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坚苦如此，何以安歇|2025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作者与编辑：海南椰子鸡米饭
回顾2025年，尽管“生育友好”“妇女就业”等政策话语不断涌现，但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依然在这一年的劳动事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三孩”政策背景下，职场对女性生育的排斥并未因政策倡导而消减，反而出现了政策“异化”的风险。当经济下行与人口焦虑叠加，女性被要求用更碎片化、更低保障、更可替代的劳动，去填补公共照护与社会保障的缺口。
“妈妈岗”争议
湖北、上海、广东等地大力推行的“妈妈岗”，虽然名义上为育儿妇女提供了灵活就业机会，但在实践中往往被限定为家政、清洁等低薪低保障的“安置式”或“缓冲型”边缘岗位。批评者指出：即便“妈妈岗”在形式上可被视为一种特殊支持政策，但在制度目标不清、执行标准模糊、激励与监管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妈妈岗”在执行上很有可能被异化，演变为“结构性隔离”的另一种形式。
“妈妈岗”并不是在削弱母职惩罚，而是在换一种方式把它固化。在反歧视执法薄弱的环境下，把女性进一步引导进“专门为妈妈准备”的岗位，不是拆墙，而是告诉市场：女性天然应该走“妈妈赛道”。社会学家 Hilary J. Holbrow 在对东亚职场中的“灵活性污名”(Flexibility Stigma)研究指出：当一个岗位以“灵活”“兼顾家庭”为卖点，它往往伴随着职业承诺被质疑、晋升机会被切断、劳动价值被低估——所谓灵活，常常意味着权利被打折、劳动被廉价化。这种机制导致女性即便在工作时间内保持高绩效，也无法获得与全职男性同等的职业回报。于是，“妈妈岗”的最坏结果，就是把女性的就业困境从“被排斥”转化为“被安置”：不再直接辞退女性，而是把女性放进一个难以逃离的低保障通道里，让统计口径上的“就业率”上升，让真实的劳动权利继续下沉。
而这种制度性分流，还会反过来强化企业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当用人单位把女性普遍视为潜在的育儿成本承担者，它就更倾向于在招聘中设置隐性门槛——哪怕法律禁止询问婚育状况，现实中也有无数变体。2025年，深圳一名女教师在哺乳期结束后即遭校方单方面辞退;严女士在入职时被要求提供孕检报告，后因怀孕被解聘;春秋航空以“已婚已育”为噱头推出“空嫂”招聘，看似打破了年龄壁垒，却依然将女性价值绑定在“擅长照料”的刻板印象之上。没有强有力的法律兜底与惩罚性赔偿，政策口号越高，企业越可能把成本转嫁给女性个体，甚至把“妈妈岗”当作一种更体面的性别分工——你不是被歧视，你只是“更适合”那个岗位。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妈妈岗”这种以身份分类为前提的政策工具，通过“优待”的语言，把女性推回到照护者位置，却回避了真正该被追问的问题：为什么照护成本必须由家庭内部消化，且主要由女性承担?如果政策真要“生育友好”，就不该只在劳动力市场端给女性开辟“特殊通道”，而应在公共财政与用工制度上进行结构性重建：普惠托育和公共照护服务，可转移且强制的男性育儿假，对用人单位的真实成本约束(比如对歧视性解雇与降薪进行高额惩罚)，以及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平等申请休假的制度权利——否则所谓“优待”，只是把女性的就业权利进一步折价。
社保折价与职场性别暴力
这种折价在社会保障环节同样清晰。灵活就业女性的退休年龄认定成为新的难题。被引导进“灵活就业”的女性，由于缺乏稳定用人单位与完整劳动关系，面临社保缴纳断裂、工伤认定困难、退休权益不确定等一系列制度性风险。原本就高度依赖“标准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平台化与非正规化加速的背景下，正在制造新的排除：当女性被推向更非正规、更碎片化的岗位，她们将更频繁地遭遇身份归类不明、权益落空的困境。于是，女性得到的不是“兼顾家庭的工作”，而是一条更难累积工龄、更难稳定缴费、更难获得工伤与养老金保障的路径——这不是支持，而是用“灵活”来掩盖去保障化。
而在职场中，性骚扰与性别暴力依然是女性劳动者头顶挥之不去的阴霾，且呈现出跨行业的态势。1月，上海求职者张女士在面试中遭公司董事长猥亵;2月，极昼工作室报道了女海员在远洋货轮上遭受的系统性排斥与骚扰;6月，温州一名护士在离职后曝光遭负责人猥亵;8月，川航旅客闯入飞机后舱引发关于女性空乘被异性旅客骚扰困境的讨论;10月曝光的医院职场中女医生面临的隐蔽性骚扰，以及高校内持续发生的权力型性侵害更说明，暴力从不是“个别道德问题”，而是组织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发布了《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手册》，试图为企业和员工提供识别与应对的工具，但现实中的 wei-quan 之路依然布满荆棘。日本籍女性受害者C曾遭受公司中国籍上级的长期性骚扰，作为中国首例跨境职场性骚扰案，其跨国 wei-quan 的过程极其漫长而艰难;3月，天津崔丽丽性侵工伤认定案虽然艰难胜诉，却遭遇严重网暴;三亚公职人员性侵案中出现程序违法问题;上海受害者要求辞退偷拍者反被迫离职;还有更多诸如直播平台女主播等受害者则在法律与资本的围猎中陷入沉默。这些案例反复提醒我们，反性骚扰机制在许多用人单位中仍没能有效建立和运作。受害者不仅要承受身体的伤害，还要面对失业、污名化以及法律 wei-quan 的漫长煎熬。
各阶层女性劳动者困局
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并未如愿带来平等的解放，反而催生了新的性别分工与控制形态。在AI产业兴起的背景下，陕西铜川等地的农村女性虽然通过成为“AI数据标注师”获得了新的收入来源，但她们往往同时承担家务劳动与农业生产，背负“白领与农妇”的双重负担——这正是“时间贫穷”的典型形态：女性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被迫在有偿劳动与无偿照护之间无休止地切换。以“技术红利”为包装的产业升级以更隐蔽的方式吸纳了廉价的女性劳动力。与此同时，直播经济的扩张将大量底层年轻女性卷入其中，MCN机构通过标准化的“性感模板”和严苛的身体规训，将女主播转化为被算法与流量裹挟的数字劳工。7月曝光的山东德州未成年女主播被MCN机构起诉索赔案以及关于直播行业“擦边”生态的调查，揭示了这一行业如何通过劳动合同规避雇主责任，同时对女性劳动者实施全方位的监控与剥削，甚至将性骚扰常态化为工作的一部分。
制造业女工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2月，深圳一名女工因“黑眼圈严重”的食堂视频走红，不仅遭受了网络暴力的审视，更因此求职受阻;4月，武汉晨龙电子数百名女工因长期被拖欠工资与社保发起 ba-gong，却遭警方驱散并发生肢体冲突;9月获得报道的00后女钢筋工小刘，试图通过重体力劳动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虽赢得了尊严，但依然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的现实;10月，河南周口大量农村女工通过媒体走进舆论视野：她们虽通过制作LABUBU娃衣获得了灵活收入，但这种依赖订单的生产模式也让她们的生计充满了不确定性。这里贯穿始终的叙事主线本不应当是“女性能吃苦”的赞美，而是劳动法在基层执行中的失效：女工的性别与阶级弱势叠加，使她们更容易成为用工违规的“低成本对象”。
在外卖与网约车领域，性别与阶级弱势的叠加被演绎到极致。7月23日，四川宜宾一名女骑手在送餐途中不幸溺亡。而母亲骑手“背婴送外卖”等影像在媒体中反复出现，也成为平台经济时代刺眼的注脚。尽管有研究指出女骑手通过更高强度的劳动弥补了算法对性别的潜在歧视，但诸如“妈妈骑手团”的母亲骑手形象，依然是母职惩罚与生存压力交织的真实写照。年初，滴滴推出的“可选女司机”功能虽意在提升女性乘客安全感，但女司机们却反遭部分恶意投诉，暴露了女性在服务行业场所中面对额外的性别敌意。
而在城市的折叠空间中，中老年女性劳动者等边缘群体的处境更加隐蔽且艰难。3-5月，北京、上海等多地保洁员被曝只能在厕所隔间、楼梯角吃饭休息，揭开了这一庞大群体在城市光鲜表面下“无处落脚”的尊严困境。她们多为超龄农村妇女，面临着工时长、薪资低、高罚款、无社保以及“隐形化”的生存状态，更有很多女性保洁员被安排清理男厕所，其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被长期忽视。在6月的北京丰台，两名女保安因被恶意调岗降薪而被迫离职;同期，在江苏三江学院，保洁阿姨挑着扁担为学生搬运宿舍行李，其高强度的额外劳动却被校方否认。更为沉重的是，深圳59岁的保洁员许望青在工作岗位上猝死，却因劳动合同被公司扣留，导致家属在申请工伤认定时陷入绝境。同样在4月，关于采茶女工的视频揭示了中老年农村女性在高强度劳动与恶劣食宿条件下的真实处境;7月，山西大同14名遭遇车祸失联的遇难者多为冒雨采摘的女性零工。这些支撑着城市运转与生产的女性，往往因为年龄、户籍与性别的多重弱势，成为了劳动保障体系中最容易被遗忘的群体。
2025年的女性劳动者权益状况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结构性困境：虽然有个别如“空乘平底鞋”改革、呼吁延长产假及陪护假、痛经假立法推进等微小的进步，但整体而言，在经济下行与保守主义回潮的背景下，女性劳动者处境更接近“被动防守”：父权制下的陈旧偏见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生命力，正深深嵌入现有的劳动制度和行业中。女性劳动者面对的不是一张新网，而是一堵由观念与制度共同浇筑的高墙。
性少数权益与酷儿视角
针对性少数群体的言论管控与文化创作挤压，在2025年造成创作相关题材的网络作者面临严重职业风险。3月起，安徽绩溪、甘肃兰州警方发起了针对“海棠文学城”作者的大规模跨省抓捕行动。这一行动与以往仅仅针对高额非法获利者的执法行为不同，将打击面扩大到了仅获微薄稿酬甚至无盈利的年轻兼职作者身上。大量涉足耽美(BL)及非二元性别题材创作的女性作者，被以“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罪名立案调查。这不仅标志着亚文化表达空间的进一步收紧，更在实质上否定了自由撰稿人基于性少数题材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将其职业行为有罪化。
今年还曝光了两起高校同性性侵犯案件。这提醒我们，职场性骚扰的定义在实践中不应仍局限于传统的异性恋和性别二元视角。2月，中科院一“大师兄”被曝长期猥亵多名男生——由于法律认定缺乏先例，社会认知存在盲区，受害者面临更深层的的 wei-quan 困境。4月19日，北理工2023级硕士研究生常某某发布视频和PPT，实名举报其导师宫某。这起事件不仅涉及学术诚信，更涉及同性师生间的权力压迫和性控制。尽管校方最终以“师风师德整治”的名义对宫某进行了处理，但却不敢触及事件背后的结构性权力压迫，也不敢对早已被官方禁忌化的同性性行为做出任何评价性的回应。仿佛只要把个别“搞同性恋的败类”从学院驱逐出去，就可以实现异性恋关系的正本清源了。但国内学院“师徒如父子”的伦理本质上就是高度异性恋霸权式的父权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导师不仅掌控学术资源，还试图通过控制学生的身体和私人生活来实现其“家长”威权。常某某的举报不仅是对宫某个人的反抗，更是对这种强行将学生人格物化的、带有封建残余的学术家族制的酷儿式背叛(Queer Betrayal)。但当这种背叛不得不以寻求公权力支持的形式得到推进时，它的酷儿性再次被遮蔽。
而从酷儿视角出发，诸如“妈妈岗”等基于二元性别而设计的就业机制，则在“支持”顺性别女性的同时，无形强化了严格的性别划分，使得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劳动者在“身份特供”的岗位中难以找到容身之地。生存空间在二元性别叙事的强化下显得愈发逼仄。
最后，我们必须诚实地指出，这份基于互联网信息的年度盘点在呈现性少数群体的劳动权益时仍存在着刺眼的空白，而这种“失语”本身正是2025年该群体最真实的生存写照。在主流媒体的聚光灯之外，非二元性别、跨性别及同性恋劳动者并非缺席了劳动现场，而是被严苛的二元性别审查机制与社会偏见推向了更深的不可见地带(详见往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还有许多酷儿被制度性排斥出了劳动力市场，无法获得稳定收入，但并不代表Ta们的照护和其他边缘性劳动是没有价值的。无法劳动也不代表没有价值。历史最终将铭Ta们在探索替代性生存空间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当时间推进至2025年，我们愕然发现，残障劳动者的处境并未如技术乐观主义者预言那般随着AI时代的到来而顺利改善，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惊的“历史回潮”与“技术排斥”并存的撕裂图景。
