市封丘县多家医院已在2024年对未经批准的编外临聘医务人员人员开展清退，清退政策明确强调以学历与职称标准来进行筛选。本次清退共涉及644名人员，其中503人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或持有初级及以下职称的临聘人员。还有部分医院将编外聘用改为劳务派遣，以压缩成本。

学校状况也不容乐观。5月，江西樟树市滨江中学被曝拖欠老师加班费长达8个月，累计金额高达120万元。老师每天工作至深夜，却被长期拖欠工资，导致部分教师房贷断供。教师被迫以缩短授课时长、不带晚自习等方式进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议。湖北鄂州则出现小学教师岗位停招现象。由于生源减少，当地教育部门锁死中小学教师编制总量，在不同区县、初中小学之间调配师资，并逐步缩减编外教师名额。江西、江苏、广东等多地，大量临聘教师还面临被清退的困境。该群体以女性为主，职业选择常受家庭对教师这一体面职业的期望所驱动。然而现实中，她们的工作却朝不保夕，经常在开学前夕才被告知不续聘，且因合同短期化而难以获得赔偿。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学历贬值、盲目扩张和经营不善等原因，各类民办学校特别是民办高校近年遭遇招生困难，进而也导致收入下降、资金紧张。8月，有网友发帖称“大连科技学院全员停发工资，开学面临停摆”，引发关注。学校发布《致全体教职员工一封信》。信中提到，学校各类相关账户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致使7月工资未能如期发放。学校工会将为全体教职员工发放临时困难补贴和慰问补贴。自2023年起，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持续拖欠500多名职工工资。2025年9月11日，多次投诉、仲裁无果后，部分教职工被迫跳楼讨薪。9月开学季，多地应届师范生还接连遭到签约民办高中的突然解约，原因如出一辙：“招生人数未达预期”。有人要求学校支付赔偿，被拒绝后向当地教育局投诉，却迟迟没有进展。在职老师也受到影响，工资拖延发放成为常态，有的老教师也被辞退。

因城市交通规划欠合理、地方财政紧张对公交系统补助不足等原因，多地公交系统也遭遇资金困境。2025年，多地曝出公交系统欠薪问题。1月，网友“和平heping1968”发微博称，北京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第二客运分公司长期拖欠、克扣司机工资，包括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普通加班费等。网友还指控公司给司机强派任务量(如客流人次、上线公里)，将病假、事假的当日任务量算在司机头上，完不成就扣钱。2月，某地铁贴吧出现“不给发工资”的帖子，引发大量网友催促地铁公司尽快发薪。吧友称长期欠薪已影响员工基本生活，有人吐槽“都快饿死了”，并指责某位新上任领导导致福利大幅削减，包括夜班补贴、取暖费、年终奖等，员工怨气很大。10月，河北邢台沙河市的公交司机和江苏九江修水县的公交司机发起 ba-gong，要求发放被拖欠了长达数月的工资。在经营困难的背景下，西安公交集团甚至推出了“共享用工”的做法，安排司机从事快递、校车、网约车、公务车及车充电等服务岗位。这引起员工极大不满。抖音视频“西安公交司机困惑”中，一名公交司机称自己被要求去开三个月网约车，由公交公司租车，司机跑车，从流水中扣除租车费和社保，剩余便是自己所得。有的司机每天从早6点到晚9点还完不成任务，最后自己垫钱;有的司机开网约车三个月到期还未接到公司归岗通知，只能接着开。

严峻形势下，还有越来越多地方筹划打破体制内岗位的“铁饭碗”。8月，内蒙古人社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竞聘上岗管理办法》，面向全区建立事业单位岗位竞聘动态管理机制，明确实行“全员竞聘、择优上岗”的用人方式，突出“能上能下、薪随岗变”原则，对不能胜任岗位职责、年度考核不合格等7种情形明确降岗规定，打破事业单位岗位聘用“终身制”。在这种转变当中，基层工作者尤其是编外人员最容易成为牺牲品。今年8月还发生了一起关于公职人员能否送外卖的新闻炒作事件。在报道中，下班后跑外卖的公职人员表示，跑单体验和“打游戏做任务”一样快乐。从此类舆论引导可以推测，未来不排除出现岗位“缩编”、公务员下岗等政策性事件的可能性。

被忽视的文化行业劳动剥削

今年，影视和文化传媒行业频频曝出侵害劳权现象。头部从业者的光鲜亮丽之下，是作为“大多数”的基层从业者的血泪。编剧古二(本名程骏年)直指知名导演王家卫及《繁华》剧组的 wei-quan 事件引发网络热议。古二称其深度参与了《繁花》的剧本创作，却未获得编剧署名(仅署名为“前期责任编辑”)，且未拿到正式稿酬。其在剧组工作期间被当作廉价劳动力，月薪仅3000元左右，还要担任王家卫的生活助理处理杂务。高强度的工作令他患上罕见病，却未获剧组妥善安置。据闻，古二从去年起在微信公众号上就发起过指控，但随后公众号被封禁。

春节档，电影《哪吒2》收获百亿票房，刷新中国影史纪录。但参与制作的外包动画公司特效师却发出血泪控诉，称自己在杭州某特效公司仅拿到25元时薪，每日工作14小时，且需无偿加班。同行有人连续熬夜三个月导致心肌炎住院，公司却删除打卡记录并发布“员工关怀声明”，试图掩盖违法用工情况。该事件也揭露出中国动画行业存在超时加班、薪酬低、监控严、不买社保等普遍情况。行业长期处在项目周期长、回报低、资本高度投机的结构中，票房收益被上游分走，中下游制作公司则极度压榨员工，压缩岗位、极限加班。行业上游常称“动画人才短缺”，现实却是大量动画专业学生就业困难的“内卷式的人才过剩”。

还有汉化组曝出剥削丑闻。前MCE汉化组组员“卡米亚”在B站投稿，声讨组长“夏日幻听”不会日语，却独吞汉化组九成收益。据称，该组长借助汉化组名义接动态广告赚钱，却不向组员公开收益，仅支付组员4元时薪，把20名核心成员当成廉价劳动力。舆论发酵后，组长发动态道歉，却删除了当事组员的评论。卡米亚的爆料视频也被投诉下架。

知名商业媒体虎嗅网2025年也陷入了数起 wei-quan 争议。写作者小红书博主“铭扬驷海”发帖指控虎嗅长期拖欠稿费。该博主称自己离职后，公司一直未支付部分工资，却在税务系统中为其申报了工资收入，属于“虚报已支付”。另一名写作者韩韩也发文控诉虎嗅网拖欠稿费，称追讨时虎嗅创始人虽承认欠款事实，却以"未签正式合同"为由否认机构间合作，将责任转嫁给涉事员工个人。文章还指控虎嗅通过外约稿件赚取差价。

4月，知名文化类播客“不合时宜”卷入了拖欠实习生工资和侵犯其他权益的风波。该播客团队前实习生siyi在微博发帖，控诉自己及另一位实习生在近一年的实习期间遭遇两位团队负责人(即两位主播王罄、若含)的不公待遇，包括：基本权益失守，如未签合同、拖欠2000元的实习薪酬、支付混乱;管理工作无序，如职责被随意加码，导致超负荷劳动与薪酬不匹配;职场文化扭曲，如被“为爱发电”的情怀绑架，在“为你好”的话术下被迫承担超额责任，并在表达合理诉求时承受情感打压。事件发酵后。“不合时宜”团队发布声明回应，否认故意拖欠和剽窃署名，解释称因团队规模小、未设专职财务岗位才导致支付延迟，并称主播月收入也仅约5500元，所以难以为实习生提供更高薪酬。尽管如此，该事件仍引起许多负面舆论，打破了听众对文化精英群体的“滤镜”。

治理逻辑下的经济提振政策

当前经济形势下，劳动者权益状况与政策转型路径正引发广泛关注。

国家统计局于5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工资增速放缓，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快于私营单位，二者差距继续扩大。其中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同比增长2.8%，低于2023年3.0个百分点;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速为1.7%，较上年下降3.1个百分点。高盛集团发布的一项另类指标也显示，中国2023年以来薪资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2025年第二季度录得薪资同比增长 3.9%，创下2000年以来除新冠疫情时期以外的最低纪录。

主流舆论普遍指出，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官方长期通过投资基建、房地产等“物”来驱动增长的模式现已走到尽头。本章所记录的广泛劳权事件，可以反映当前经济困境下劳动者所受到的侵害状况以及自我保护的行动倾向。在政策层面，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五五”规划均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思路，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起来，并逐步推出了一系列以促就业和扩内需为目标的政策。但目前来看，大多数政策仍然带有短期、过渡和兜底的性质，其底层目标可能仍是在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前提下，促使经济系统完成市场出清，并在动员体制下将资源投入新的产业竞赛目标。这种思路同经济结构性解困仍有较大距离，与真正向劳动者赋权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高层政策的出台与落实所依赖的制度路径，深嵌于引发当前危机的同一套治理结构之中。这使政策最终可能难以完全发挥预期效用，并勾连起各类新伤旧病。而这些政策将对劳动者产生何种的具体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针对企业经营困难所引发的裁员行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稳岗政策，包括：提高失业保险费率返还标准，允许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阶段性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用，提供稳岗扩岗专项贷款，向招聘应届毕业生的企业推出“一次性扩岗补助”等。个别地方政府在提及设置“政策性岗位”时，还十分精准地要求国企整体招聘毕业生规模增加10%，试图通过行政指令让国企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在就业政策方面，政府则继续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的以工代赈中央投资达355亿元，专项用于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村道硬化和水利设施兴建维护)和城乡公益性岗位，计划带动超过400万名低收入群众就近务工，并强调劳务报酬占中央此项投资的比例提高至40%以上(详见本报告第三章)。

