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保障的荒诞剧场里，最近上演了一出黑色剧。某个在宪法序言里依然庄严书写着“社会主义”字样的大国，近日却以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向它的劳动人民宣布了一条震古烁今的真理：“个人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此言一出，仿佛时空错乱，让那些早已作古的苏联官僚和新中国早期的建设者们，恐怕都要从历史的尘埃中惊坐而起，揉揉眼睛确认自己是否走错了片场。毕竟在他们的认知里，把养老这口沉甸甸的锅甩给劳动者个人，那可是他们拼了老命要消灭的“旧社会遗毒”。如今这口锅不仅被捡了回来，还被擦得锃亮，贴上了“新时代责任”的标签，堂而皇之地端上了桌。这究竟是制度的创新，还是本质的现形?拨开这层温情脉脉的话术迷雾，用分析的手术刀，剖开这颗裹着糖衣的苦果。
若要理解这出荒诞剧，不妨先回顾一下什么叫“社会主义的体面”。1936年苏联宪法第120条白纸黑字写明，公民年老患病时有获得物质保障的权利。到了1956年苏联更是通过《国家退休金法》，将这一权利具象化为“职工个人不缴费”的铁律。企业按工资总额缴纳4.4%至9.0%，剩下的一半由国家财政兜底。即便是后来被骂作“修正主义”的苏修集团，在1964年财政捉襟见肘之际，通过《集体农庄庄员养老金与津贴法》时，也依然咬着牙承诺经费由集体和国家共同承担，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向城市职工水平靠拢。为什么?因为哪怕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块“社会主义”的遮羞布也不能丢，丢了就等于承认自己连演都懒得演了。再看新中国，1954年宪法第93条何等铿锵有力：“国家举办社会保险……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配套的《劳动保险条例》更是规定得明明白白：劳动保险金全部由企业负担，按月缴纳工资总额的3%，不得从职工工资中扣除一分一毫。就连一穷二白的农村，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也用“五保”制度为老弱孤寡撑起了最后一把伞。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国家和集体是毫无争议的“第一责任人”，劳动者只需安心奉献，无需为暮年惶恐。
而如今该国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突破二十万亿的今天，却突然发现自己“养不起”老人了，转而教导月入三五千的劳动者要“未雨绸缪”“自我担当”。这其中的反差，比任何喜剧大师的作品都更具讽刺张力。它不像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宣示，倒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甩锅”表演，只不过这次被甩出去的，是亿万劳动者的晚年尊严。
当拿起解剖刀时，便会发现这句轻飘飘的“个人是第一责任人”背后，藏着怎样血淋淋的阶级真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必须涵盖劳动者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养老金从来不是什么国家的恩赐或慈善，而是劳动者在青壮年时期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被预先扣除并储存起来的“延期支付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那是劳动者自己的钱，只是暂存在社会这个“大池子”里，等老了再取回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器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个“大池子”的管理者天然有义务确保每一滴水都能回到它的主人手中。因此苏联和新中国早期实行国家统筹、企业包揽，不是因为他们钱多烧得慌，而是因为阶级利益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他们必须这么做。
然而当该国开始强调“个人是第一责任人”时，它实际上是在宣告一种阶级关系的彻底逆转。掌握着生产资料分配权和国家财政支配权的特权阶层，已经不再将自己视为劳动者利益的代理人，而是蜕变为一个独立的、与广大劳动人民相对立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话术转换，否认了劳动者过去几十年创造的历史价值，将本该属于劳动者的“延期报酬”悄然转化为维持庞大体制运转和资本积累的燃料。更绝的是他们还设计出一套“个人养老金”制度，诱导甚至半强制劳动者用当期本就微薄的收入进行二次购买。这哪里是什么“责任共担”?这分明是对无产阶级进行的二次剥削，是将公共保障义务私有化、金融化的精致掠夺。当国家从“兜底者”变为“推销员”，当养老从“基本权利”降格为“金融产品”，阶级地位的倒转便已昭然若揭：劳动者不再是国家的主人翁，而是被抛入市场风暴中独自挣扎的风险承担者。
当前养老领域的主要冲突，绝非某些专家口中“老龄化加剧与储蓄不足”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对体面养老的刚性需求，同养老保障制度责任主体严重错位、公共资源配置系统性失衡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体中，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方面，从来不是作为需求方的劳动者“存钱不够”，而是作为供给方的国家“责任退位”。该国狡诈地运用了偷换概念的伎俩，将冲突的主要方面从“国家统筹分配失灵”强行扭转为“个人自我储备不足”。于是“老龄化”这个外因被无限放大，成了掩盖一切内因的万能挡箭牌。人口结构变化是全球性现象，日本、德国同样面临严峻老龄化，但从未有哪个政府敢公然宣称“个人是第一责任人”。为什么?因为事物的变化发展，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该国养老制度蜕变的真正内因，是其公有制的名存实亡和国家政权阶级属性的悄然变质。当国有资本更多服务于利润增值而非民生兜底，财政支出优先保障基建投资与行政运转而非社会福利，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日益紧密，那个曾经承诺“保证劳动者享受权利”的国家，便在事实上丧失了履行承诺的物质基础与阶级意愿。把内因导致的制度溃败归咎于外因，把结构性危机包装成个体努力问题，这不仅是逻辑上的诡辩，更是政治上的背叛。它试图让每个劳动者相信，你的晚年凄凉不是因为制度不公，而是因为你年轻时“不够自律”“不懂规划”。这种将系统性罪恶个体化的叙事，堪称当代最精致的意识形态操控术。
至此所有伪装都已剥落，结论呼之欲出。“个人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政策调整，而是私有制社会逻辑的赤裸裸复辟。在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词典里，劳动力是商品，社会再生产成本理应“私有化”，国家只承担最低限度的救济义务，其余全靠个人在市场丛林中自生自灭，这正是撒切尔夫人“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男人女人和家庭”的东方翻版。而如苏修那般千疮百孔，也必须用国家统筹来维系其合法性根基，因为一旦放弃兜底，就等于亲手撕毁了与人民的阶级契约。该国选择在此时抛出这句宣言，无异于在自家门楣上摘下“社会主义”的牌匾，换上一块写着“风险自担”的警示牌。它暴露了这个国家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本性：嘴上喊着共同富裕，手里算着资本账本;文件里写着人民至上，实践中推行风险下移。那块曾经用来遮掩阶级冲突的“社会主义”遮羞布，终于在养老责任的推诿中被彻底扯下，露出了底下冰冷而熟悉的私有制獠牙。历史终将证明，只要生产资料的私有逻辑和资本增殖的霸权依然主导着这个社会的运行，劳动人民就永远无法摆脱“自我兜底”的宿命轮回。而“个人是第一责任人”这句荒诞的口号，不过是这场漫长异化过程中，一声刺耳而悲凉的终场哨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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