多地惊现 qiang-po lao-dong
前两年我们还在讨论残疾证“虚假挂靠”背后制度失效的深层原因，而今年6月，由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揭开的“黑砖厂”qiang-po lao-dong 产业链，则将公众视线骤然地拉回了至暗时刻。在湖南、山西、云南、广西等多地，超过200名智力障碍者及身体残障者被解救，Ta们被诱骗、控制，非人地在流水线上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不仅常年无休、遭受暴力，甚至连微薄的薪资都被层层盘剥。
这种资本原始积累式的奴役在上官正义10月10日的另一条爆料中，演化为一种令人更加毛骨悚然的“家庭式圈养”：在湖北神农架林区部分村落，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士被村民“捡”回、“圈养”，长期从事繁重的农牧劳动。Ta们被每户分割控制2至5人，时间最长达11年。在此过程中，Ta们被随意命名、使用、殴打，甚至在死亡后也无声无息。最为讽刺的是，基层管理者早已通过防疫期间的疫苗登记证明完全掌握这些“黑户”和“奴工”的存在，但直到2025年5月才开始“突击收缴”式安置。目前仍有大量人员身份未明、找不到家属。
遍布全国、横跨20余年，拐骗残障者 qiang-po lao-dong 的恶性事件接连曝光，无情地击碎了“残疾人较充分较高质量就业”的幻象。它昭示了在监管的盲区和法律的漏洞中，最边缘的残障群体仍可能沦为现代奴役的牺牲品，被视作可以随意榨取的“生物燃料”而非享有尊严的劳动者。这种“强制奴役”之所以能像幽灵般寄生于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农村残障照护体系真空与逐利人性合谋的产物。由于缺乏完善的托养机构和社会支持，智力障碍和身体残疾者往往被视为家庭的沉重负担。正是利用这种照护困境，工头能打着“介绍工作”“帮忙管教”的幌子轻易地将人带走，完成了从“家庭包袱”到“廉价劳动力”的罪恶转变。上官正义曾呼吁把拐卖成年男性纳入刑法，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同等对待;并向中国残联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残障人员(包括已失踪人员)的数据摸底和亲属采血入库，以彻底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对于这些残障者而言，“解救”远非苦难的终点，而是另一场漫长困境的开端。12月的深度报道揭示了这群被解救者的深层困境：许多人在失踪多年后已被销户，导致低保、医保等救助通道完全阻断;长期的重体力劳动留下了满身伤病，使其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异地 wei-quan、追讨工资和工伤赔偿因证据不足、法律援助匮乏而举步维艰。这些现实情况表明，单纯的“打拐”无法将残障者从命运的泥沼中真正拯救出来，而更重要的是系统性的社会支持和法律重构。
被市场理性排斥
在就业市场的另一端，残障者则由于“效率和理性”的法则被主流商业社会排斥在外。在2025年的职场新闻中，我们看到了用人单位对残障者近乎苛刻的身体审查。5月，一名通过三轮面试的候选人仅因腿部残疾走路微跛，便被文具巨头“得力”劝退;10月，一名入职滴滴策略运营岗的员工，因“隐瞒”并不影响工作的跛脚状况被HR以为了避税才招残疾人的羞辱性言语辞退。这种对“不标准身体”的排斥，暗含着以个体生产力为最高标准的劳动力拣选逻辑，与就业市场对病患群体的歧视形成同构，如同一种基于体检单进行的“隐形种姓划分”。医学生梁禄暖以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应聘厦门市中医院，却因患有“桥本甲状腺炎”——一种在年轻女性中高发、几乎不影响生活且无需治疗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而被拒之门外。一名幼师因体检时查出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一种仅为携带者而非患者的生理状态——便遭到解聘。
尽管《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仅列出了21条可被判定为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但实际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中有超过70种疾病会被判定为体检不合格。而原本仅适用于公务员招录的严苛体检标准，正被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国企甚至民营企业奉为圭臬。在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企业人事部门倾向于通过剔除任何潜在的健康风险来降低管理成本和后续风险。于是，桥本甲状腺炎、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都成为了求职者身上不可饶恕的“污点”。今年，一些已经在相关规定中被解除就业限制的疾病患者，比如乙肝病毒携带者依然会在求职过程中受到隐性歧视。
这些案例暴露出，企业依然习惯性地将残障和病患视为“风险”与“麻烦”。这种排斥甚至被写入了代码之中：尽管法律允许持有C5驾照的残障人士驾驶汽车，且上海市交通委明确表示在网约车从业资格许可上“未设置门槛”，但主流网约车平台在注册环节直接将C5驾照排除在外。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仅上海就有1255名C5驾照持有者，四川有1.1万人。这意味着庞大的具备驾驶技能的残障群体，因平台设置的“技术性门槛”而无法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网约车行业就业。上海市人大代表金晶呼吁平台开放注册，并通过上线“友好标识”系统来告知乘客司机情况，促进司乘理解。
自救与抗争
而在制度性排斥与生存压力的夹缝中，身患重症慢病的劳动者不得不探索出一种悲壮的自救模式。今年有多篇报道聚焦在广州城郊出现的“尿毒症工厂”，来自全国各地的尿毒症患者聚集于此。工人在透析中心的楼上缝制衣物，用缝纫机踩出的工钱来换取楼下的透析机会。“以工养医”——劳动成为了患者维持生命体征的唯一筹码。当前，我国尿毒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显著。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超200万尿毒症病人，预计到2030年会突破300万。其中内地透析患者总数达118.3万例，大量乡镇县城尿毒症病人，面临着就业、就医和经济上的困境。同样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还有患有尿毒症的外卖骑手，为了支付高昂的透析费用，在身体允许的间隙拼命接单。
重症慢病群体呈现出的这种“生死疲劳”，背后是医保制度的地域鸿沟与无业保障的空缺。由于尿毒症未被认定为法定残疾，无法享受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带来的岗位红利，加之老家医保报销比例低、缺乏透析资源，Ta们被迫迁徙至医保政策更开放的珠三角。2025年7月15日实施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显示，医保报销九成“血液透析费”，通过医保经办机构拨付给透析中心。尿毒症患者可以通过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享受这一优惠的医保政策。而广东是全国独立透析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这里的民营透析中心为了争夺稳定的透析客源及其背后的医保资金，创造出“工医结合”模式。
这种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模式，其实是社会对“残障”与“病患”僵化认知的某种产物。加拿大学者Monique A. M. Gignac提出的“间歇性残障”(Episodic Disability)困境：现行的劳动法律与福利体系建立在二元对立之上——要么是“完全健康”的完美劳动力，要么是“残障失能”的救济对象。而重症慢病患者处于这种二元切分之外的波动区间：患者的健康状况具有间歇性和不确定性，既无法满足企业对“恒定效率”的贪婪要求，又因缺乏显性的肢体缺失而被残联的保障网漏接。“尿毒症工厂”也远非“互助乌托邦”。在计件薪酬的鞭策下，为了覆盖医保外的自费药物与生活开支，工人们不得不忍受普遍的超时工作。这种高强度的劳作对于本就脆弱的透析躯体而言，无异于一种慢性透支。而在法律层面，由于缺乏针对慢性重症患者的专门用工规范，一旦发生意外，便极易陷入是“工伤”还是“病亡”的残酷争议中，劳动权益极难得到保障。原本应由公共福利承担的救助责任被转嫁给逐利的市场，劳动者的生命权便被压缩到了极限。
而当这些脆弱的劳动者试图通过正当途径维护权益时，有时却会遭遇公权力的沉重打击。安徽淮南矿工张坡因工伤致五级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因伤残津贴多年未随物价和低保标准合理上涨，难以维持生计，他多次向原单位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反映诉求未果。在无暴力倾向、无精神病史且本人及家属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警方将其强制送入医院精神科关押22天，其后又被警方以“xun-xin zi-shi”处以行政拘留8天。
2025年也并非全无光亮，这些光亮源自残障者不再沉默的抗争。我们看到：5月，持有焊工证的残障小周通过漫长的法律诉讼赢得了反歧视的胜诉;9月，被滴滴劝退的员工坚持曝光，最终换来了企业的公开致歉与重新入职;10月，在武汉的商圈，当保安试图用水管驱赶杂技表演的残障艺人时，Ta们驾驶着轮椅勇敢地进行反击;在劳动者和法律界人士的不断申诉下，国家有关部门终于调整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将地中海贫血、多囊肾和桥本甲状腺炎三项疾病纳为合格。
“致敬”姿态的背后
纵观本年，由国务院于6月印发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标志着相关行动进入到第二期(2025-2027年)。根据官方统计，全国一期(2022—2024年)三年行动新增164.8万名残疾人就业，远超原定百万新增就业目标。然而，当我们穿透这些亮眼的数字，目光下沉至具体的个体命运时，看到的往往不是体面劳动的落地，而是“苦难奇观”的再生产。两则被媒体广泛歌颂的“正能量”新闻，成为了对这一数据的真实注脚：贵州遵义39岁的无腿外卖员高龙友，拒绝了残疾人补助，坚持“靠自己挣钱”，依靠一块滑板和一条板凳，每天凌晨五点半便开始穿梭于车流之中;湖南湘西失去双臂的李向阳则练就了“独轮车送餐”的绝技，用断臂上的磁吸装置固定手机，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演绎着“身残志坚”的蓝骑士传说。
残障者的艰难求生在主流叙事中被包装成“对生活的热爱”，评论区里充满了“致敬”与“感动”。但我们在感动之余，是否应当追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会让一位无腿者觉得领低保是“不好意思白拿”?为什么一位无臂者的职业归宿，最终只能是容错率极低、高度依赖肢体健全度的外卖行业?为什么这些参与劳动的残障者不仅要对抗肢体的残缺，还要对抗不为Ta们设计的城市交通网?而当“带血的励志”被官方和媒体作为典型推崇时，它实际上是在暗示只要你“够努力、够坚强”，系统性的障碍就不复存在。
同样的叙事也发生在技术对残障者的赋能报道上：在一则“高位截瘫患者因侵入式脑机接口实现再就业”的新闻里，耗资巨大的开颅手术与最前沿的神经解码技术，最终服务的竟是数字经济底层的“数据标注”流水线;而驱动残障劳动者坚持工作的动力，依然是“给儿子攒学费”的沉重经济焦虑。当“再就业”被塑造成技术赋能成果的宣传重点时，受试者真实而复杂的处境反而被压缩成一种可被展示的样板——“工资不多”被轻描淡写，劳动权益、合理便利、长期医疗与伦理责任等关键问题几乎隐身。这种报道把残障者的尊严再次系于劳动与生产力：仿佛只有重新进入劳动序列，才能重获价值。它看似在讲“赋能”，实则可能在为制度缺位与低保障用工提供新的道德化包装。