在刺激消费方面，政府主要依托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对购买新能源车、白色家电、数码产品的消费者进行补贴。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极大带动了相关商品销售，但多家机构警告该政策长期存续性成疑。有分析指出，家电零售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从7月份的28.7%同比增速骤降至10月份的-14.6%，这表明许多原本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才会发生的购买行为被一次性透支了。除去对上述工业品的刺激，也有部分城市通过发放各类文旅消费券来刺激服务消费。但此类消费券主要集中在财政实力较强的东部沿海城市及热门旅游城市。广大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由于财政吃紧，消费券发放规模有限，难以形成强劲的消费刺激。在收入分配领域，尽管本年度政策文件还频繁提及“调整分配及再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等举措，但落实难度巨大。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进展是，今年中国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及频率相比2020年以来有所增加。此次上调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第一档月最低工资首次突破2000元。

从经济治理逻辑来看，这些政策的大方向多是正确的。从政策实施的时机、规模以及方法来谈，我们还可以论及这些政策可能的得失。但应该指出，经济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它嵌合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中。过往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种亮眼的政绩被不断彰显，然而这一宏观成就却并不等同于普通劳动者拥有了实在的权利。直到今天，我们对于在经济奇迹中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劳动者，仍欠一个交代。目前的结构性经济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劳动者长期所处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如果不改变劳动者失权的局面，那么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的政策努力，也可能异化为对劳动者的新一轮践踏。在本报告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都将学习如何去面对这种吊诡而残酷的治理结构。

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数已突破2亿，占就业总人口的三成。越来越多的人被吸纳进外卖、网约车、即时零售分拣、直播与各种平台化服务之中。在宏观政策中，“平台零工”常被描述为“经济下行压力”下“稳就业”的缓冲垫;但对劳动者而言，这更像是把产能过剩形势下的失业压力与收入不确定性，以更分散、更隐蔽的方式转移到个体身上：人被吸纳进平台化就业，并不意味着获得了工作自主权利，而往往意味着进入一种“随时可替换、难以谈判、风险自担”的劳动秩序。平台以算法调度、评分惩戒、实时监控来组织劳动过程，使劳动强度与时间逼近或超越全职水平;与此同时，劳动关系却在层层外包的合作协议与“非雇佣化”叙事中被持续稀释——社保和解雇保护等本应与强管理相伴随的权利，被拆散为可选项、试点项或商业险条款。所谓“零工常态化、兼职全职化”，并不是劳动者获得了更自由的工作形态的写照，而是剩余劳动力被平台以更低的制度成本吸纳的刻画。

宣传片中的叙事陷阱

如果要给“零工常态化、兼职全职化”找一个直观入口，2025年11月28日那支引发巨大争议、随后被下架的美团骑手宣传片几乎就是最好的选择。它之所以刺痛人，不在于拍得“假”，而在于它恰好把平台劳动最核心的矛盾——强管理与弱权利——抖落出来。

镜头里，一位女性说，“当外卖骑手的三个月，我买了台新相机”，画面随即切到她把相机挂在胸前，并以送外卖的形式，在城市里“欣赏沿途风景”。网友很快从这份鸡汤里吃出了一张高端相机的价格标签——同款机型动辄一万四左右。于是在宣传片的评论区出现了几乎统一的反讽。

只有当劳动被包装成风景、苦难被翻译成自由时，零工的结构性困境才可能被抹平为“个人选择”。网友嘲讽里最尖锐的一句不是针对骑手，而是针对那套叙事本身——如果骑行真的可以欣赏“沿途风景”，为什么骑手要逆行闯灯、争分夺秒?如果真是“自由职业”，为什么算法可以随时扣款、降权、停派单、封号，让人连申诉都无门?所谓零工不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在被挤压的就业与被设计的低价竞争中，接受一种逼近生存底线的活法;所谓“风景”，不过是把这种碎裂暂时遮住的一块幕布。

“外卖大战”中的过劳流水线

2025年初，中国外卖市场爆发了激烈的“外卖大战”。京东于2月正式入局，试图通过“零佣金”及承诺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等策略，打破美团与饿了么占据超九成份额的市场格局。战事在4月进一步升级，京东发布公开信指责竞争对手强迫骑手“二选一”，并宣布招募10万全职骑手;美团则反击称京东限制了骑手选择。双方从单纯的补贴战延伸至围绕商业道德与用工责任的舆论对攻。

把这场战争仅看作商业竞争会遮蔽更深层的政治经济逻辑：平台竞争之所以被默许甚至被鼓励，恰恰因为它在短期内能把宏观治理的压力化解为底层劳动的繁忙。通过补贴把需求“做大”，把订单“做热”，把劳动者重新吸进高强度循环，从而在统计意义上实现“就业扩容”和“消费活跃”。中新网9月的一篇发文就指出，多平台参与的外卖市场竞争促进了就业。“平台数据显示，淘宝闪购的日均活跃骑手已经超过200万人的规模，对比四月增长3倍······创造了超百万个就业”。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则测算，在主要外卖平台日订单突破1亿单时，估算活跃骑手数量预计翻一倍。长远来看，他认为外卖大战将增加社会福利。

全国总工会9月对饿了么走访调研后，在座谈会上肯定了外卖补贴大战在“拉动经济增长”和“释放就业势能”方面的作用。并点名表扬淘宝闪购平台的加入，让市场从“单个平台为主进入到多平台参与阶段”，进入到“理性、有序竞争的新阶段”。由此可见，尽管市监局会同多部门在5-7月数次约谈各大外卖平台，但官方的主要态度并非否认外卖补贴在经济治理上的成效，而是意在规范市场竞争的同时，给予公众舆论一个交待。

问题在于，这种就业扩容往往不是靠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而是靠维持劳动力低价与提高劳动强度实现的。单价不涨的情况下，劳动者只有跑得更久、更快、更冒险，才能把补贴撒钱撒出来的“市场繁荣”转化为自己的生存收入。多家媒体报道，补贴大战中骑手的多方面权益并没有直接改善。中新网在8月的一篇报道指出，骑手收入提升并非由于平台激励机制，而是劳动时间大幅增加。受访骑手每天工作时间就超过了12小时。由于订单激增，平台还规定骑手每天跑单不能低于40单或者45单，这与去年同期平台对骑手单量“限高”形成对比。

补贴大战的外溢效应确实存在。所谓“0元购”“爆单”，并不只发生在骑手端。它同时把奶茶店员、快餐店员与仓配分拣员推入过劳链条。多篇报道指出，在“0元购”和“幽灵订单”出现的补贴高峰期(7-8月)，大量奶茶店和快餐店爆单，部分店铺订单飙升至平时五倍多。益禾堂披露门店营业时间从原本的早上9时30分至晚上11时，拉长为早上8时30分开门，营业至凌晨3时，足足增加了5小时。同时，几乎全国门店都大量聘请临时工、增加员工加班时长。还有媒体报道：员工一天做一千多杯奶茶，甚至没空喝水。夜班员工本来八点下班，却加班到下午一点;某连锁奶茶店的前员工透露，由于“外卖大战”带来工作量和压力剧增，其所在门店的店长和三名店员共四人全部离职。这期间，短视频平台上奶茶店员做不完订单而崩溃爆哭以及外卖员因延误送单而与店员发生冲突的视频也反复被传播。门店营业时间被拉长，临时工大量增加，老员工加班成为常态，劳动强度在短时间内被抬升到接近不可持续的程度。补贴把需求抬上去，但履约的弹性只能从劳动端榨出来：以更久在线、更快周转、更高风险来对冲单价的停滞。

与此同时，商户端的利润空间也被补贴机制下的平台规则挤压：7月19日，虎嗅公众号发文，一些餐饮品牌创始人称自从7月外卖大战之后，利润明显下降。受影响更大的还包括个体店、夫妻店、小商家，这些店铺相比大型餐饮品牌，店铺装修成本、租金成本更高，毛利率更低，发声渠道更少。中国经济周刊的文章则指出，对平台来说，每单的交易成本是固定的，订单价越高，平台利润越高，但这也意味着商家要支付更多佣金。

中小型商户吐槽“自己在为平台打工”，绝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规则越来越多、口径越来越碎，商户既要跟着平台参加活动：配合满减、叠券、限时补贴，又要承担原材料、房租、工资等刚性支出。很多商户在后台看到的只是“订单数暴涨”，却很难把每一笔订单对应的补贴来源、平台扣费、配送费分摊、活动让利和退款/赔付等细项逐一核算清楚。最终，部分商家甚至面临“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局面。相比之下，连锁品牌和规模化经营更能承受短期让利和现金流波动。它们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更稳定的供应链与融资通道，也更熟悉平台玩法，甚至能把补贴战当作一次扩张窗口，把订单峰值转化为门店增长与品牌曝光。

9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文本重点针对平台与商户的价格促销行为、规则告知与服务管理提出要求，意图遏制“裹挟式”竞争与过度价格战，把平台以规则优势强行把风险外包给商户的做法重新拉回公共规则之下。不过这时，距离补贴大战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两个月。

骑手需不需要社保?

