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废武功谁之罪？遗害深远直至今！叛徒罪应加一等，不做清算难治本
1985—1998年间的军队经商政策，是改革开放初期一项影响深远且极富争议的制度安排。它以缓解军费不足为直接动因，以“生产自救”“以劳养武”为动员话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获得广泛支持;但随着经营活动越出边界，商业逻辑逐渐渗入军队组织，最终造成战备训练受损、纪律体系腐蚀和军政军民关系紧张。1998年，中央以“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军队全部“吃皇粮”的方式完成制度纠偏。
一、国家建设大局与军费约束
(一)“军队要忍耐”的战略背景
20世纪8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逐步确立，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强调，军队应当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腾出力量支援国民经济发展;在国力尚不足以同时支撑大规模军队建设和快速经济建设的情况下，军队建设需要在一个时期内“忍耐”。据此，压缩军费、精简员额和推动军工企业转产，成为一段时间内的选择。
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裁军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却也使部队内部富余人员、闲置设施和军工产能问题更加突出。军费压缩与维持部队正常运转之间的矛盾，由此成为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的现实压力。
(二)“以劳养武”政策的推动
1985年2月，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赴贵州遵义地区视察时明确表示：“以劳养武是一条好路子，它能减轻人民负担，又能加强民兵建设，还对地方经济建设有直接帮助。”同年10月，他又为河南商丘县民兵训练基地题词“以劳养武，利国利民”，进一步将这一提法推向全国人武系统。
同年底，中央下发22号文件，正式把“以劳养武，富民强兵”列为新时期民兵、预备役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至此，一个基层单位的自发性探索，完成了向全军性工作方针的制度化跃升。
杨尚昆还多次公开陈述军队经费不足的现实困难，指出许多事情都得靠“标准加补助”才能办得起来，而“补助从哪来”的答案，在当时的语境中只能指向军队自身的生产经营。这一表态并非孤例。1984年11月，在全军整党工作座谈会上，第31军政委宋清渭当众反映基层经费缺口巨大、军车过桥一年就要耗费50万元的窘境，杨尚昆不仅肯定其“敢讲真话”，还随即推动国务院出台军车过路过桥免收费用等政策。
(三)从军工转产到部队创收
军队经营并非完全始于1985年。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生产自救、新中国成立初期部队的农副业生产，以及部分军工企业在军品任务不足时转产民品，都带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策允许经营活动更直接地进入市场，并把经营收益同单位经费、福利和基建改善联系起来。
1985年5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要求在完成军队各项任务的前提下开展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其政策目标主要是弥补经费不足、安置富余人员、利用闲置资源，并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
二、从生产自救到全军经商网络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1985年放开军队生产经营的文件并非无条件放开，而是附加了明确约束：经营范围有所限定、用兵比例受到控制、财务管理设有章法、对外贸易须经指定渠道，特别是强调经营不得妨碍战备训练。然而，在“经费包干、缺口自筹”的财政安排下，经费缺口层层下压，各单位实际上背上了必须自筹的硬指标。于是，地方和军队系统很快出现了扩大经营范围、增加经营层级的普遍冲动：上级默许突破，下级竞相加码，约束条款在执行中不断被稀释、被变通、被规避。制度一旦开口，执行中便不断被突破，最终超出最初设计。
1985—1998年，军队经商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即从自给型生产逐步转向逐利型经营。
第一阶段(1985—1988年)：规范探索期
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后，为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国防费连续多年低位运行，经费缺口需要部队自行弥补，中央因此允许并鼓励军队开展生产经营。这一时期的经营形式以农场、小工厂、家属工厂、军人服务社和军工企业民品生产为主，规模相对有限，业态相对单纯;经营目标仍以改善部队生活、弥补经费不足为主，收益主要用于补贴伙食、修建营房等内部开支。经营活动基本限定在“以副养武”“生产自救”的框架之内，尚未形成独立的利益结构，多数官兵也未将经商视为部队的“正业”。