这种割裂迫使我们反思：当残障者成为统计就业率的分子时，Ta们是否真正享有劳动法赋予的安全保障和职业尊严?当我们在谈论“促进就业”时，对这一目标的追求是否掩盖了对残障者基本人权的漠视?如果缺少强有力的法律兜底与社会保障，所谓的“就业”很容易异化为对这一脆弱群体的定向剥削。而Ta们真正缺乏的，不仅仅是岗位，更不是“励志”的赞歌，而是作为“完整权利主体”的社会地位，以及一种能够包容差异、去唯效率论的结构性支撑。
进入 2025 年，“稳就业”“共同富裕”“bian-jiang 发展”“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政策话语持续加码。但在经济下行、产业调整与治理强化叠加的背景下，以 shao-shu min-zu 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困境却并没有真正进入公共讨论的中心。
治理成效与成功故事
主流报道中存在两种稳定的叙事路径：一条是政策与白皮书框架下的“治理成效”，另一条是个体经验被道德化后的“成功故事”。以2025年内蒙古出台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例，它作为“全国首部”此类地方性法规，着力推动治理逻辑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变，通过压实建设单位责任、推进资金监管前移、强化部门协同等方式回应欠薪顽疾。这一点在 xi-zang 自治区2025年7月发布的《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中也得到了体现——拉萨市劳动监察部门查明四川绵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xi-zang 分公司因拖欠 72 名劳动者工资共计约 102 万元人民币，反映出跨区域的劳权保障联动正在加强。
这些问题当然触及广大农民工的普遍痛点，然而却在公共叙述层面常将“农民工”建构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身份范畴,缺乏对群体内部差异性的深入辨识。值得追问的是，在农牧区与跨旗县流动的背景下，那些语言沟通受限、信息获取不畅或 wei-quan 成本更高的 shao-shu min-zu 劳动者，是否在结构上面临着更为突出的劳权风险，而现有政策叙事却未能充分回应其处境的特殊性。
同样的去差异化逻辑也体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9月发布的《xin-jiang 的劳动就业保障》与2025年3月发布的《新时代 xi-zang ren-quan 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中。在上述政策框架中，就业被视为“ren-quan”最核心的实现路径。shao-shu min-zu 劳动者被持续定位为“待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其原有的生计方式、土地关系与社区结构被描述为低效和落后的。劳动被转化为一种治理技术，通过自上而下的培训、转移与组织化输出得以实现。
而能够持续进入传播视野的，往往还是经过选择的“成功样本”。如 zang-zu 女性卓玛草在甘肃高原地区从事快递投递的故事，在2024至2025年间多次被媒体转载。报道将其塑造为为“大学毕业不嫌岗位低”“扎根基层、连接草原与世界”的励志范例，强调她六年投递四十多万单、一人承担全县配送，在高寒牧区兼顾翻译、代购等多重劳动，从而重新定义了“体面劳动”的内涵。这种颂扬反而遮蔽了另一种现实：在高度依赖物流下沉与基层服务的地区，这类岗位之所以被视为“难得的稳定就业”，恰恰反映了当地可供选择的劳动路径极其狭窄。
类似的赞歌叙事也体现在2025 年5月12日发布的一篇非虚构报道《醒来的卓玛》中。文章以青海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牧区女性的直播带货经历为线索，将平台经济描绘为一种“赋权工具”——主人公通过获得收入、关注与可见性，最终进入政协体系，被呈现为基层女性“向上流动”的典型。然而，报道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经济能力的提升并未同步转化为家庭内部的财务主导权。卓玛承担着直播销售、记账与运营等核心劳动，但家庭中的资金仍主要由丈夫掌控——银行卡由其保管，大额支出依然需要丈夫同意甚至批准。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被称作“成功”的日常生活中，名声规训、父权控制乃至家庭暴力并未真正退出。标题所指向的“醒来”，与其说是对既有性别结构的松动，不如说更像是对特定发展模板的靠近：卓玛通过反复观看《甄嬛传》跟读普通话、学习英语、接触“新文化”，并重新练写名字、学习算账与成本利润核算，这些努力被叙述为自我提升与进步的标志。在这一叙事中，“进步”被隐含地设定为向 han-zu 城市中产生活方式、平台化与规范化经营主体靠拢的过程，而非对家庭权力结构或性别不平等本身的改变。
贵州民族大学晏月平于2024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基于国家卫健委2016年的数据指出，在政策畅想未覆盖的现实处境中，shao-shu min-zu 流动人口总体收入显著低于 han-zu，且多就业集中于低收入行业和区域;研究进一步揭示，在教育水平、就业质量、社会资本积累和区域发展机会上的结构性劣势，是其难以共享发展红利的关键原因。
赋权抑或失权
与上述主流赞歌形成刺眼对照的，是少量调查性写作所揭露的残酷现实。2025年1月16日正面连接发布的第一人称报道《我在泰缅边境调查电诈产业 200 天》把目光投向被零工化就业体系挤出主流市场的 shao-shu min-zu 青年身上：Ta们长期依赖零工平台、熟人介绍等非正规用工渠道，在“高薪出国工作”的诱骗下被带入跨境电诈园区。由于语言能力不足与证件缺失，Ta们在园区内更难完成“业绩”，更容易被当作可反复转卖的“资产”，长期困于暴力、胁迫与赎金机制中。这里的残酷性不只在于“被骗”，而在于同样身处电诈体系，shao-shu min-zu 受害者往往承担更高的滞留和逃离成本。
这种结构性张力在国际层面也被进一步揭示。国际劳工组织(ILO)于2025年2月14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在“扶贫”“解放劳动力”等政策话语之下，存在将制度性风险集中转移至 wei-wu-er-zu、zang-zu 及其他 shao-shu min-zu 群体的趋势，尤其波及农村小农户、牧民与被划为“剩余劳动力”的群体。报告认为，这些群体在跨省转移就业过程中，常被引导或安排进入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制造、季节性农业、海产品加工等高强度劳动行业，其选择的“自愿性”在高度组织化的动员体系中往往难以厘清。一些地区通过带有军事化色彩的职业培训、干部直接介入与配额式安排，推动 zang-zu 农牧民脱离传统生计，转向道路建设、采矿、食品加工等产业。这一过程在改变劳动形态的同时，也客观上削弱了原有的 zong-jiao 实践与社区网络。ILO 强调，qiang-po lao-dong 的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土地剥离、家庭分离与文化同化等过程相互交织，使 shao-shu min-zu 劳动者在“就业”“qu ji-duan-hua”等名义下，逐步被纳入一种高度管控、权利受限、服务于国家经济目标的劳动秩序之中。
贴近 min-zu 劳工日常处境、从劳动关系与生计结构出发的近距离描写仍然稀缺。2025年，公共policy发布的文章《从“安置”到“归属”》以云南怒江傈僳族的易地扶贫搬迁为例，指出在融入国家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搬迁对 shao-shu min-zu 群体而言远非简单的空间迁徙。Ta们面临的是生计、文化与心理的三重断层：一是经济断层，失地、生活成本上升与非农就业门槛(技能/语言/适应)叠加，迫使许多人进入低保障、低回报、临时性岗位，难以建立稳定预期;二是文化与社会断层，集中安置带来“规矩多”“不自由”的束缚，交往圈仍局限于本 min-zu，传统仪式(如火塘、宰杀)常与社区管理规范冲突，引发邻里紧张与“传统被否定”的情绪;三是教育与代际断层，母语教育缺失、普通话能力弱导致孩子们在课堂上沉默与自卑，而依赖子女翻译的家校沟通又加剧了家长的无力感。这深刻体现了 min-zu 劳工所面对的是经济结构、文化秩序与情感网络的三重系统性困境。
2024年发表的《城市外来 shao-shu min-zu 青年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基于对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 2300 余名 shao-shu min-zu 青年的调查，也指出了普遍的经济困境：青年 shao-shu min-zu 劳工的年收入与年消费多集中在5万以下;Ta们并非“不愿融入”，但却长期受困于低收入行业与非正规岗位，面临劳动合同签订率与社保参保率双低、住房保障与就业稳定缺失等制度短板。“愿意融入”的初衷，在现实中逐步消耗为“难以扎根”的结局。
同样的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返乡 min-zu 劳工群体中。2024年的《乡村振兴背景下 shao-shu min-zu 务工人员返乡研究》指出，返乡并非简单的空间性回流，而是一种被政策寄予厚望的“功能性回归”。返乡者被期待承担产业振兴、基层治理与文化重建的多重使命，但现实常常卡在政策激励与个体可行能力之间：返乡创业门槛高、失败风险更多由个体承担，社会支持有限，在城市积累的技能与经验也难以转化为稳定生计。因此“返乡”在不少情况下更像是被结构推回的路径。
在这样的发展叙事中，shao-shu min-zu 劳动者虽被持续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却始终难以作为完整的劳动权利主体出现，Ta们被统计、转移、安置和表扬，其现实处境便被悄然改写为一种“别无选择”的合理状态。许多转移安排与其说是为了效益最大化，不如说是为了系统性地削弱Ta们自身的主体性。那些从小习得普通话的城市中产及富裕阶层 han-zu 群体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资源，对 shao-shu min-zu 劳工而言却需要个体超人般的品质才可能获取。在将Ta们视为典范的同时，主流叙事也无意间抹平了不同族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存在的深层的不平等。
从某种意义上看，海外劳工比国内劳工更为脆弱。Ta们面临的问题在今年并未减少，尤其在全球政治加速右转、动荡加剧的当下。2025年海外劳工相关事件呈现出若干共同特征：风险不再仅来自非法中介或灰色地带，而是广泛存在于合法经营与跨国产业链内部;签证依附、信息不对称与监管缺位相互交织，使外籍劳工长期处于弱势位置;在全球政治右转与地缘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海外劳工问题愈发被地缘政治博弈和民族主义情绪劫持。
海外矿产采掘业仍深陷指控
本年度海外劳工调查中，赞比亚尾矿坝溃决事故以及印尼的镍矿开采所涉及的相关中国公司(分别为赞比亚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司、中国青山控股集团)尤其受到国际新闻媒体密集关注。中非时间2025年2月18日，赞比亚北部一座由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在赞比亚注册的附属公司赞比亚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司(谦比希湿法冶炼)所有的铜矿发生尾矿坝溃决事故，释放了约5000万公升含酸性及剧毒的废料。这次污染严重破坏了作为赞比亚全国约六成人口主要水源的卡富埃河的水生生态，影响水源供应及沿岸农业。
在印尼，中国青山控股集团(TsingshanHolding Group)自6年前进入印尼市场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4月，赵胤风(ZhaoyinFeng) 与 Hasya Nindita撰写的报道聚焦印尼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工业园区(IMIP)。该园区是世界最大的不锈钢与镍加工基地之一，由中国青山控股集团主导建设。今年6月，气候权利国际组织报道了中国公司在印尼镍矿与冶炼作业中的人权和环境问题。