补贴战同时撕开了平台用工的结构性骗局：平台可以在公关中承诺“负责”，却仍尽量避免在法律上成为雇主。在外卖大战里，“社保承诺”被推到最醒目的位置，看似把竞争升级为“责任竞赛”，实际形成的却是一种极其具有选择性的福利叙事。

2月19日，京东宣布，自2025年3月1日起，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同日，美团也表示，将为全国范围内的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预计将于2025年二季度开始实施。次日，饿了么回应，从2023年2月起已按计划在部分城市展开试点，为蓝骑士缴纳社保，并持续加大对稳定骑手的专项补贴力度和范围。“给外卖骑手交社保”的舆论呼吁似乎变成了现实。

但平台的承诺不仅仅是“外卖大战”的一部分，背后也有强烈的政策导向。2025年6月，zhong-gong zhong-yang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意见提到，强化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这也引发了“不是骑手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骑手”的争论。(关于骑手缴纳社保争议和社保体系本身困境，详见本报告第四章)

然而，在争论当中，许多人误以为“给骑手上社保”是给所有骑手上全职社保。这是十分天真的。实际上，几家平台从来没有做出过给所有骑手五险一金这样的承诺。澎湃的一篇评论就指出，在京东、美团、饿了么的表述中，平台只针对“全职骑手”“稳定兼职骑手”承诺缴纳社保。而绝大多数众包型兼职骑手并不在交社保的涵盖范围之列。“美团研究院曾透露，745万骑手中近一半骑手接单天数不足30天，真正高频跑单的骑手只有约80万人。据媒体估算，其社保方案最终可能将覆盖超百万骑手。但即便是上百万骑手交了社保，跟全国骑手规模(逾1100万)比，都是少数。”

需要指出，给每位骑手(包括众包骑手)都缴纳全职社保是一个实打实的利好，但在零工平台被用来作为就业蓄水池的当下，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有财务能力和经济动机为骑手支付这笔钱。考虑到今年在补贴大战下，骑手尤其是众包骑手数量进一步扩容，这样的福利目标就更不可能实现了。就像我们提到的，尽快大范围地提高骑手在各方面的权益，并不是治理上的优先项。实现兜底性质的就业扩容最大化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零工平台是国资企业以外实现规模化以工代赈项目的最好工具。而且它们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的。因而，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如果零工平台试图将资金用于增补骑手的福利，进而将骑手待遇全职化，那么平台就要剥离刺激服务消费以吸纳就业的功能。但零工平台恰恰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这种功能，才得以与政府利益捆绑，并逐渐演化为社会治理工具的。

另一个问题来自社保制度本身。即使只是像现在这样，实现一部分骑手的社保覆盖，社保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在设计上也要求参保人稳定缴费才能兑现，而现实中骑手是高度流动的。有数据指出，在广东和山西，约一半的骑手从业不足三年，而频繁流动会带来转移接续中的统筹账户折损等问题。对骑手个人而言，每月400—700元左右的缴费(个人承担部分)更像当期现金流的硬支出。一旦最终缴费年限不够，养老权益也可能无法完整实现。从原则上来说，我们应该保障所有人以需求得到满足的方式生存下去，而不仅仅是保障全职劳动者。但目前的社保体系确实是以全职工作者为主要对象设计的。而如果按人社部的规划，采取劳动关系的“三分法”(传统用工、新业态、独立个体)，则又必然形成社保待遇的等级制。目前来看，现实情况正接近于后一种局面。

此外，骑手更急迫的保障需求——如应对高发交通事故的工伤保险、意外保险——反而在复杂的商业保险与试点政策中难以落实。2023年8月，41岁的上海众包外卖骑手小徐在深夜送单间隙于公厕突发脑出血，昏迷后在家属接回途中死亡，但保险公司以“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及“未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为由拒赔。2025年4月二审经调解，保险公司赔付50万元。2025年4月，山东枣庄“饿了么”两名骑手因工作强度大，连续工作超11小时后猝死，家属在索要劳动合同和保险单时遭遇门店的回避;2025 年 10 月，贵州毕节市金沙县 24 岁外卖骑手王某在家中猝死，每日工作近 10 小时，事发前被要求需医院证明才能请假，还被催促“刷新上线”。申请工伤认定时却因“家中死亡”遇阻;2025年8月，陕西大学生外卖骑手骑电动车送外卖，被一辆私家车撞到昏迷不醒。医药费已经花费70多万元，对方车辆保险还没有着落;由于层层外包的用工模式，司法实践中骑手劳动关系的认定率不足50%，导致平台在工伤与社保纠纷中频频“隐身”，工伤难以认定，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又五花八门，而劳动者要寻求法律的保护，则需要等待旷日持久的审理，难以得到及时的救济。

平台里的网约车司机和网络主播

网约车司机的境遇今年也同样十分艰难。卖大战尚且会用提供社保、各项补贴等劳动权益来留住骑手，网约车平台之间的厮杀就直接是以牺牲司机的利益为代价的。

各大平台为抢占市场份额，纷纷推出低价“一口价”订单，试图以低价吸引更多乘客。这是一种新计价模式，“一口价”单无论路程是否改变、路况是否拥堵，乘客最终支付的车费都保持不变。市面上存在着大量价格低廉的一口价单和特惠快车单，加上平台的高额抽成，司机拿到手的单价，连两块钱一公里都没有，并且还在不断下滑。司机接单增多而收入未增反降。“除掉油费、租车费，根本没剩几个钱，纯粹是给平台和加油站打工。”而如果司机拒绝跑“一口价”订单，平台有可能停止给司机派单。为了压缩生活成本，还有很多司机吃住都在车内，所以乘客如果下“一口价”单，很容易打到臭车。7月，还有乘客在乘坐某平台“特惠快车”时，遭遇司机声明“有偿开空调”的情况。车内贴有告示，明确写道：“如需空调扫码3元，自动开启。”

司机拒跑不利订单时，算法通过停派单、扣分、封禁实施事实惩戒;“服务提升”因此常常意味着劳动者必须用更低的报酬提供更高的情绪劳动与服务质量，而“市场竞争”最终以压低劳动价格、提高劳动强度为主要手段。宏观上它仍能制造就业容量，微观上却在制造一种被设计出来的贫困：劳动者越努力越接近一个被算法校准的收入底线。在电商杂志社的短视频中，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说：很多的贫穷其实都是某种设计的结果。比如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每个小时的收入都无限接近于30块。平台经济用算法不停在试探劳动者的底线(价)。

除了被压低的单价，司机们还面临着平台的高抽成、“以罚代管”与账号封禁的风险。2月，有网约车司机晒出处罚截图，因车内异味/车内脏乱被某平台封禁75年;另有司机在2024年10月接“一口价”订单时，因听不惯乘客在车上吹牛，回怼“你要是真混得好就不会打一口价”，被投诉服务态度不佳，同样被该平台封禁至2100年1月1日，时长超76年，且违规处理不支持线上申诉……随意封禁的核心原因是网约车市场趋于饱和。2024年，全国持证司机较2020年增长159%，但月均订单量增长仅约38.3%。在激烈的竞争态势下，多家网约车平台相互竞争压价，以简单粗暴的封禁、扣分罚款替代精细化管理，却未采取措施稳定运价、提高司机收入。单方面要求司机提升服务，完全漠视司机权益。

从288条司机主动晒出的订单截图，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有超过七成订单的抽成比例高于14%，超过一半订单的抽成比例都在25-30%之间。这反映了高抽成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8月，头部网约车平台宣布调整抽成比例。滴滴宣布，今年年底前，将订单最高抽成上限降至27%，高德表示，将推动不少于80家合作网约车平台的抽成比例上限不超过27%。T3出行表示，平台订单抽成比例最高不超过27%。同期，西安、开封等地的交通运输局纷纷发布通知暂停或限制“一口价”、“特惠单”等低价营销活动。

这种“压价—抽成—惩罚—封禁”的组合拳并不只发生在网约车，在网络货运平台上同样被复刻，甚至因为计价与履约链条更复杂而更显露出平台权力的不透明。央视新闻12月14日的调查指出，2024年我国网络货运市场规模已突破930亿元，但快速扩张的背后是计价模糊、信息混乱与双重收费。对消费者而言，平台“张冠李戴”的履约并不罕见：刘先生在滴滴货运下单按货物尺寸选择“中型面包车”，到场却变成更高的依维柯货车，结果因限高无法进入地下车库，只能绕行造成延误;平台解释为“高峰期车辆短缺可调配更高级别车型”，但订单信息与实际车辆不符，让安全与责任边界变得更难追索。