产能占全球不锈钢产量近三分之一的青山控股集团，于6月暂停了其印尼镍冶炼厂主要生产线。此举反映出全球镍市场正因供应过剩、需求萎缩和价格崩盘陷入困境。这种由供应过剩造成的生产中断，也对印尼依赖镍产业的支柱政策构成了威胁。随着电池技术路线逐渐转向非镍基材料，要求暂停新建镍冶炼厂的呼声日益高涨。相关企业及其利益联盟被指不仅压制工会权利，漠视国家和国际标准，使工人面临低工资、恶劣环境和安全隐患等问题，更在近些年来给当地带来持续的环境破坏。然而，在赞比亚尾矿坝溃决事故中，国内媒体与公众舆论往往较少关注事故对当地环境及居民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反而对赞比亚要求中国相关公司赔偿800亿美元感到不满甚至愤怒。
中企存在严重劳权侵犯问题
在多个运营地，中国企业亦出现明显的用工歧视现象。例如，尼日尔(Niger)政府于2025 年3 月决定驱逐三名中国石油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原因是外籍员工与当地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过大。尼日尔方面批评中石油在岗位分配与薪酬结构上存在用工歧视：中国员工多占据管理岗位，而当地员工主要从事基层劳动岗位。
在人口贩运相关议题上，去年我们提及的比亚迪在巴西非法雇佣163名中国劳工的事件今年仍有新进展：今年5月，巴西Bahia州劳工检察机关正式起诉比亚迪，指控其不仅在与劳工签署的合约中包含大量非法条款，更持续让劳工在“类似奴役”条件下工作。
这都印证了原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中国驻法国使馆公使衔经济商务参赞马社在2025中国企业出海高峰论坛上的发言。他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普遍存在合规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在人力资源管理和对当地劳动法规理解与适应方面。这些问题已成为海外经营的重要风险源。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信息来源有限且碎片化;企业多从员工亲友、所在国华人或同行处获取信息，这些信息不全面甚至错误，易构成误导。国内“成功管理经验”照搬到国外往往行不通，比如在欧洲国家解雇员工难度极大。
9月7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道则揭示了中国远洋鱿鱼捕捞船队及其供应链中长期存在的劳工权益与环境问题。其作业区域多位于公海或他国专属经济区之外，因此难以被母国有效监管，形成了事实上的“监管空白区”。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EEZ)以外的公海水域，中国远洋鱿鱼捕捞船队被指存在严重劳工权益侵害行为，包括超长工时、扣押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拖欠工资，以及在船员受伤或死亡后缺乏及时有效的救助。这些船员多来自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而捕捞产品最终可能进入美国与欧洲市场。环境正义基金会(EJF, EnvironmentalJusticeFoundation)查明了187家与问题船只相关的进口商或买家，其中约45%位于美国。该报道进一步指出该行业存在监管薄弱、作业周期极长、船只不受港口国有效约束等“标志性问题”，还强调中国远洋捕捞产业链中劳工权益侵害与环境破坏存在相互强化的共生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结构性的全球性问题。
海外中国劳工困境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今年9月末，中国的对外劳务人数达到59.5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4万(此数据尚未包含未通过正规渠道出国务工的人员)。以日本为例，截至2025年6月，在日中国籍居民已达90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6.5万人。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于经济下行带来的就业压力等现实考量，选择向外移民。然而抵达目的地国家后，Ta们往往面对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的转变，因为发达国家高端岗位往往饱和，而护理、建筑等行业等仍存在大量空缺。为应对劳动力短缺，一些国家正调整移民政策以吸引外来劳工。例如法国在2025年6月简化了外来劳工的签证流程，韩国政府也放宽了其针对移民以及外来劳工的政策。然而，韩国民间社会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今年9月，韩国政府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的临时免签政策引发了一系列反对中国免签入境及反华的示威活动。这种社会情绪的背后，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韩国本地社会对外籍劳工的歧视依然普遍，而外籍劳工自身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困境。调查显示，在韩外籍劳动者的工伤死亡率是韩籍劳动者的三倍。2025年5月，联合国委员会在关于韩国劳工权益的结论性意见中罕见地直接批评韩国政府应对种族歧视不力，并对其人权机构在保障外籍工人住宿安全、降低工伤事故及遏制劳动剥削等方面的消极作为表达了关切。
类似的紧张关系并非仅存在于韩国。香港特区政府也于同期暂停原计划为期约三年的输入劳工安排。有在港的女性工人组织于2025年4月公开发声，反对进一步扩大低技能岗位的外劳输入，认为此举会削弱雇主改善本地劳工待遇的动力。2025年6月，港府设立举报热线鼓励公众举报雇主以外劳取代本地员工的行为，这进一步凸显外来劳动者在经济焦虑与政治压力交织下所处的脆弱境遇。
目前各发达国家普遍将引进外来劳动力视为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等社会结构性问题所导致劳动力短缺的重要策略。截至今年4月，在日外籍劳动者已达23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然而，当许多人放弃相对熟悉的国内环境前往异国他乡谋生时，在陌生处境中首先需要面对的往往并非目的国的制度壁垒，而是来自中国同胞的算计与恶意——因为Ta们最清楚这些劳工的被动位置与迫切需求。当地的黑中介及部分缺乏责任意识的中国企业使大量劳动者深受其害。
今年11月，单读的报道《当华人移民成为“剥削者”》亦印证了这一现实。报道指出，意大利普拉托由华人主导的快时尚产业延续着一种“移动制度”的用工模式：通过每周7天、每天12小时以上的超长工时，并以“包食宿+允许流动”为条件，来适配产业的短周期需求。这些产业所雇佣的工人原本大多是华人，形成了种族内部的剥削。随着南亚移民逐渐取代华人成为基层劳动力主力，这一缺乏基本劳动保障的模式开始频繁引发劳资冲突，劳工的核心诉求集中在落实“每周5天、每天8小时”的法定工时。
年初的王星案则再次将公众目光聚焦到缅甸、柬埔寨一带的电信诈骗产业链：2025年1月3日，演员王星星在泰国拍戏途中于泰缅边境失联，其女友迅速报警并借助网络扩大关注。经多方联合搜救，王星星于1月7日被安全找到。此案也提醒人们，社会中层人群同样可能陷入此类跨境诈骗的危险之中。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仍有大量破产负债者、有前科记录者，以及渴望快速致富却社会经验匮乏的学生，在诱惑下铤而走险，最后沦为电诈园区的工具人。2025年11月6日，"三联生活周刊"发布深度报道《想挣钱的失学少年，被骗入严重缺人的缅甸诈骗园区》，详尽披露了起四川农村少年陈志成(16岁)被诱骗至缅甸诈骗园区的真实经历：2023年7月，在四川酒吧工作的陈志成被一名自称“小胖”的男子以昆明高薪工作诱骗至缅北诈骗园区。在园区他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6小时，需完成150-200条短信任务，未完成指标便会遭到棍棒殴打。他与家人失联半年，直到2024年春天才通过音乐软件与姐姐陈雪重新取得联系。在"全球反诈组织"成员陆向日的协助下，陈雪通过合法途径成功救回弟弟陈志成。然而，因遭受长期虐待，陈志成身心严重受损，返家后精神恍惚、反应迟钝。
该报道还揭示了诈骗园区面临的严重人员短缺问题。据警方人员张亮透露，2023年打击行动导致超5万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捕，致使诈骗公司开始转向招募未成年人，如15岁四川初中生王子涵。Ta们被熟人以"能有吃有喝，还有现金"为诱饵骗入园区。诈骗公司往往伪造其身份证蒙混过关。其中超过50%被诱骗至园区。
外籍劳工即使选择进入表面合法合规的当地企业工作，仍可能面临更为隐蔽的剥削。某些企业深谙工作签证对外籍劳工的重要性，并利用其对当地法律认知有限、语言沟通不畅、wei-quan 渠道复杂等现实困境，将这些弱点转化为控制手段，通过克扣工资、故意延迟发放薪资、违法收取中介费等方式进行牟利。例如，今年6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在针对企业“现代奴隶制”合规情况的调查中发现，移民工人在农业与食品供应链中遭受系统性、广泛性的剥削。又如，今年7月1日，瑞典工会媒体Arbetet发布的深度调查显示，瑞典大型亚洲快餐连锁品牌Chopchop在其全国多家门店存在严重的劳工剥削问题，受害者主要为中国籍劳工。报道称，这些劳工不仅长期超时工作、薪酬远低于法定标准，甚至需支付高额“中介费”才能获得工作岗位，同时还面临严密监控和工伤事故频发等风险，引发了当地社会广泛关注。
在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的地区，中国劳工面临的人身安全风险尤为突出。今年6月，尼日利亚南部埃多州一名安全机构发言人通报称，当地武装分子杀害了八名保安人员并绑架了数名中国籍外籍劳工。大部分被绑人员随后获救，但仍有一人下落不明。9月，西非国家马里(Mali) 境内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Groupede soutien à l’islam et aux musulmans,GSIM，隶属基地组织)加强了对外国工业设施尤其是中资项目的袭击力度。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的资料，自6月以来，该组织针对的七个外国工业项目中六个为中资项目。这表明在这些地区，中国劳工及相关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已呈现出结构性、持续化且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特征。
在以色列参与工程建设的中国籍建筑工人也面临严峻的劳权问题。今年7月，有报道指出，因为以色列发动的加沙种族灭绝战争导致原先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劳工无法进入以色列，以色列建筑业严重缺工，加大了从中国等多个国家招聘建筑工人的力度。然而在以色列工作的建筑工在社交媒体上声称，以色列方拒绝让外籍劳工进入防空洞避难，甚至有多名中国劳工在以色列失联。这些问题的存在，加上中资公司常被指责参与或者无视人口贩运的问题，加之一些复杂的背景因素，使得中国背景的劳务公司有时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例如今年8月，以色列住房与建设部的一项建筑业招标计划文件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的企业增设了额外的合规审查要求。三家中国建筑企业认为此条款构成“不对等对待”，并提出诉讼要求撤销。当地法院最终驳回了中资企业的诉求，维持了招标原案判决。
中国籍海外劳工的 wei-quan 行动