对司机而言，收入缩水则来自更隐蔽的规则。34岁的货拉拉司机邹成伟说，过去跑8小时能到400元，如今赚相同收入要拉长到11小时。平台采用“浮动计价”，起步价看似不变，超出里程却落在1.3元到4.1元的浮动区间，司机无法知道最终单价如何从区间里被算出，只能被动接受结算结果。更进一步，许多平台推出“会员+抽成”的双重收费模式：不买会员抽成更高且可能被限制接单，买更高档套餐才能把抽佣比例压下去——劳动者为了获得基本的接单机会，先要向平台缴费，再在每一单里继续被抽佣。网约货车因此把平台化劳动的核心矛盾呈现得更赤裸：规则不透明，风险外包，劳动者缺乏议价权，而所谓“平台治理”首先表现为对劳动入口与收入分配的再控制。

平台上的网络主播也持续遭受典型的零工困境：劳动关系难以确定，被算法操纵劳动过程，承受超长的劳动时长和超高的劳动强度，面临高额违约金。2024年11月，内蒙古根河“中国冷极”因户外主播聚集挑战极寒直播而走红，57岁主播闽哥在车内取暖时不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算法推荐机制倾向于奖励猎奇、极限挑战的内容，间接鼓励了主播们进行高风险行为。2月，在河北，游戏主播赵某川加入MCN机构次日就突发脑溢血。为配合算法规则，他需要深夜直播，月收入仅两三千元却要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网络主播新职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 57.4%职业主播每日直播超6小时，80%月收入低于8000元。

2024年7月，“网络主播”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编码后，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团队基于对145篇新闻报道、上千件司法案例及深度访谈的系统调研，揭示出该新兴职业群体面临的严峻劳动者权益困境。大量主播(尤以素人、大学生、未成年人为主)在与MCN机构签订“经纪合同”后，陷入“高违约金—低收入—强控制”的结构性陷阱：99.5%的纠纷中主播为违约被告，90.2%被判赔违约金，部分索赔额高达数百万，而超半数主播月收入低于当地平均工资，劳动关系认定率却不足三成，致使其难以适用《劳动合同法》获得基本保障。

除此之外，这个行业中的女性被迫以“擦边”来换取流量，需要额外忍受行业结构性的性骚扰。凤凰网1月的一篇报道指出，大量来自工厂、餐厅等行业的年轻女性涌入公会，希望通过直播获得快速收入。入行门槛极低，但进入后，主播从外貌、滤镜、穿着到语言风格都被运营统一改造，形成“性感模板化”。公会鼓励模仿“标杆女主播”的夸张身材、夹子音、热舞风格，甚至教授擦边技巧。女主播的劳动也同样被严格控制：每天 6 小时直播、频繁拍短视频、下播后还需私聊“维护大哥”。隐私被全面监控，运营会查手机、代写话术，引导主播在性骚扰信息中“顺着但不回应”，把所有互动导向打赏。小公会鼓励以擦边换流量，大公会表面禁止却依赖模糊尺度获取更多关注。平台审核则以算法与人工手段结合定期对账号判处“赛博死刑”(永久封禁)，对观众性骚扰的治理却极弱。观众在弹幕与私信中进行露骨侮辱几乎无后果。

今年陆续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职业出现进入网约平台。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春节特别策划报道了“网约男护士”这一职业群体。接受采访的网约护士高占伟原是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男护士，在高强度、快节奏的 ICU 工作多年后尝试“互联网+护理服务”，从兼职逐渐转为大量接单，最终成为平台“单王”。7月，一家网约摩的平台突然空降粤北小城乐昌。报名培训就给50块，免费发马甲和头盔，拉新客户或者同行入局有人头费，每周依据单量排名，第一名能再获300块。平均年龄60岁的师傅们，纷纷卷入竞争。有师傅说，单价有一部分要上交给平台，赚的主要是平台补贴。然而，当补贴被取消，部分师傅已经习惯通过平台来接单了。这些职业劳动的平台化是否会重蹈外卖骑手的覆辙，我们仍需要时间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化风险并不止于零工行业，它正与自动化扩张一起外溢到更广泛的雇佣领域。同样身处即时零售链条里的分拣员，作为骑手将商品外送的前置工种，却还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12月的一篇报道介绍，前置仓作为平台打造“半小时达”的关键环节，近几年在大城市中普及迅速。在自述报道中，分拣员何思齐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一周只能单休一天。而整个前置仓人员一个月换血一半。在这场“接力跑”中，他发现留给分拣员的只有9分钟。面对扫码枪(PDA)上的显示屏幕，Ta们如同拿着手机的外卖员，由系统派单，不能超时，也不能随意点“缺货”。尽管Ta们与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前置仓却实行工作安排不规律的综合工时制度。

让系统不好用：零工 ba-gong 与平台秩序的裂缝

在平台化劳动的叙事里，骑手常被塑造成“灵活”“自由”的个体，但当真正的冲突发生，矛盾几乎总是从同一个地方冒出来：算法把劳动过程压成可计量的时效指标，把收入压成可拆分的计件单价，然后再用无法对等谈判的规则链条去锁定劳动者的选择。

2025年3月19日，四川广安武胜县的美团骑手集体 ba-gong，导火索是平台推出“拼好饭”后，要求骑手在同一或相邻地址多点取餐、再分散配送至多个用户，但单笔配送费却明显下降;ba-gong 骑手称，“拼好饭”订单在当地已占外卖订单总量的约三分之二，意味着Ta们几乎无法绕开这种更“忙”却更“便宜”的劳动安排，只能用更多跑动、更高风险去换更少收入。现场视频里，骑手聚集在县城街头拒绝接单，以“停摆”方式向平台表达不满。这类 ba-gong 的意义不在于它能立刻谈出更高单价，而在于它迫使平台承认一个事实：当劳动被过度压榨到低于生存线，系统效率本身会被反噬——不是靠道德呼吁，而是靠订单链条被切断。

更常见却也更能说明平台权力边界的，是围绕配送空间与站点纪律的集体冲突：平台要求“准时”，但小区、商场、园区物业的排斥性门禁规则，使“超时”成为骑手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025年8月10日，上海临港新片区发生骑手集体抗议：多名骑手在某小区门口聚集，抗议物业禁止骑手进入小区派送的规定;现场信息显示人数达到两百余人，并出现与警方对峙、围堵警车要求释放被带走骑手的情况，最终物业与骑手达成协议，同意骑手进入小区，事件才平息。

到年底，类似矛盾在更密集的城市配送场景里再度爆发。联合早报报道，2025年12月22日晚至23日凌晨，长沙“亨利璞丽小区”发生外卖员聚集抗议事件：一名外卖员由于送餐进小区受阻，与小区保安发生冲突，担心被平台追责;到场的外卖员来自美团与淘宝闪购等平台。警方到场清场后，美团采取了对该小区“暂停外卖配送”的处置，淘宝闪购方面也出现停止配送的情况。这里平台所流露的治理逻辑几乎赤裸：当冲突无法在短时间内被“驯服”为正常履约，它宁愿直接切断服务，让消费者承受损失。对骑手来说，这类“处置”同样不令人满意——平台暂停配送看似强硬，实则是一种把矛盾移出视野的技术：它不解决骑手与物业、骑手与站点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只是用“拉闸”保护平台的履约信誉;而一旦舆论退潮、订单恢复，骑手仍要在相同的门禁制度、相同的时效管理、相同的申诉无门中继续跑单。

除此以外，今年还发生了一起骑手刺伤站点管理人员的事件。11月4日，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大经街附近的一个外卖站点，一位骑手疑似因被“克扣配送费”而袭击了站长和副站长。这提醒我们平台不仅通过算法，也通过层层外包和设置站点的形式来对骑手进行日常管理。而在这个过程中，算法的指标压力所引发的劳权矛盾被转移到站点管理者和骑手之间。事实上，站点管理着包括全职专送骑手和部分类全职的众包骑手在内的大量外卖员。平台招工和培训也往往依托站点来完成。如此庞大的管理体系，是过去在媒体报道和研究中相对忽视的。

而在个体抗争与集体抗议的压力之下，各平台在今年终于推出了各项“有点人情味”的制度补丁：开启超时免罚试点，允许骑手屏蔽恶意用户、让骑手评价用户，或上线“委屈关怀”补偿机制。它们当然能在个别场景里缓和冲突，但其共同特征是“可宣传、可控制、可条件化”。例如，骑手被允许拉黑的客户黑名单名额有限，审核周期长，且审核权在平台;委屈关怀补偿需要被平台认定为“非骑手责任”;超时免罚则似乎是用绩效奖励取代了罚款。