即便是在法国巴黎这样游行 ba-gong 文化较为盛行、劳动者 wei-quan 意识相对较强的地区，相关调查仍显示，中国劳工普遍面临融入困难的问题。当地人往往认为中国籍劳工“不爱抗争而更倾向于忍受”。中国劳工确实普遍担忧 wei-quan 导致的失业风险及其他麻烦。这种对风险的高度规避心理，使得许多劳动者在面对不公待遇时选择沉默。然而，从印度尼西亚因欠薪问题爆发的集体 ba-gong 事件，到爱尔兰中国厨师成功 wei-quan 的案例，证明在特定条件下，中国劳动者同样具备集体行动和个体抗争的能力。2月18日，前述印尼的莫罗瓦利园区(IMIP)的矿业与能源工业工人工会(SBIPE)在莫罗瓦利公司总部前举行示威，要求厂方就2024年2月发生的三起工伤事故承担责任，提出赔偿伤亡受害者、改善安全培训、保障防护装备等诉求。示威遭到暴力 zhen-ya，厂区安全人员甚至对抗议者使用暴力，包括踩踏一名女性抗议者。2月22日，数百名中国籍外来劳工再度聚集，要求园区内的PTQMB新能源材料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受影响的工人主要是由PT QMB的中国外包单位九龙劳动服务雇佣的建筑工人)。这一事件显示，即便在高压环境下，中国劳工仍可能通过集体行动表达诉求。
在欧洲，个体 wei-quan 的成功案例亦证明制度性救济渠道的存在价值。爱尔兰卡文郡一家外卖店的中国籍厨师GaoXiaofeng每周工作时间高达73小时，却被迫偿还高额“中介费”，实际每周可支配收入仅约60欧元。Gao提供的证据还显示，他在工作期间多次被要求将工资返还给中介，且在餐厅工作期间长期遭人身威胁，护照被扣押，直到去年8月在警方介入下才得以脱身 wei-quan。爱尔兰职场关系委员会(WorkplaceRelationsCommission,WRC)最终裁定该外卖店违反多项劳动法规，责令雇主向Gao支付总计154,828欧元的赔偿。
综上所述，在全球政治紧张、地缘冲突加剧以及地方民族主义回潮的背景下，试图通过跨国流动寻求生计与希望的移工群体，依然深陷多重交织的结构性困境之中。
近年来，全球变暖已经逐渐从气象学家的遥远预警，转变成人们切实可感的日常现实。夏季变得更漫长，更炎热，极端高温天气也在持续向高纬度地区蔓延。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远不止是极端高温，旱涝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强度也随之显著攀升。这些灾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烈度，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日常生活。
极端天气下的劳动者
尽管气候危机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但其后果却依据社会资源与权力分布，以极度不平等的态势落到最缺乏抵御能力的群体身上。聚焦国内，气候不平等的受害者集中指向了两类群体：农村人口(详见本报告第三章)和在社会阶层上处于弱势的城市劳动者。在城市中，高温的严峻代价，主要由缺乏充分劳动保障的户外劳动者承担，如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等。今年7月10日，河南信阳一名快递员和辽宁沈阳一名园林绿化工人，都在工作中因热射病倒下，最终不幸离世。6月26日，江苏扬州两名维修工人因高温中暑被困塔吊，由消防员救出送医。7月，江苏常州一储能项目被投诉，高温天强制工人上工，每天都有十几名工人中暑。在缺乏降温措施的封闭空间内，劳动者也同样面临极高的风险。7月6日，青岛大学一名宿管员因中暑去世。7月15日，陕西西安一名小区保安因高温在保安亭猝死。
这些由高温引发的伤亡案例集中暴露出劳动保护制度在应对气候不平等时存在的系统性问题。首先是规章制度设计的不合理。7月，“气象部门不敢报40摄氏度”成为热搜话题。《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气温达到40度时应当停止室外露天作业。公众质疑为了避免停工，气象部门会刻意压低温度。气象专家在回应中否认了此事，但同时呼吁，无论是防暑降温措施还是停工停学的规定，都应该更灵活、更人性化，比如是否停工应该取决于实际工作场所的温度。此外，很多机构的规定都更偏向其服务对象或消费群体，而忽略了劳动者。7月1日，有乘客坐高铁到达山西大同时弄丢了儿童手表，打12345热线求助。两名环卫工人在领导要求下于酷暑天气花费4小时徒手在8吨垃圾中找表。当地媒体报导此事，仅强调城市的暖心服务，从而引发网友普遍质疑，认为环卫工的权益受到忽视。8月3日，上海迪士尼花车巡游过程中一名身着跳跳虎服装的演职人员疑似中暑晕倒，现场救助时为了遵守演员不得当众摘头套的规定，并没有摘掉中暑者的头套。
尽管前述管理办法已对高温下的工时限制、降温设施以及高温补贴做出了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却往往未能严格执行，政府监管同样十分不力。7月高温下，浙江横店影视城仍然有剧组违反规定，没有在正午停止露天拍摄，有相关视频显示，多位女明星身穿厚重戏服在酷暑下拍戏。有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高温天气，群演很难找，并且待遇没有明显提升，剧组也没有发放高温补贴。在沈阳，即便在有绿化工人因热射病去世之后，其他工人仍然从下午一点开始工作，Ta们表示，从没听说过要避开高温作业时间。青岛大学宿管员的事故则与缺乏降温设施有关。学校的行政楼早已安装了空调，学生宿舍今年暑假才开始安装，而宿管员值班室等基层工作场所被明确排除在安装计划之外，从中可以看出青岛大学的降温资源分配极不平等。除了传统用工场景下的管理问题，新兴的零工经济架构则通过模糊劳动关系，使得平台更容易逃避责任，从而将矛盾转移到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7月引发关注的网约车司机有偿开空调事件印证了这一点：当乘客在网上反映司机加收空调费时，争议的另一边是，由于平台压低单价并提高高温补贴门槛，司机无力承担开空调的成本。本应属于职业安全保障的降温投入，在没有平台担责的情况下，演变成了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个体冲突。
在劳动保障的末端，高温劳动引发的工伤工亡事故往往由于 wei-quan 举证成本高而难以追责。很多高温下的劳动者处在不正规的雇佣关系中，劳动关系的模糊性给了相关责任方互相推诿的空间。沈阳去世的绿化工人是退休返聘的高龄劳动者，没有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因高温去世的青岛大学宿管员和西安的小区保安都属于外包劳工，这种间接用工模式使责任认定更为困难。即便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工伤认定，劳动者及其家属也常需投入巨大的时间与精力成本。以2022年8月四川南充搬运工因热射病去世一案为例，家属在经历长达两年半的多轮仲裁与诉讼后，直到今年2月才获得相应的工亡补助金。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在采取降温措施来保障劳动者的安全的过程中，是否会陷入片面且急功近利的治理逻辑，最终以牺牲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针对青岛大学宿管员的事件，公众讨论往往止步于增设室内空调，却忽略了空调排出的热量也在无形中加剧着户外劳动者的作业风险。在短期内用空调解决迫切的问题之外，我们能否探索出更高效、更低碳的降温技术?我们能否在建筑规划之初就考虑好避暑的需求，从而降低对空调的依赖?我们的制度设计又能否打破室内外的隔阂，给户外劳动者提供同等的安全保障?此外，降温措施背后的劳动权益也必须纳入考量。空调需求的激增，直接导致了安装维修岗位的超负荷，今年郑州、南京、上海等地仍有空调工人坠落、坠亡事故发生。而对于户外环境，冰块是必不可少的降温物资，但这背后的制冰工人，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工作处境：郑州一家产品用于工地和矿井的制冰厂因人手不足，安排工人们每日工作时长近 17 小时。如果在应对高温问题的过程中，降温产业一线劳动者的权益被忽视，那么所谓的保障，实质上只是将高温风险从一个群体转移到了另一个群体。
除了高温以外，大风、暴雨和异常干燥的天气都在今年引发了各种灾难，由此导致次生劳动事故。4月12日，安徽芜湖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一名外卖员途经一小区时被掉落的墙体外立面砸伤。7月20日，湖南长沙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一道路施工现场有四名井下施工人员被困，已致一人死亡一人失联。7月23日，四川宜宾一名外卖员骑电动车经过当地一条河流时，因连日大雨导致河水漫过桥面，不慎落水身亡。7月27日，山西大同14名蔬菜采摘女工在乘坐中巴车去大棚的路上因暴雨遇险失联。11月26日，香港大埔区宏福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极端干燥的大风天气也是这场灾难的诱因之一。
在愈发频繁且复杂的气候灾难下，如何真正保护劳动者的安全，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难题。然而面对台风这种司空见惯的旧挑战，各个企业能否按照规定落实停工都打上了问号。9月23日上午，为应对超强台风“桦加沙”，深圳终于发布了当日14时起停工的通知，但仍然有网友表示，比亚迪公司没有停工，在员工向民生诉求平台投诉后，才陆续有了提前下班的口头通知。引起更大争议的是华为公司号召员工9月23日正常下班，自主解决返程问题。封闭的高速路口甚至设置了华为员工专用通道，这无疑是对员工生命安全的漠视，也反映了监管部门的失职。
尽管官方制度尚不完善，并且在执行层面常常落空，但今年依然出现不少针对劳动者极端天气权益的民间讨论与行动。食通社在《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中记录了几位外卖员在恶劣天气之下遭遇到的困境，并直言城市居民通过点外卖，将恶劣天气的风险转嫁到了外卖员身上，随即在评论区引发了一场关于“暴雨天要不要点外卖”的激烈讨论。在总结这一讨论的后续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追问代价是否真的转移了——由于平台压缩成本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隐患，以及外卖员赶时间引发的交通风险，这些后果最终仍会以不同方式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另外，针对外卖员的高温劳动保护问题，一群行动者在7-8月开展了多个城市的小范围调研，并且发布了一份针对平台、政府和消费者的三方倡议《高温沸腾时代，如何保护烈日下的外卖骑手》。Ta们还发起了人人都能参与的“贴纸送水”行动，通过赠送贴有“骑手高温指南”的矿泉水，为骑手提供了防暑支持，也宣传了劳动权益，同时鼓励大家在平台留言以督促其落实劳动保护措施。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起来，气候危机导致的劳动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迎来改善的契机。
能源转型中的事故
能源转型是解决气候问题的重要一环。在中国，这一以官方为绝对主导的进程在持续推进的同时，也伴随不可忽视的劳动权益问题。尽管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低碳能源占比稳步提升，2024年煤炭消费比重已降至53.2%，但煤炭消费总量仍在缓慢增长，其作为中国电力供应主力的地位短期内仍难以动摇。在这种持续的高负荷保供压力下，今年依然发生了多起煤矿事故。今年7月下旬起，河南省煤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了3起生产安全事故。此外，甘肃白银、宁夏吴忠、广西贺州、福建三明和陕西安康等地也相继发生煤矿事故，均造成了数名矿工遇难。这些事故不仅集中暴露了现场违章作业多、安全培训流于形式等顽疾，更有企业在出事后试图瞒报。例如，郑新福泰(新密)煤业在7月29日顶板事故致1人死亡后，谎称工人病亡，经核查后才如实上报。而迟报现象在其他矿企中也屡见不鲜。在这些事故暴露出的管理乱象背后，转型压力下劳动者的困境同样值得关注。7月，山西中阳一煤矿多名矿工被强制转签到外包项目部，不仅多年工龄被清零，连法定的经济补偿与欠缴社保也被矿方一笔勾销。这类个案反映出的劳动者的被动地位，也体现在相关的调研结论中：今年发布的《山西能源转型公众认知调查报告》指出，煤炭从业者因为缺乏转型技能和信息知情权，普遍对转型前景感到悲观。报告因此强调，政策不应该偏重宏观叙事而忽视了个体生计保障，要让转型中利益可能受损的群体参与决策过程。
而在另一端，新能源发电虽然延续了高增长态势，并且贡献了主要的发电增量，但相关生产安全保障仍面临严峻挑战。1月25日，内蒙某风电场发生一起因违规操作导致的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4月6日，宁夏某风电场发生一起因违规操作导致的高处坠落人身伤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 6月24日，xin-jiang 哈密某风电项目在风机安装作业过程中，盘车工装扭力臂因底座螺栓断裂，撞击1名外委人员致其死亡。6月28日，贵州册亨一风电场基坑内发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7月4日，贵州黔西一风电项目发生一起违规爆破事故，造成2名外委人员死亡。这些事故反映出，劳务外包体系下安全责任的落实与现场操作的规范，仍是新能源行业的薄弱环节。
基建等其他类型生产事故
除了气候危机和能源转型相关事故之外，今年发生的其他类型的生产安全事故也不容忽视。下半年连续发生多起列车碰撞事故。9月13日，浙江绍兴轨道交通2号线一列车撞上保洁员，造成3死1伤。9月24日，北京地铁13号线轧道车碰撞高空作业车，致1死1伤。11月27日，四川铁路宝成线发生货运列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作业人员遇难。同一天，云南昆明一试验列车发生一起重大碰撞事故致11人死亡，2人受伤。大部分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不过有媒体关注到，很多受害者是劳务派遣工人，从而提出铁路外包用工安全管理需要重视。
今年的基础设施安全事故依旧多发。三起特大桥垮塌事件接连发生：6月24日，贵州三都县猴子河特大桥引桥因山体滑坡垮塌;8月22日，青海尖扎黄河特大桥在施工中垮塌，致12人遇难、4人失联;11月11日，通车仅7个月的四川马尔康红旗特大桥同样因地质灾害垮塌。三起事故中两起明确与山体滑坡相关，凸显工程选址与地质风险评估的严重脱节。此外，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报告，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了许多起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的安全事故，公布出的24例事故典型包括了高处坠落、坍塌、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和冒顶片帮。过去数十年基础设施密集建设后的维护问题继续曝露，对运输业及交通设施建设维护相关从业的劳动者构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
在基建领域之外，化工、建筑及制造等行业的安全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江苏、山东、河北及湖南等地接连发生危险品爆炸事故，均导致多人伤亡。安全风险同样存在于设备检修和实验室研发环节，多地频发的中毒窒息事故已导致至少十余人丧生。与此同时，建筑施工环节的坍塌与高处坠落事故也多有发生。而16岁职校生在零食店打工时被升降机夹击身亡、6名东北大学学生在矿厂实习时坠入浮选槽身亡等事件，则进一步暴露出学生群体在安全监管边缘地带的脆弱处境。
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发生的特大火灾引发广泛哀悼。这场悲剧造成至少160人死亡、79人受伤及6人失踪。其中，有5名工人在参与救火和疏散工友时不幸遇难或失联。起火时，宏福苑正处于维修期，外墙由竹制脚手架与绿色防护网严密包裹，玻璃窗亦多被泡沫塑料封闭。尽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大众的矛头已直指香港传统的竹棚维修模式，也有反对者认为，更直接的原因是防护网和泡沫塑料，而竹棚的应用是基于香港复杂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现实。评估竹棚火灾风险的同时，我们同样也需要关注，倘若未来行业走向转型，如何为基层劳动者提供切实的职业保障与转型支持。
审视这一系列事故，管理方在善后处置中的失当同样令人深思。绍兴列车事故后，高龄保洁员被一刀切式劝退;四川宜宾有3名工人因违规作业被吊起示众，这种极具羞辱性的管理方式，完全无视了劳动者的基本尊严。安全本该是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但在现实的权力不对等状况下，安全成本往往被变相下移，由劳动者个体承担。究其原因，是管理层自上而下制定的生产指标，与一线劳作的生存逻辑产生了冲突。只有打破这种权力的傲慢，创造一个更平等、能让劳动者共同参与决策的工作环境，生产安全困局才能获得根本性的出路。
2025年，在经济下行与用工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劳动者正在各个领域探索权益保障的可能性，从司法诉讼到集体抗争，从个体反抗到消费倡议，劳动者不断拓展 wei-quan 的空间与方式，其行动呈现出多元化与常态化的态势。这些行动既展现了劳动者争取权益的韧性与生命力，也暴露出其行动面临的制度保障缺失、社会支持薄弱等深层矛盾：举报者被开除、讨薪者被控“xun-xin zi-shi”，wei-quan 者在缺乏支持下走向极端，加之公益机构生存空间收窄导致社会支持网络削弱，凸显了劳动者 wei-quan 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
法律 wei-quan 案件数量攀升
在经济环境不景气以及欠薪裁员频发的背景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纠纷数量持续上升。2025年前9个月，全国法院受理劳动争议一审案件同比增长37.5%。与此同时，一些推动劳动法完善的 wei-quan 行动也在发生。
上海地区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司法实践转变，正是这类 wei-quan 行动的典型案例。长期以来，在上海地区，企业与劳动者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后，企业可拒绝续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而无需支付违法终止赔偿金。但从2025年1月起，风向逐渐转变，至11月前后，仲裁委和法院口径统一：劳动者提出续签无固定期限合同时，企业必须签订，否则构成违法终止，需支付双倍赔偿金。然而，合同终止于2025年之前的劳动者仍在仲裁和判决中难获支持。刘晶晶于2022年被国企拒签后，历经“一裁二审”仍最终败诉;孟杰的劳动合同2024年12月31日到期后被拒签，因合同终止时间在2025年之前，二审仍被驳回。《劳动合同法》2008年至今未变，为何人为划分判决界限?律师认为可按“从新从轻”原则主张改判，但实际操作仍存困难。这一转变体现了劳动者的 wei-quan 行动推动了司法完善，但也暴露出司法实践中劳动者 wei-quan 面临的各种阻碍。
集体 wei-quan 与自组织尝试
除了通过司法途径争取权益外，面对欠薪、降薪、裁员等问题，劳动者也采取了层出不穷的 wei-quan 行动，并涉及多个社会行业。1月10日，网曝荥阳市市政府门口环卫工为讨薪集体堵门，视频显示有环卫工称Ta们干了一年才知道拿不到一分钱;2月，界面新闻报道，连锁咖啡品牌Manner因部分门店员工未在春节前后收到“13薪”，因此在小红书上发布了许多向公司讨要这笔薪资的贴文;3月，比亚迪在江苏无锡和四川成都的工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 ba-gong 和抗议活动，事发的两所工厂都是原捷普电子在华的电子厂，近年被比亚迪收购，抗议的起因是收购后公司打破“薪资福利不变”的承诺，单方面调整了薪资结构，导致工人收入下降;湖北武汉黄陂区武汉晨龙电子有限公司数百名女工因被累计拖欠工资长达六个月、社保欠缴长达两年，4月10日举行 ba-gong，抗议期间遭到驱散并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5月26日，四川自贡富顺县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路边集体 ba-gong，据称是由网约车和电三轮数量过多导致出租车没生意而引发;6月，哪吒汽车员工发布短视频，哪吒汽车董事长兼CEO方运舟被员工堵在办公室集体讨薪;9月，由于未领取到工资，河北秦皇岛至唐山高速的部分建筑工人在该高速正式通车运营当天，于九龙山收费站前设路障拦截交通讨薪;9月16日，在广东惠州博罗县，为Nike等多个知名国际品牌代工的隆裕鞋厂爆发集体 ba-gong，数百名工人抗议公司关闭厂区，但公司拒绝对工人作出赔偿，而是要求工人随厂搬迁至东莞——该工厂属于台湾五大制鞋企业之一的隆典集团，此前该集团旗下的大陆工厂曾爆发多起 ba-gong;11月，多名剧组群演及基层工作人员在《江山为聘》拍摄现场拉横幅，控诉剧组拖欠工资超半个月，横幅内容为“《江山为聘》拖欠工资不管我们死活!还我们血汗钱”;临近年末，湖北汉川、广西百色、黑龙江大庆等中国各地出现多起农民工讨薪事件，讨薪方式包括堵路堵门、停工抗议、网络平台发帖等。受楼市下行和层层分包的用工制度影响，建筑行业继续成为讨薪事件发生的重灾区。
以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平台零工劳动者们，今年也爆发了多起 wei-quan 事件。8月，上海浦东临港新片区，超过两百名外卖骑手聚集在一小区门口，抗议小区物业禁止骑手入内派送外卖的规定。最终物业与骑手们达成协议，同意骑手进入小区，事件才得以平息。9月5日，深圳一名女司机接到曹操出行平台的长途订单，与乘客协商返程费，事后乘客反悔并投诉，导致司机倒贴钱，之后该司机多次致电客服申诉，得到的回复是“能跑就跑，不能跑就别跑”。该司机被气到突发脑溢血，前期治疗费就花了十几万。舆论发酵后，众多网约车司机在网上力挺深圳女司机，联合抵制曹操出行。10月27日，据网友在小红书发帖爆料，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快递中心的快递员因被拖欠工资而 ba-gong，大量快递堆积没有及时入库。有网友称，ba-gong 原因是拖欠工资。
除去被动防守式的 wei-quan 事件，今年劳动者也有一些积极尝试。今年年初，成都、广州等地陆续出现由网约车司机自主创建的新型运营平台。该模式以“高单价、低抽佣”为核心卖点，宣称起步价高于现有主流平台，抽成比例大幅降低且设有返佣机制。平台宣传策略精准切入司机核心诉求：不仅承诺运价竞争力，更以“把司机当人看”的态度获得情感认同。不少司机对此表示支持与期待，认为这是改善行业生态的新希望，并积极询问平台扩展计划。但行业内部存在理性质疑声：提高运价后如何保障订单来源?司乘利益如何平衡。平台运营涉及的技术支持、合规资质、安全监管等系统性成本问题尚未明确解决方案。10月，有网友在小红书上发帖称，匹克某分公司在没有任何员工参与投票的情况下选出了一位即将离职的员工作为工会代表。而员工的诉求是合规选出工会代表。这类诉求在近年的劳工行动中较为罕见。
个体行动困境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以个人身份采取的其他灵活行动。比如，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程序员张运来近四年工作日晚长期睡在车内，利用深圳湾公园公共设施生活，日均支出仅100元上下，被称为“车居躺平”。另外，一批曾就职于头部互联网企业的劳动者选择离开高压环境，转入各地大专院校担任教师。这一职业转换的主体多为受困于“996”工作制、业绩压力与职业焦虑的资深员工或前中层管理者，然而，表面上的“上岸”并未真正解决权益保障问题，只是将矛盾从“资本驱动的绩效压迫”转向“体制内的隐性束缚”。这一选择反映了劳动者在恶劣用工环境下被迫进行的权益权衡。其背后是整体劳动环境未能为劳动者提供持续、健康、有尊严的职业发展路径的结构性困境。
7月，一条“杭州地铁保安崩溃演讲”的视频获得了几十万人的点赞评论，视频中，杭州地铁四号线江锦路站一位身穿白衬衫、踩着黑皮鞋的小伙子突然喊了起来，“各位，我今天被开除了，我是一个保安，只干了一天”。通过他的诉说，我们得知他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当保安的第一天就被辞退，但他坚持要回了180元的日薪。他“失控”地同周围人诉说：“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哪怕只有一天，也要把应得的工资拿回来。”这名杭州保安在北青深一度的采访中表示，他想告诉有类似经历的人，一定要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有人在评论区留言，看了他的“崩溃演讲”后，决心要回自己应有的劳动所得。