不过，部分管理措施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有权限上收的趋势。1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实施了《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其中规定，调度算法应综合考虑路况、天气、爬楼等因素，科学规划配送路径。除此以外，关于休息的规定也引发关注，如“每天接单时长原则上不超过8小时”“连续接单时长超过4小时的配送员发出疲劳提示，原则上20分钟内停止向其推送订单”“外卖平台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应按平均时速不超过15km/h进行计算”等。目前，《要求》仅是推荐性国家标准，鼓励企业自愿采用，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但媒体报道指出，新国标中不少规定如疲劳提示、取消差评扣款、逆行闯灯处罚等均已经在平台日常管理中有所体现。但接受采访的骑手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政策保障Ta们的收入，如“提高每一单的配送费、订单分配更合理、放宽每一单的配送时间”等。而在不改变单价的情况下，如果强制通过行政要求的形式来限制骑手工时，可能会导致骑手收入大幅下降，进而引发更多有风险的工作行为，如多平台切换跑单等。

2025年4月，一段展示浙江采茶女工住宿、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关注。采茶女工大多来自农村，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她们中的多数已无法进入工厂、饭店等过往接纳她们的城市行业工作，只能靠采茶当季节性工作维持收入。对她们来说，“采茶”是少数能接触到的“较高收入+短期劳作”的机会。这反映了在高速城镇化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下，过去三四十年以长距离跨区域流动为特征的城乡劳动力迁徙模式已然有所改变。

就近就业难题

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来看，中国城镇化率已从1980年的19%上升到2024年的67%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70%+)，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达到顶峰。今年4月末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840万人，占比38.3%;省内流动11031万人，占比61.7%。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占13.4%，中部地区占51.8%，西部地区占44.6%，东北地区占33.6%。今年11月，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魏后凯也指出：“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就地、就近的趋势，表现为‘三个下降’：2010年至2023年，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由63.3%降至59.3%;2009年至2023年，外出农民工跨省比重由51.2%降至38.2%;跨省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由32.4%降至22.7%。这都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由跨省就业逐渐转向省内和邻近市县务工。”

这个趋势也与最近“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的话题高度相关：11月，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稳一防”会议上表示，要继续实施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促就业专项行动，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规模性返乡滞乡”的表述旋即在网上引发热议，并出现多种解读。2023-2024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推出“农民工稳岗补贴”“技能培训”等政策，要求各地“避免规模性返乡”从而避免农村人口骤增、冲击乡村振兴。这些政策的支持方认为，政府强调“稳就业、防返贫”，主张农村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反对“被动返乡”。而质疑方认为，在政策实际执行中，地方政府为完成指标，强制农民工“留在城市”但无岗位，或对返乡人员缺乏安置。农民工本应有返乡或留在城市的自由，但现实中却因城市就业门槛高(如年龄限制、技能培训不足)，非城市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同等的市民服务，农村老家缺乏有效的增收机会，农村社区长期凋敝，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在经济萧条的当下更加凸显了。退一步来说，“规模性滞乡”是否真实存在?“滞乡”定义模糊——失业返乡多久算滞留?判断标准仍存在争议。

现实当中，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增加农民就近就业机会，但在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下，增加乡村工作岗位只能依赖于农业公司、合作社等企业雇佣方式，或由政府出资设立公益性岗位，由基层乡镇组织实施以工代赈项目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创造就业的过程中，农村治理的种种不合理结构很容易被复刻。

2025年12月湖南日报报道，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八大公山镇朝南坪村104户村民曾与张家界金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金吉茶叶合作社签订协议，出租土地并参与采茶务工，约定年底凭工票和租地合同领取报酬。然而自2022年起，企业以“茶叶滞销、资金困难”为由连续三年拖欠工资，累计欠薪达43万余元，导致村民生活困难。2025年2月，村民向镇政府求助，八大公山镇于5月推动村民提起诉讼。8月，经过巡回法庭组织调解，企业负责人最终签署分期付款协议;9月底，全部欠薪汇入专户。2025年10月9日，104户村民在村委会现场领回被拖欠三年的工资。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河南安阳。1月，当地华润泰富合作社倒闭，数亿元存款蒸发，引发上千人抗议并导致高速路封锁。当下中国的农村合作社大多并不具有农民自组织的性质。合作社在当地政治经济精英的介入和干预下，很容易产生不平等的权利结构，从而违背合作社民主控制、合作共济、自我控制的原则。部分合作社甚至成为当地特权阶层进行土地和金融控制的工具。华润泰富合作社在根本缺乏民主控制机制的情况下非法吸储，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套着合作社壳子的私有乡镇银行而已。农民根本不对其拥有管理和控制权。这种权利异化现象在国内的合作社运营中非常普遍。

以工代赈同样是促进农民就近就业的具体措施之一。除去具体的建设工程项目，以工代赈也包括扶贫、公共设施维护、社区保安、保洁、保绿、政策宣讲等公益岗。然而，以工代赈在实际运作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就工程类项目来说，存在招标环节暗箱操作、虚报用工人数、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一些地方的村干部“任人唯亲”“看人下菜”甚至虚设岗位获取专项资金的现象，也是饱受诟病。2025年11月，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纪委监委针对城乡公益性岗位管理中存在的乱象展开专项监督。此前，巡察发现部分村(社区)存在干部亲属未履行备案程序违规上岗、安置对象“吃空饷”等问题。纪委监委筛查出41名未按规定备案的公益性岗位人员，并查实优亲厚友、虚报冒领等问题线索44件，处理处分39人;同时联合公安、民政等部门复审申请资格，清退超龄或不符合条件人员110人。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村组织权力不透明、民主机制被架空的顽疾。

开头我们提到高龄农业季节工的困境，这也反映出国家在农民养老保障上的缺位。2025年3月，两会通过决议，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每月提高20元，增长幅度超过10%。同时，将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3%。然而根据国家养老金的当前标准，仅仅是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3%增额，就已超过了提高后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发放的总额。

另一个问题则是医保缴费上涨和随之而来的断缴催缴现象。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定为400元，相比2003年新农合刚推行时的10元，上涨了40倍。一个三四口人的农村家庭，一年新农合缴费需1200-1600元，五口之家需2000元。相比之下，据《2024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三种粮食作物(稻、麦、玉米)平均每亩净收入为75.14元，油料作物(花生、油菜)平均每亩净收入为163元，每亩流转承包的市场价约为400元。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691元，与2003年相比，仅增长8倍多，远低于医保缴费40倍的涨幅。稻谷收购价从2003年的0.7元/斤涨到2024年的1.3元/斤，涨幅不到一倍。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历年统计公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从2020年的101,676万人降至2023年的96,240万人，连续四年负增长，年均降幅约1.3%;其中2022年和2023年降幅高达2.6%和2.1%。面对农民缴费率降低的问题，基层甚至出现了依靠村长和学生的老师等社会关系催缴的现象。

以上问题的背后有更深层的矛盾：在城市化进程放缓、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农村能否真正成为农民的"退路"和"归宿"?这个问题与土地息息相关。土地不仅是农民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更是其身份认同和权益保障的依托。

土地纠纷仍引发大量抗争

针对与农民生存休戚相关的土地问题，中央一号文件(zhong-gong zhong-yang 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02-25 发布)首次在标题使用“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两个严禁”：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严禁下乡利用宅基地建别墅和私人会馆;严禁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名搞商品住宅开发(限定只能用于工业、商业、物流、乡村产业)。农民是否可以自由买卖宅基地，既涉及土地制度改革，也涉及国家所认定的粮食安全问题。

而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5月施行，《中国妇女报》报道了多起出嫁女、离婚女通过该法律申请认定“集体成员身份”的成功 wei-quan 案。法律明确了农村妇女在分红权、宅基地权益上“两头空”的非法性，成为本年度性别平等与农民权益结合的标志性事件。例如今年五月，惠山法院就作出一起相关案件的一审判决：案涉村民小组付给出嫁女付孙芳一家2023年及2024年的集体收益12800余元。同时，法院明确，案涉村小组应保障孙芳一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2025年及以后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益。过去，在广大农村地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父权制观念长期主导村规民约。女性一旦出嫁，即使户籍未迁出，仍在原村生产生活，也常被村民小组以“已属夫家成员”为由排除在集体收益分配之外。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早有“不得因结婚侵害妇女权益”的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明确认定标准。村民自治实践中，“多数决”机制被滥用，以“村民会议决议”形式合法化对少数群体(如外嫁女、入赘男、离婚返乡女)的权益剥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常因缺乏统一法律依据而陷入两难：若支持“外嫁女”，可能被指责干预村民自治;若驳回诉求，则变相纵容性别歧视。导致大量类似纠纷久拖不决，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尽管存在一些法律框架内的进步，土地纠纷仍然是今年农民抗争的主要原因。全国各地广泛存在强征土地、不透明流转、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现实冲突。除了地方政府或村干部在未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出让或强占村集体土地以及以“三清三拆”或违规种植为由进行的暴力拆迁，还存在补偿款拖欠与安置房质量低劣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以“土地税”作为主要地方财政收入的央地财政划分体制下，中央即使试图遏制地方政府违规用地，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依然有强烈动机侵犯农民权益。而今年汇总的事件中，农民土地抗议也没有超出过去的问题框架。

2025年8月辽宁一家媒体报道，4年前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苇子沟街道长青村启动土地征收，村民董文善因未同意征地补偿方案，其954平方米承包地(属基本农田)于同年9月被街道办强制清表并圈入“新胜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厂区围挡内。董家此后四年持续 wei-quan：2022年法院判决街道办强征行为违法;2024年，董文善之子董洪艳在自家地上设栅栏阻止车辆碾压，反被企业起诉“妨碍通行”，但2025年6月中院终审裁定企业败诉;同期，自然资源部于2025年1月确认该地块“尚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而新胜公司早在2024年5月就因非法占地被处罚，却未拆除围挡、恢复土地原貌，导致基本农田长期荒芜，wei-quan 仍未终结。

2025年7月，权益时报网报道，12年前湖南省宁乡市回龙铺镇华田村(现金旺村)在推进工业产业园建设过程中，未依法履行征地审批程序，由镇政府、村委会与无合法资质的“宁乡县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低价强制征收包括林碧兰家在内的431亩农用地(含100余亩基本农田)。89岁的村民林碧兰因阻止施工，于2014年10月29日遭多人殴打致瘫痪，住院至今已逾十一年。其子邓建文耗资260余万元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最终湖南省政府及国务院确认相关土地征收审批违法，强拆行为被法院判定非法。然而，林碧兰医疗费欠款超百万元无人承担，祖坟被推平、房屋被毁、农田被填埋等问题仍未解决，全家流离失所，多年向各级部门举报无果。事件凸显基层征地乱象与法治执行缺位。

2025年10月阳光网报道称，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鹿苑街道马家村村委会将148亩村民责任田统一流转，先转给已撤销的药惠管委会，再由其整体转包给高陵锦绣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用于苗圃种植，约定每亩年流转费800元、五年上浮5%。起初企业按时付款，但自2021年起因经营困难开始拖欠费用，至2022年累计欠款达43.488万元。村民欲收回土地自行耕种，却遭锦绣公司阻拦。2023年初，鹿苑街道办起诉该公司，法院虽判决支付欠款，但以“疫情期间可免责”及“解除合同会造成苗木重大损失”为由驳回了解除合同诉求。截至2025年10月，锦绣公司仍未履行判决，土地持续撂荒，村民既拿不到流转费也收不回土地，陷入“地是自己的却作不了主”的困局。

2025年7月，有媒体报导称，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凉泉乡河南村村民组长王某根利用职务便利，在未履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公开招投标等民主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将本组一块5亩集体土地以每亩每年200元的低价(仅为市场价400元的一半)私下承包给自己，签订三年合同。2025年，该行为被村民举报，乡纪委介入调查，确认其程序违规，造成村集体1000元租金损失。凉泉乡纪委随即责令王某根补缴五年租金差价、终止原合同，并要求村民组按市场价重新公开发包。

9月，四川省纪委报道称：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谢家街道活桥村原3组组长袁某某在收取土地承租方多交的一年租金(作为押金)后，未按规定将该笔集体资金入账，而是私自挪用于个人日常开支;2020年卸任时也未向继任组长移交此事。2023年合同到期后，承租方多次要求退款，袁某某为掩盖事实，于2024年伪造多张村民“收条”，谎称押金早已发放给村民。2025年，彭山区谢家街道纪工委接到举报，经核查银行流水、走访村民，揭穿其伪造证据、挪用集体资金行为。最终，袁某某受到处分，并全额退还押金。

劣质农资、环境污染和极端天气

除去直接的土地抗议，劣质农资和环境污染问题也继续成为农民 wei-quan 的主要原因。2025年9月，澎湃新闻报道：内蒙古太润农业新科技有限公司与沣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肥料销售合同。130余户农民在施用该批“水溶菌肥”后，千亩辣椒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并导致滴灌带堵塞，损失惨重。事后调查发现，沣盛公司涉嫌无证生产化肥，且监管部门因产品未登记标准而互相推诿、不予受理，致使关键证据被销毁。2025年9月11日，两家公司在法院就合同纠纷开庭，但这场公司之间的诉讼旷日持久，农民既无法及时获赔，又难以承担 wei-quan 成本，陷入“等不起”的困境。事件暴露出“公司+农户”模式下农民权益保障缺失、基层监管缺位及农业投入品监管“三不管”等系统性问题。

工业建设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农村生存环境。大量抗议行动都是由于矿业开采引发的，涉及房屋下沉、地基变形、水源破坏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项目(光伏、风电)引发的冲突在2025年也极为显著，如海南三亚和儋州多地发生村民阻拦光伏安装的冲突。村民反对新能源项目的原因主要包括：征用程序违法，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以及新能源项目对当地环境的破坏。

与此同时，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确实对农民生产生活造成更大范围、更难抵御的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高温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世界气象组织《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最新通报》指出：2025年或为史上最热年之一)。黄淮地区遭遇了几十年来最炎热的夏天与长达三十多天的干旱，然而到了秋收季节，又出现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泥泞，作物发芽霉变。多地农户普遍反映玉米减产两三成，湿粮、霉粮收购价不足每斤五毛。三联生活周刊和搜狐极昼工作室分别发表了深度报道，关注河南农户因极端天气带来减产而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但这两篇文章都很快被删除。

六月以来，南方尤其是广东地区经历了从“蝴蝶”到“桦加沙”所带来的台风灾害。自媒体博主“遇真纪事”前往台风登陆点广东阳江，记录今年中国经历的最强台风带来的直观和具体影响，向我们呈现了“台风灾害损失200亿”这一统计数据的真实重量：大片的甘蔗地被吹倒，人工饲养的鱼因为停电来不及供养而死亡。许多村庄和城镇一楼被淹，某个家具小店的所有家具都被泡在水中……过去偶发的台风以及暴雨异常灾害，近几年变成农民感受到的“新常态”。

本就脆弱的农民遭遇常态化的天灾，即便购买了农业险，也常陷入向保险公司理赔难的窘境。 12月，黑龙江肇东市五里明镇村民遭遇风灾导致玉米大面积倒伏，村民按惯例向村会计缴纳保费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由安华农业保险承保)。保险公司虽拍照确认灾情，却未按约定理赔，反而在保险到期后将保费全额退回并附加"利息"，同时声称"亩产低于800斤才赔"(实际当地玉米亩产普遍超1000斤)。村民质疑此举违反《保险法》"不得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规定，多次联系保险公司无果，村会计竟解释"返钱即等于理赔"。11月，河南周口郸城县遭遇持续暴雨，玉米减产超80%(部分地块基本绝收)，但农户投保的"中央财政补贴型玉米完全成本保险"理赔远低于预期——种粮大户张勇投保622亩玉米，实际每亩仅获赔9元(保费17元/亩)，扣除自缴保费后近乎"白投"。保险公司还以"预赔付"拖延定损。集体投保则导致账目混乱(如农户保费被挂靠他人名下)，且保费虚高(文件标准8.6元/亩，实际收12.8-17元/亩)。理赔中甚至出现"未受灾也返钱"的违规操作。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当地保险公司承诺核查，引发“政策性农业保险”承诺与实际脱节的广泛质疑。

除了种植业面临的困境，畜牧业也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挤压下遭遇冲击。食通社将目前中国奶业发展状况总结为“低投入、低产出、低奶价的小奶农逐步退出市场，高成本、大规模养殖场不断兴起”。牛奶生产逐渐集中到乳品公司或者入股的大养殖场主手中，奶业逐渐走向养殖加工一体化。这不仅提高了牛奶生产成本，加剧了开放市场中的产业脆弱性，也令大量小养殖户陷入了生存危机。肉类产业也面临着相似的境况。最近几年，来自南美、澳洲、新西兰的进口肉大批涌入中国，冲击了本地牛羊肉市场，更给传统牧区带来了挑战。放牧原本是牧民赖以生存的传统生计，而如今Ta们也被卷入到复杂的肉类产业链中。自然放牧的生产方式也进一步向工业化的肉类生产靠拢，出现了违反生态方法的“育肥”方式。此举也进一步降低了本地肉的市场竞争力。

新的探索

在这些困境之中，仍有一些基层实践者在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在学习和运用新农技方面，食通社报道了一些令人看到希望的成功尝试：成都家园行动公益服务中心所推广的气候友好稻作技术。家园行动的工作逻辑在于两点：一是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核心是通过免耕覆盖来重构健康土壤——大量科学研究已证实土壤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缓冲器;二是强调农民的自主性，减少她们对外部投入品的依赖，以及加强村民自组织的凝聚力。

而绿色和平组织与陕西师范大学调研团队所提供的《节气的时差——多元农业经营主体气候变化认知与适应策略案例研究》则提到，在应对农业生产中的各类气候风险挑战进程中，不同生产主体所施行的增量适应策略呈现出显著差异。比如渭塬市一家专业合作社的老板利用向阳面的坡地，逐级修建苹果园，保证果树有更充足的日照。在雨水增多的情况下，坡地排水比平地更快，能够有效防涝。小农户凭借对本地环境的深入了解，采取成本可控的传统手段;合作社则依托资金资源，运用前沿技术支持农业生产。二者有机互补，以各自契合的路径探索是适合自身条件的适应策略，为农业生产在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下构农业韧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