更多时候，劳动者的反抗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11月以来，多地三甲医院下发“过紧日子”通知，要求严控非必要开支。12月，广东某医院规培生杨某因衣兜内有一包未登记的纱布，长期在科室给私人充电宝充电，用水壶在科室饮水机接水带回家，被护士长上报训诫。医院方称，这些行为导致纱布用量增加10%、电费每月多出数十元、饮水机滤芯更换周期缩短半个月，对科室的利益造成损害。消息引发医疗圈热议：一项2.2万人参与的投票显示，几乎所有医务人员都曾“薅过科室羊毛”。一些规培生质问：“8月份有医院禁止规培生进职工餐厅，连充个电、拿包纱布都要被处理。难道我们不是人?”有医生透露湖南某医院已将酒精、碘伏、口罩锁起来，“用起来总感觉有双眼睛盯着”。一方面，医保控费、医院运营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医院将普通医疗工作者视为需要严格管控的对象，医院与职工的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医务人员普遍的"薅羊毛"行为，实际上是对工作情绪的一种报复式宣泄，也是对自身劳动权益的微小争取。这些劳动者的个体行动都在试探制度的边界，寻找自身生存的空间。
不过，相比于集体行动，个人行动往往有更大的脆弱性。劳动者个体在面临来自企业和公权力等方面的多重压力下，如果无法寻求社会支持，很可能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2月，武汉汇科智创科技有限公司官网被黑，搜索点击进入主页后显示“码农的钱你也敢吞，还钱”字样，事后该公司不仅否认了欠薪事件的存在，还表示将起诉黑掉公司官网讨薪的码农。安徽省矿工张坡因工伤导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在依法获取每月1900余元伤残津贴后，仍难以维持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在后续 wei-quan 过程中，他竟被相关部门以“wei-wen”之名，在未经专业诊断的情况下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并遭受束缚，其后又被转送至拘留所。7月16日，河南新密一工人工作期间身亡，家属协商赔偿遭企业保安持管喷水驱赶，涉事企业为郑州煤炭工业集团下属芦沟煤矿。根据杭州财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流传出的一份《关于对厨房员工7人 xun-xin zi-shi 行为处理通报》，9月6日开始，7名厨房员工在酒店公共区域讨要工资。通报中说，Ta们是以索要工资为由，公然聚众闹事、静坐滞留，严重扰乱酒店正常经营秩序，通报还要求涉事7人赔偿客户取消会议导致的损失金额8万元整。11月，浪潮集团一名员工举报北京浪潮云安全总监造假，将举报邮件抄送给多位高层，但所有高层均“已读不回”。该员工本人反而在当天就收到开除通知。公司迅速寄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甚至在该员工未收到EMS前就注销了其公司邮箱。
拼多多前员工“唐同学”在离职一年后，公司以其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为由提起仲裁，要求他赔偿违约金及返还补偿金。2025年8月13日，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唐同学支付违约金108万余元和竞业限制补偿金5万余元。然而，唐同学从未收到开庭通知，也未能参与仲裁程序。仲裁委员会最终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裁决。事件在社交平台曝光后，唐同学表示自己“事发突然，惊慌失措”。他回顾了自己在拼多多工作5年的经历——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6天，离职本是希望获得解脱，却没想到被索赔高额违约金。根据唐同学的最新回应，他已经就该仲裁裁决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正在等待审理，也有律师和网友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
面对来自企业和公权力的双重打压，也有一些劳动者在求告无门的困境之中，选择采取更极端的手段表达不满。这些行动的目的不再是 wei-quan，而是“鱼死网破”。5月20日，四川宜宾屏山县发生一起放火案。27岁的文某于3月1日经人介绍到屏山县某纺织厂上班，4月30日提出辞职，5月15日办理离职手续和剩余5370元工资结算后，文某要求现场发放工资，厂方考虑实际情况，同意提前发放并走审批流程。文某在当日返回家中后再次要求支付工资未果，产生报复念头。5月20日，文某进入厂区2号、3号车间放火引发火情，随即持刀刺伤财务人员雷某磊。文某随后被控制。据其供述，辞职是因为产生轻生厌世的情绪，急于拿到工资给母亲后自杀了结。6月，南航飞行员李某某在社交媒体上实名举报公司领导，称因拒绝参加领导安排的娱乐活动遭到报复，且拒绝配合领导索贿暗示，遭到以技术检查不通过为由的停飞报复。南航随后回应，该员工所诉与事实严重不符，称该飞行员资质检查屡次不过，技能无法达标，且拒绝在副驾驶岗位苦练基本功。7月1日上午，在吉林省长春市南航吉林分公司，李某某在与飞行部领导谈话过程中，刺伤两名同事后“坠楼身亡”。警方通报为“工作纠纷”。这再次反映出劳动者缺乏 wei-quan 支持的社会网络。如何维持劳动者的个体和集体行动，使Ta们不致于陷入绝望的自杀式行动，是亟需我们反思的问题。
消费者倡议与公益机构困境
在消费者领域，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倡议与行动。小红书一位网友发帖称自己准备买一台扫地机，向网友询问有没有对员工友好的品牌，不少网友也由此发出“非暴力，不购买、不使用”倡议：“我决定坚决不购买、使用招聘时有35岁年龄限制的公司的产品。”一位微博网友发布贴文称，在工作时长过高的企业，劳动者积累太多不满，不可能做出好的产品，最终将影响消费者权益，引起不少人共鸣。在此次倡议中，部分网友在评论区积极响应，并用自己曾经的工作经历推荐或避雷相关公司;也有部分网友认为，“35岁限制”等做法已经蔓延到社会各行各业，鲜有企业没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纪录，如果真的要做到非暴力不购买，那么市面上几乎将没有合适的产品能使用。两种声音的出现，表明劳动者同时也作为消费者正在力所能及地使用拒绝购买的方式维护劳动者权益，但仅仅依赖消费者的行动并不能有效地对企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进行反击。此外，山姆超市事件也在网络上得到极大关注，阿里高管入职山姆超市的人事变动消息在网络传开后，许多网友表示了反对，认为阿里的卷文化、kpi文化是“行业百草枯，内卷福寿螺”，并在山姆商品的购买页面发起一星运动，要求山姆超市把所有阿里系员工裁掉。虽然山姆超市并没有对此事件做出任何回应，但依然说明了人们对恶劣企业文化的深恶痛绝。
今年仍有部分公益机构陷入生存困境。10月，“扔石头空间”运营者发文告别，文中称因深深的疲惫感及不可抗力，运营者决定关停空间;知名公益项目“大爱清尘”因公开募捐备案未能按期完成延期补正、备案受阻，从2025年1月1日起全国医疗救助全面暂停，制氧机发放也需按病情严重程度优先分配，大爱清尘表示将继续推进备案，争取项目早日上线。实际上，在今年民政部印发《慈善机构公开募捐方案备案指引(试行)》之后，公益机构备案管理日趋严格，其中以中小型公益机构受到的影响最大，例如在今年99公益日中，无法获得备案号的项目无法进行筹款，进一步压缩了中小型公益机构的生存空间。而新规要求基金会只能支持注册地为本地的公益机构，也使一批在基金会挂靠接受支持者月捐的机构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公益机构难以为继或将严重影响受公益项目支持的劳动者。
2025年伊始，外卖员王计兵登上蛇年春晚，为歌手王菲新歌《世界赠予我的》报幕。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他在23岁已开始文学创作，在做外卖员时，他利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了6000多首诗，目前已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4部诗集。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文学是让生活呼吸的窗口。6月25日，在公益作家陈行甲的新书分享会上，来自河南濮阳的58岁建筑工人刘诗利，穿着朴素，背着大包小包，默默地站在角落里聆听。“工地大叔”利用宝贵的假期专程“追星”，这段视频在网上被广为关注。27日，刘诗利受到记者采访，他说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打工后，有空就会去图书大厦看书。
2025 年 10 月，1991 年出生的北京女骑手兼写作者王晚，出版《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她19 岁时被母亲以“北京打工赚学费”骗至北京，学籍遭注销，此后北漂换过十余份工作，成为外卖骑手后，她利用跑单间隙坚持写作，在北京城中村与别墅区的“折叠”场景中观察生活。相似地，还有一名叫做胡瑞明的农民工，以“小胡在写作”为网名，坚持每天在今日头条上发布工地日记，记录工地的生活，他的账号目前已有两万个粉丝，成为了许多农民工的“网络树洞”。
这些来自劳动生活缝隙中的创作，以个体经验对抗冰冷的统计数据。通过春晚、社交平台与媒体流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度，但也面临着被主流力量收编的风险。劳动的结构性不平等容易被简化为“苦中作乐”的叙事，个体的挣扎与痛苦被扁平化为可消费的情感符号，其中的批判性被消解。保持声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与渴望被大众看见，是工人创作无法回避的张力所在。
除了文字，在短视频时代，也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以视频为载体记录劳动日常，比如因在佛山工厂直播打螺丝而走红的网红“佛山电翰”，他因长相酷似演员张翰、配合动感音乐甩手打螺丝直播爆火，他视频里真实地记录打工现场：单调劳动、重复动作、按件计酬，激起了许多年轻人的共鸣。他在年初发布视频，宣布将结束自己的打螺丝生涯，他解释称工厂订单减少、收入结构改变，继续在产线上出现会像“作秀”，他不愿消耗“工人”身份。这一决定也反映出当下打工人处境的变化——劳动力市场不稳定、青年向上流动渠道有限，以及“工人身份”在短视频时代被消费、被再造的复杂现实。
在短视频和社交网络上，劳动者不仅呈现了日常劳动，也通过线上讨论和造梗表达所面对的劳动困境，借此抱团取暖。1月，大量“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中美网友在评论区对起了账：“收入多少”“上几休几”“上班干什么”“工资扣税多少”……这一轮“大对账”对比了两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支出与生活压力，引发热议。中国一线城市年轻人面临工资增速放缓、房租房价高企、加班普遍、劳动时间过长等问题;美国年轻劳动者虽然工资相对较高，却因医疗账单、学生贷款和高房租难以积累储蓄。总体来看，两国劳动者的共同困境在于：收入增长赶不上生活成本，社会保障与劳动权益不足正在压缩年轻人的生存空间。
3月，在豆瓣平台上，话题“#现在gap一年比gay一年还严重”冲上热搜，吸引近万名网友发帖，分享自己因为简历上有gap期而面临就业歧视的问题。根据网易数读的一份调查显示，职场空窗期带来的求职阻碍包括“因为空窗期被忽视能力”“求职过程中不被尊重”“被频繁要求解释原因”“因为空窗期被压低薪资”等。在两份工作之前休息一段时间原本是合理的个人选择，但在现存求职系统和社会评价体系中，似乎被等同于“懒惰”和“能力不够”，被污名为难以启齿的“黑历史”。
“原生职场创伤”则是衍生于原生家庭的概念，指的是“个体在职业生涯早期，尤其是初入职场或第一份工作中所遭遇系统性贬损、权力倾轧或价值否定后，留下的持续性心理伤痕。”网友们列举了在有毒职场环境中的经历，比如“职场骚扰与霸凌、当众羞辱、剥夺工作成果”等等，许多人遭受心理创伤，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等。个体在层层压榨的权力结构面前是脆弱的，作为下位者的普通打工人面对这种系统性的异化很难全身而退，而经济压力、家庭期待、朋辈压力乃至于优绩主义下的自我规训，更让离开有毒的职场环境难上加难。