2025年年初，美团、京东等平台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的舆论热潮让部分人误以为全民社保时代即将到来。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全国7.34亿就业人员中，仅2.46亿人拥有完整“五险”保障，约占就业总数的33.5%，意味着超过六成劳动者尚未获得全面社保覆盖，其中有近半数为灵活用工人员。

根据新京智库发布的《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4年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总规模预计约为2.4亿人，其中新型灵活就业群体人数已超过8000万人。报告显示41.9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79.68%的受访者将“收入不稳定(波动大)”列为首要困难，这为从业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74.55%的受访者将“缺乏社会保障”列为第二大困难，没有单位缴纳公积金、社保，医疗、养老、工伤等保障缺失。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社保收支面临压力，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增速。今年3月财新周刊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社保基金对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政府兜底的压力日益增大。郑秉文教授公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25-2060》也显示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赡养率(参保职工与退休人员比例)将从2025年的2.7:1骤降至2060年的0.89:1。

社保收支压力与零工社保问题

为应对社保基金收支压力，2024年9月13日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正式出台。其中规定从2030年1月1日起，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得益于此，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枯竭年份已从2019年预测的2035年推迟至2044年。

但延迟退休政策对于缓解社保压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社会保险总费率处于全球较高水平。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25年的最新统计，在173个统计对象中，中国社保总费率(雇主与雇员缴纳总额占工资的比例)为38.1%，位列第13位。较高的缴费成本给企业和员工带来负担，加之养老金收支压力，导致部分年轻人参保积极性下降。所以政府试图通过其他各种方法开源节流：取消参保户籍限制、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并逐年提高社保缴费金额、强制雇主和雇员参保、将国企股权的10%转划社保基金;全面推动三明医改、严格追查违规发放养老金、养老金挪用现象等。其中一些影响民生的举措引起了舆论争议。

2025年1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发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文件，明确提出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意见》再次强调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以个人身份，在就业地或户籍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职工的养老待遇计发方式相同。所以灵活就业人员中的参保群体也在增加。根据国家医保局7月14日发布的《2024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底，以灵活就业人员为主的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6615.91万人，较2023年底增加了555.91万人。

而灵活就业人员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也在逐年上升：

2025年初，中国外卖市场爆发了激烈的“外卖大战”(详见本报告第二章)。京东于2月正式入局，试图通过“零佣金”及承诺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等策略，打破美团与饿了么占据超九成份额的市场格局。美团和饿了么随即回应称，已出资为7个试点省市的全量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费，未来将进一步覆盖所有省市所有骑手，并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各平台公开发布的具体政策如下：

有律师指出，京东与美团的社保方案的区别在于，京东承认全职骑手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美团的方案则回避该问题——支持全职骑手缴纳灵活就业保险就是否认全职骑手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其次,美团方案包含的险种太少，骑手个人承担的社保成本过高。《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的作者陈龙在文化纵横2月28日录制的播客中也表示，在劳动关系尚未明确的情况下直接推进社保缴纳可能并不妥当。

在社保方案实施后，部分骑手也表达了对平台政策的不满：一、转为全职骑手后，工作时间被迫加长(如京东要求每日12小时在岗、每周工作6天)、单价降低(如5公里仅5元)收入反而下降、考勤更加严格(如必须在固定商圈内定位在线)、被剥夺自主权(如被随意强制更换工作区域、不得拒单否则罚款)、工资改为月结影响资金周转;二、签约成为全职骑手需经过不透明的邀请制和三个月试用期;三、众包骑手也在抱怨单价降低。

今年浙江大学袁哲等人对外卖骑手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78.36%的骑手表示每个月可以承受的社保缴费金额在500元以下，愿意承担每月超过1000元社保费用的骑手不到6%。“wai-song jiang-hu qi-shi lian-meng”的“盟主”chen guo-jiang 也表示，大多数骑手不愿意自己掏一半的钱买社保，乃至不愿意让平台缴纳社保。担忧成本最终仍然分摊到骑手们身上。

对骑手们而言，社保虽能提供医疗、养老等长期保障，但个人每月至少需多支出几百元，而骑手们的频繁流动导致社保转移时统筹账户缩水，若最终未缴满15年，退休时仅能取回个人账户余额。骑手们最急迫的保障需求——如应对高发交通事故的工伤保险——反而在复杂的商业保险与试点政策系统中难以兑现。最终，社会保障这一基本权益，在脆弱的就业形态和沉重的即时生存压力下，成了骑手们无力负担的奢侈品。

与外卖员工作性质类似的快递员在保障上更加薄弱。除京东、顺丰外，快递行业普遍实行加盟制+外包制的用工模式，快递员与第三方企业签订的也多为合作协议，而非正式劳动合同。这种定位使快递员在法律层面难以被认定为劳动者，因此也无法获得工资保障和社保等法定劳动权益。更有很多公司不与快递员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多数中小型快递驿站也未为驿站工作人员购买社保。据热度新闻报道，10月17日，中国邮政苏州某网点快递员小李因系统定位偏差误投包裹，发现问题后多次联系收件人未果，后与赶到现场的收件人丈夫发生争执，不幸被对方持刀杀害，年仅30岁。随后中国邮政称该快递员为第三方聘用员工，邮政仅能帮忙申请工伤赔偿和人道主义补助。

4月，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团队基于对145篇新闻报道、上千件司法案例及深度访谈的系统调研，揭示出主播这一新兴职业群体面临的严峻劳动者权益困境。大量主播(尤以素人、大学生、未成年人为主)在与MCN机构签订“经纪合同”后，陷入“高违约金—低收入—强控制”的结构性陷阱：99.5%的纠纷中主播为违约被告，90.2%被判赔违约金，部分索赔额高达数百万。而超半数主播月收入低于当地平均工资，劳动关系认定率却不足三成，致使其难以适用《劳动合同法》获得基本保障。平台与MCN以“合作关系”掩盖实质劳动从属，规避社保、工时、解雇保护等责任，使主播沦为算法驱动下的“数字佃农”，在流量高压、心理耗竭与法律真空三重夹击中丧失职业尊严与生存保障。

“社保新规”引发养老金公平争议

8月1日，中国最高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再次明确企业必须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超龄返聘人员。如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可依法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申请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这意味着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在法律上均无效。

该司法解释同时引发支持和质疑。支持者如胡锡进认为，该举措有利于劳动者的长远福利。质疑声则认为，该举不仅将减少劳动者的到手收入，还会进一步加重企业的生存负担，导致企业缩减招聘人数和待遇，加剧就业困难。

公众号博主“BJ大土豆”撰写文章，称其家门口的包子铺因强制参保政策带来的经济负担太大，选择关门。该文在社交平台被广泛传播(原文已不可见)，引发了公众对于社保政策影响小微企业生存的讨论。晚点LatePost引述专家分析称，社保缴费负担重会挤压企业利润，最终减少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据极昼工作室报道，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强制参保”政策加剧了小工厂的经营困境，导致部分企业以关厂、裁员或降薪作为应对。青年志Youthology发布的文章中也指出，社保新规显著冲击了“三小”(小企业、小城市、年轻人)群体，并且会进一步促使企业更广泛地采用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与人工智能。一家不到百人规模的制造工厂负责人也对《南方周末》表示，同区域的许多工厂为了规避社保成本，已开始把一部分员工辞退再让Ta们找劳务公司重新进厂。也有声音质疑，高龄从业者如开始强制参保，但无法缴满法定领取年限，是否等同于白缴费?

随着“强制参保”的争议发酵，舆论热度也延烧到了养老金公平性的讨论上。自媒体博主Fenng在微博对比了山东某地机关单位退休者、企业单位退休者和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的养老金待遇差距，称“交了几辈子公粮，养老金领一两百块，怎么说都说不过去”，该帖获得了上万点赞。

大多数农民老龄人口收入微薄，退休后只能依赖全国基础养老金，因此基础养老金对农民养老的兜底作用尤为重要。今年全国两会时期，政府将全国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从去年的每月122元涨到了143元，但许多声音认为该养老金金额仍不足以保障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

为破除养老金“双轨制”，2014年的改革方案明确通过十年过渡期，逐步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体系并入全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架。2024年10月养老金并轨改革过渡期结束，名义上体制内外已经实现了制度的统一。但由于体制内职工在退休后还有职业年金作为补充，且缴费基数比大多数企业职工缴费基数要高，体制内外的退休金差异仍然明显。以2024年数据测算，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几乎是企业退休人员的2倍。

2024年体制内外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差异对比

财新周刊在8月发布的封面报道中也点出了养老金双轨制、缴费基数涨幅普遍高于社平工资甚至缴费与低收入人群工资倒挂的不合理现象。体制单位的待遇优势、城乡地区的养老金差异，再次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

近两年，政府通过重申社保法定强制性、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全面推广个人养老金等多种改革举措，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以及养老金制度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问题。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制度的抗风险能力。