如果这两个话题，体现的是职场上隐秘的盘剥，那12月广西一企业在厂区悬挂的“进入厂区，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标语，则更加赤裸地表现出劳动者遭受的极端异化。在这个逻辑中，一旦工人进入这个生产空间，便自动被剥离了社会主体性，被压缩为纯粹的生产工具。而最让人惊心的是“自觉”二字，要求劳动者不仅放弃自由，还要将这种剥削逻辑内化，心甘情愿地主动放弃自由。尽管这则标语在遭到网友的激烈批评后撤下，其背后根深蒂固的畸形生产关系依然值得警惕。
除了这些体现职场遭遇的meme，也有打工人用网络表达着自己的反抗与不满。比如“娇牛马”“职场奶嗝文学”和“嗲员工文学”。这些词语嘲讽的是一类以职场为背景的叙事风格，即一些年轻职场人通过刻意展示幼态行为换取领导的特殊关照，比如点“小孩菜”。这类行为用虚构的“家长-孩童”的依附性关系掩盖了职场上真实的权力不平等。比起这种戏谑吐槽，在“诅咒领导猝死”这一互联网潮流中，网友则更加辛辣直接地表达出对职场的不满。起初因为品牌Tiffany的中文谐音与“踢翻你”相似，网友认为戴上该品牌产品可以让讨厌的领导和同事离职，后来发展成用回形针制作该品牌热门产品的“平替版”来诅咒领导，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制作成果。另一种诅咒方式更加直接，那就是直接发帖，幻想霸凌自己的领导死亡的场景，比如“被呕吐物呛死”“因晨会上骂人太激动而死”“骚扰女员工不成被性骚扰举报信活埋而死”等，以荒诞幽默直接表达对职场霸凌和不公的愤怒。这些创作既是劳动者的心理排解，也是Ta们在数字空间中寻求共鸣与抱团取暖的方式。
劳动者在短视频和社交网络上展现日常经验，学界和文艺界也从劳动者的生活压力、工作伦理、收入与时间分配，以及现代劳动体系等不同维度上关注劳动问题，从宏观结构到个体生活的多重视角提供了分析与思考。
2025年3月，《对工作说不》的中文译本正式出版，作者大卫·弗雷恩深入描绘了当今工作对生活的全方位侵蚀，并援引一系列社会学理论，分析了何为工作伦理、工作伦理为何依然难以撼动，以及关于工作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未来。他还追踪了一群在英国积极抵制工作的人，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是什么推动这些人脱离工作，Ta们的抵抗是否徒劳，以及Ta们是否能启发一种替代性方案。经济学学者梁捷及政治学学者林垚对该书进行了公开对谈和讨论。同月，英国学者威尔·斯特朗和凯尔·刘易斯所著的《星期五不上班》中译本也被出版，作者把“工作时间”还原为一个与资本主义、权力和财富分配紧密相关的政治问题，指出当下的长工时并非自然，而是历史斗争的结果。作者通过历史、现实案例与政治经济分析论证：在不平等加剧、工作不再保障尊严与安全的背景下，缩短工作周是回应劳动危机的关键路径。减少工时不仅关乎个体生活质量，也能推动性别平等、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为以自由和人类潜能为中心的社会打开可能性。
如果说这两本书是从社会学的宏观角度上对现有的工作秩序进行批判，那由美国基金经理人比尔·柏金斯出版的《Die With Zero》则是从更为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讨了金钱、时间和健康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如果个体在一生中不断用工时换取金钱却未实际使用这些资源，等同于让部分劳动“白白付出”。该书据此批判以延迟消费和过度工作为核心的工作—储蓄逻辑，强调应在劳动能力与身体条件尚可的阶段，将劳动成果转化为真实的生活体验与社会关系。本书理念恰恰映射了互联网热词“力工梭哈理论”，该概念最初由抖音博主“好师兄戴梦”提出，将“力工”从体力劳动者延伸为“极其传统的奋斗型大男子”，Ta们按部就班地上班生活，思想守旧，将结婚、生子、买房视为人生终极目标，为此努力奋斗，生活极度节俭并将所有积蓄投入婚恋之中。许多网友认为，“力工思维”是一种极端的去主体化逻辑：人生目标被简化为“努力赚钱→结婚生子→积累财富”，个人兴趣、情感建设和生活质量被忽视。该现象不仅讽刺了传统婚姻观，也暴露了经济阶层和性别角色对劳动者生活的深刻影响。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个体的劳动选择和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性压力之间的张力。
除了学界，文艺界也不乏探讨劳动问题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探讨了城镇劳动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残障人群的劳权问题等。2月，中国导演霍猛凭借影片《生息之地》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影片通过十岁少年徐闯的视角，细腻描绘了乡村一年四季的日常，以及背后逐渐展开的社会变迁。电影以丧事开场，婚礼和丧事交替呈现，展现村民在土地上生活、适应变化、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该片呈现了人与土地的联系，同时描绘了城乡差距、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等社会现象。纪录片《劳途归巢》同样探讨了农村的劳动问题，但与“外出务工”的路径相反，该片呈现了农村青年返乡务工的故事。影片通过三年的跟拍，讲述了重庆江津白沙镇青年潘昭德从城市返乡后投身当地酒厂工作，在平衡工厂劳动与家庭责任(照顾年迈父亲、失智母亲及年幼女儿)中的生存状态，个人命运的裂隙与时代发展的阵痛交织，折射出中国当代乡镇人口流动、产业转型与家庭结构变迁的时代图景。该片在9月入围平遥电影展主竞赛单元。另一部影片《震耳欲聋》则取材于上海律师张琪的真实经历，讲述了一名出身于聋人家庭的律师被卷入一场关于聋人的庞氏骗局中，影片用残障与法律的交叉视角，探讨了聋人群体在权益受侵害时的困境。
今年是我们进行劳动权益事件盘点的第五年。
我们继续邀请报告的参与者留下自己过去一年的个人心声。今年拉长了战线，从开始整理信息到撰稿和编辑完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最终我们难以置信地完成了这份长达10万字的报告。一年又一年，盘点越写越长。这说明，我们对世界的结构和具体的困境，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可能说明我们每个人对于不公都有更多的话想要说。也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对彼此都有更多的话说。既然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肩并肩走到一起，我们也可以学习如何在相互扶持下更好地走下去，在现实的困顿里有所作为。也希望这份报告的读者同我们分享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盘点的感受。你可以发送邮件到[email protected]，我们会不定期查看并给你回复。通过这个邮箱，你也可以将你看到的劳权信息发送给我们，成为这个年度工作的参与者。
以下是报告作者的发言：
今年对于个人来说依然是很困难的一年。贫困、病痛和驱逐并存。但我还没有失去希望。我深知我的困境和其他劳动者的困境是同构的。在年末，我想我要把在这份报告里的付出也献给睡在臭车里的司机，平安夜在便利店睡着的年轻店员，还有我刚认识不久的加布兽——搬完家以后我们可以见面吗?希望2026年我更放松，更坚强，也更幸运。
——珠江玉子
在北京的东四环看到施工的叔叔阿姨大中午就只能也只好在路边空地上午睡，在冬天的海边看到连夜收拾鱼货的阿姨，听到集上买炒货的叔叔说自己只能睡在车上，听到大学里的保洁阿姨说自己的宿舍不能用电…
这些真实的事情有着万钧之力…..这股万钧之力把我推向了这次集体写作中，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参与者(之前连续做了三年的读者)。
这个社会如此破破烂烂，文字写出来只是第一步，但幸好我们有了第一步…愿坏事越来越少...
——川木
希望我的朋友们都好，希望自己能够再坚韧一些，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与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
————诗凛
今年我的工作处在变动之中，过得挺焦虑，于是对很多事情降低了关注，有些羞愧。碰巧年末有空闲，参与到写作中，收获了难得的意义感。接下来又要搬家了，即将开始一段新的临时性的生活。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到处跑，但还是有一种受困的感觉。未来希望自己能更有勇气，能更正直地生活，也祝福所有朋友。
——不要辣
作为农村出生的孩子，却一直对农民农村经历的事情感到一种陌生，顶多也是浮皮潦草地了解一下，深感愧疚。这次写作也是逼迫自己去主动了解那里到底在经历怎么样变化，他们又会以怎样的韧性去面对越来越频繁的天灾人祸。多谢组织者!
——板儿
做了两年读者，今年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项目。巧合的是，我今年个人生活的关键词正是“整理、清算、重新开始”——而这次参与整理、书写新闻的过程，也为我自己的2025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这个无业游民却在搜集和编辑信息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事情原来和自己的权益息息相关，也重新唤醒了我对劳工领域的关注。虽然纯属“为爱发电”，但我自认为自己是这个项目中第一批受益人。
——冰冰
虽是第一次做劳权事件盘点，但是往年的都有关注。感觉这像是一个锚点，让我们在下坠的世界中，赛博拉住彼此的手。好在大家还在彼此守望和照护着，痛苦固然难以承受，抱怨和掉眼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能在泪眼中捂着彼此的伤口，继续携手走着，真是让人非常动容的勇敢!非常荣幸能参与这次盘点，看见、命名正在发生着的挣扎与痛苦，然后才能有机会终结这些不公。
——Siki
希望一切辛劳的人都可以好好休息，希望一切有关劳动者的声音都会长存，希望所有曾落下的眼泪都能够拥抱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这一年对我来说不容易，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一年，用结束换开始，祝陌生或熟悉的朋友们，新年平安。
“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是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蛾子
这是我拒绝全职雇佣工作的第五年。可没能成为那种“逃离系统”的自由叙事样本，我依然迷茫、痛苦，找不到自处的方式。尤其是经历了亲人的离世，我感到自己陷入了虚无，没有任何人或事能接住我。
整理这份盘点的过程，恰恰是我今年现实生活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但也幸好有这扇窗口，让我能短暂地从个体的剧痛中抽离，获得片刻呼吸。
我依然不知道接下来要往哪里去，但在此时此刻，也许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Mollo
今年年初，我辞去最后一份全职工作，决定以后只做兼职。多年在全职与离职之间循环，直到今年，我才终于有勇气不再将其视为一次短暂停歇，而是彻底告别那种漫长消耗生命的工作模式。这条路给了我一种“退无可退”的自由。但还是希望有一天，每位劳动者都能退有所依，老有所养，不再需要以退为进。
——大西童子
今年六月份毕业以后就当上了无业游民，2025年结束了，我还是没有全职工作过，但是我做了好多志愿工作，无酬的，不会计入经济统计数据的劳动。做了几年读者，今年终于可以为写作贡献一份力量了。要是我有一份全职工作，我这个低精力人恐怕也就没有余力参与今年的盘点了。
——小帽儿
我看到了千千万万的人，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健缸马
第一次帮忙年终盘点，之前有关注过这个系列，能够参加很荣幸。和其ta朋友的感受一样：为什么这个世界每一年都没什么长进，而且还在倒退。盘点事件和构建叙事不单单是记录的作用，它还是一种意识的呈现，让更多人获得丰富层次的信息之外，能观察到方向和趋势。新年来了，但新世界并没有来，我们将继续斗争下去。
——鹅肝酱不加吐司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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