然而，许多人认为养老金改革并未解决旧问题：养老金公平性问题仍未解决，农民群体每月约200元的养老金水平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高出其约30倍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企业和个人共承担工资的24%)仍处于较高水平;由于缴费基数设定了上下限，缴费结构呈现的累退性(随着收入增加，实际缴费比例反而降低)导致了“逆向调节”效应，加剧了养老金分配结果的不公。改革举措同时还衍生出新的现实矛盾：延迟退休对体力劳动者、就业困难的年轻人以及需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老年人不够友好;强制参保加重了部分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一些企业为规避压力转向非规范用工，反而可能削弱劳动关系的稳定性。此外，作为补充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更侧重个人储蓄与投资，缺乏保险共济功能。智利等国的实践表明，若过度依赖个人账户制，可能加剧老年贫困风险，甚至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

面对农民养老金远低于基本生活需求的现状，养老金改革讨论中的一个关键倡议，是亟需将农民月收入提升至合理水平(例如800–1000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媒体提出了不同的建议适度下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待遇中偏高的养老金;探索更多国有资产划转至社保基金(但需注意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打破社保等级壁垒，真正落实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适当降低企业和个人的养老保险缴存比例。也需要指出，这些建议仍然存在可商榷之处。例如，仅仅在社保体系内进行削高补低，并不能实现广大农民群体的养老金水平大幅提升，因为养老金资金池本身并不够用。更有效的举措可能是征收富人税(例如财产税)，通过在整个社会财富的范围内削高补低，充实社保基金。而提及降低社保的缴存比，需要警惕那种主张减少企业缴费同时降低普通人养老金发放标准的声音。这些声音显然是站在企业主的立场上发出的。

三明医改困局

在现有社保基金中面临亏空风险的不只有养老金。2012年，在本土医保基金面临“穿底”风险的情况下，三明医改正式启动，核心是集采制度和DRG/DIP支付方式改革。2013年至2015年，三明模式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如医保基金扭亏为盈)，开始引起国家层面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三明医改”在全国全面实施后，对于集采药物质量的担忧和医生薪酬下降成为了舆论热点。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指国家及省级医疗保障部门通过招投标形式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谈判价格，集中采购所需药品的制度，其主要目标在于降低药品价格、减轻医保基金支出压力、破除“以药养医”机制。集采成功的中选药品都纳入了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自国家医保局2019年4月启动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试点以来，截至2025年12月已开展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以2025年10月开标的第十一批集采为例，全国共有约 4.6万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

2025年1月，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民华等20位政协委员在上海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反映临床中部分集采药品(如降压药、麻醉药、泻药等)存在药效不稳定、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医生反馈部分仿制药虽通过一致性评价，但在临床实际使用中效果不及原研药(如“血压不降、麻药不醒”)。国家医保局随后发函上海医保局进行核实调查，并在2月回应称上海瑞金医院开展的研究显示中选仿制药与原研药疗效相当

据财新报道，随着集采进入常态化，“带量采购”对各地医疗机构有着明确的用量要求，加之一些跨国药企的市场策略考量，常规医保用药中，仿制药对原研药的替代渐成趋势。不少患者和医生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部分集采的仿制药质量远不如原研药，但医院无法开到原研药。由于DRG/DIP控费制度，患者住院时间也受到限制。

DRG和DIP是基于病例分类的医疗管理工具。DGR/DIP改革，就是医保局把每种疾病的治疗费定一个标准价格，以此价格作为医院结算费用。超出标准的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结余则归医院所有，以此方式倒逼医院减少医疗费用。但此方案相当于迫使医生放弃昂贵(往往也更先进)的治疗手段。

一项面向15000多位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只有25%的受调查居民认同“仿制药可以替代原研药”。根据《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22年的一项调查，在1208位同时使用过两者的患者中，仅4%表示仿制药效果明显。2022年12月发表于国际期刊《HealthPolicyOpen》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医生对仿制药认可度有限：仅59.2%认同其生物等效性结果可靠，不到一半愿意向患者推荐，仅20.5%愿意自己患病时选用。但医院没有选择权：一方面，国家集采中选药品完成比例连续多年被列入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优先使用集采中选产品成为不少医院的一道“紧箍咒”;另一方面，在DRG(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和DIP(按病种分值)支付方式改革下，部分医院担心费用超出医保额度进而影响绩效，主动减少价格高昂的原研药的使用。虽多地强调“切忌只采购和使用中选品种”“针对特殊疾病保留中选品种对应的原研药品”，但实际执行中却难以满足“1:1”的整体要求。

随医保支出缩水的还有医生薪资。根据南风窗及经济观察报今年11月的报道，多位一线医护人员均证实医生降薪是普遍现象。根据今年6月华医网公布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参与调研的近3万名医疗专业人员中，有57.9%表示薪资降低，较2023年的37%增加了20个百分点，降薪趋势明显扩大。除经济大环境因素外，三明医改使得医院无法再靠药品、检查等项目创造营收，加之持续的强监管态势，导致医院收入明显下降。

当前的医改政策被部分从业者形容为医药产业链的“拼多多化”。三明医改的确极大地缓解了医保基金压力。截止2024年，国采药品价格平均降价达到50%以上，已累计降低药耗费用超7000亿元。2024年居民医保当期结存519.42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400多亿元。但这一变化在实现医疗普惠、防止低收入群体因病返贫的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服务质量可能随价格下降的担忧。患者和医务人员、医院均出现对医改不满的声音：

一方面，患者选择权受限与药品疗效问题逐渐显现，加强了部分患者对公立医院的信任危机。正如上文所说，临床中高效进口原研药难以获取，而某些仿制药存在疗效不足的问题，反而可能延长疗程、增加总费用，但这一矛盾对重症患者尤为突出。即使转至私立医院，原研药的可及性依然有限，多年缴纳的医保在关键治疗阶段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重症患者面临长期住院难、手术排队时间长，甚至被变相推诿的现象。另一方面，医保报销门槛提高，使得部分低收入群体不得不拖延就医，直至病情加重才寻求治疗，陷入“小病拖大、大病拖重”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医保局与医院、医务人员形成博弈关系。医保控费使得治疗费用超标部分会转嫁到医务人员身上，严格控费又造成对患者的诊疗不足，医务人员陷入两难境地。医生需要精确计算病种成本，进行分解住院(本该一次的长住院分解为多次住院以多次结算)、低码高编(如普通肺炎症状往重症肺炎里套)等规避控费的操作，非医疗事务性负担显著加重。同时，集采和DRG控费机制限制了年轻医生临床用药与手术器材的接触范围，压缩了年轻医生接触复杂、多样病例的机会，影响其临床经验积累与医术提升。医院认为医保控费过度挤压了医院生存空间，导致医院不得不想办法通过多收病人、降薪裁员、出台门诊日支付限额规定等方式应对;医改降薪显著影响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人才流失严重、人手不足，长远来看也减少了未来医务人员的数量，可能会影响医疗服务的稳定性，最后成本仍可能由患者买单。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教授李玲曾在2024年接受凤凰网专访时表示，三明模式为老百姓期待的“免费医疗”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但从实施结果看，三明医改在推进过程中也显现出诸多复杂问题。远不能讲三明医改等同于“全民免费医疗”实现路径。针对这些挑战，专家和公众提出了多方面的改进建议：政协委员郑军华呼吁政策应放宽对患者使用原研药的限制;医卫界人士则建议，医院应着力发展护理、手术等劳务价值已获提升的服务项目，并通过更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实现降本增效。与此同时，存在主张市场化改革的观点，认为医疗服务应更多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强消费者选择权;但另有声音强调，根本出路在于回归公益性导向，推进去商品化改革并加强群众赋权，从而系统性地破解医改难题。

工作伤害保障动向

在最受关注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以外，我们也应继续看到工伤保险和平台零工新职伤险的进展与问题。

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参与试点的平台企业应当以实名制形式为新就业形态人员在接单地参加所在统筹地区的职业伤害保障。平台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及时足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通知》明确，自2025年7月1日起，试点新增10个省份和滴滴出行、顺丰同城、滴滴货运、满帮省省等平台企业。2026年，计划将试点扩大到全国所有省份，并将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2027年，探索将其他行业的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有批评认为，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在计发标准上不同于工伤保险，且未设置如一次性医疗就业补助金等项目，致使其保障水平实质低于工伤保险。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在遭遇类似职业伤害时获得的保障存在差距，也加剧了平台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用工成本的不匹配性，有损制度公平。

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以下简称“《意见(三)》”)。相比旧条例，《意见(三)》进一步细化了工伤认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和职工“上下班途中”的具体情形。第一次明确“居家办公期间有充分证据证明因工作原因受伤可认定工伤”，但同时补充道“但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的，不应视为工作原因”。

有律师认为，新规针对上下班途中、居家工作等以往工伤认定争议高发的情形，提供了明确的解决依据。但快递员、家政服务者等灵活就业人员，常因与平台或雇主间缺乏正式劳动合同、劳动关系难以举证，导致工伤认定受阻;而超龄劳动者也常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工伤认定中引发适用争议。且该条例未解决部分企业缴费基数不实、工伤认定程序复杂且耗时的问题，部分劳动者可能因耗不起而被迫放弃应有权益，或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私了”方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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