第二阶段(1988—1992年)：加速扩张期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军办企业开始由内部供给型转向社会化经营，经营动机从“补缺”转向“牟利”。1988年前后的价格双轨制，给军队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可按平价获得计划内物资、享受免税待遇，再以市价出售，利润大而风险小。这种制度性套利直接刺激了军办企业快速增长。总部机关、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以及部分基层单位相继成立公司或经营实体，出现“机关办公司、部队办企业”的现象;经营领域从农副业、食品、印刷、修理等，扩展到贸易、房地产、酒店、运输、医药乃至金融等高利润行业。军队企业的数量和经营范围不断突破“补充性”定位，“副业”在许多单位实际上成了主业，权责利脱节的弊端逐步显现。
第三阶段(1992—1998年)：网络化扩张期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全国掀起“下海经商”热潮，军队经商随之全面提速，进入失控性扩张阶段。这一时期，“生产经营”与“有偿服务”并行：不仅企业实体大量涌现，医院、院校、仓库、码头、营房、车辆和通信设施等本应服务战备训练的资源，也被卷入创收，出现对外医疗收费、院校办班创收、出租营房库房、军车军牌参与运输等行为。军队资产的公共属性被商品化，军事资源的使用边界被突破。同时，经营收入与单位福利、基建经费和干部个人利益联系更紧：创收多的单位福利好、提拔快，各级领导逐渐形成“不抓创收就是失职”的心态，经商由政策许可变成体制惯性。总部企业、军区集团、基层单位层层参与，上下贯通的经营网络形成，军队内部出现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军内经济系统”。
到1993年上半年，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上万个，从业人员80余万;另有资料统计为15327个实体、逾86万人。不同统计口径的数字有差异，说明经营实体数量庞杂、底数不清、管理失控，连全军有多少经营实体都难以精确统计，更谈不上有效监管。无论采用哪种口径，都可以看出：军队经商规模已远超补充经费的初衷，也偏离了生产自救的定位，变成一个嵌入军队体制、有自身利益逻辑的庞大体系。
三、军内质疑的声音
军队经商从放开到废止的十余年间，军内一直有反对声音。这些意见在当时未能改变政策，有的还被看作不合时宜，但为后来纠偏留下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基础。
(一)张爱萍：从原则反对到严厉警告
张爱萍是军队经商政策最坚定、也最早的反对者之一。作为长期从事国防科技和军队建设的领导人，他把军队经商视为性质问题，而非单纯的方法问题。1985年3月14日，他在给国防科工委党委的信中写道：
“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
张爱萍
他还提醒国防科技战线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并以“勿逐名利自蒙耻”自警。张爱萍反对的并不是军工企业按国家计划转产民品，而是军队机关直接参与商业逐利，因为这样一来，收益会脱离国家财政体系，掌握在各级军事机关手中。
在军委研究军队生产经营问题的会议上，张爱萍进一步警告：“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他还说，将来发生战争，“该杀谁的头”。这些话在当时听来很重，却点出了军队经商最根本的危险：商业利益一旦进入指挥体系，军队的性质和忠诚就会改变。
(二)郭汝瑰：从历史经验看军纪
1988年，被称为“红色间谍”的郭汝瑰在与杨尚昆等人谈到军队经商时，也明确表示反对。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高层任职，亲历其由盛而衰，对国民党军队经商导致军纪败坏、战斗力下降的教训有切身感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从高级将领到基层军官普遍卷入走私经商，军不成军，最终在战场上不堪一击。他认为，军队一旦把精力用于逐利，就难以保持战斗队本色，国民党因军队经商而亡的覆辙，不能在人民军队重演。
(三)张震：由亲历问题走向制度主张
张震的反对则更多来自基层和院校实践。他担任国防大学校长、政委期间，学校曾因经营纠纷卷入诉讼，使其直接感受到军队单位参与商业活动的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
1991年底，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必须充分认识生产经营对军队的危害;1992年，他又提出“军队应该吃皇粮、开正门”，主张由国家经费保障军队履职，而不是靠经商弥补缺口。这一主张的关键，是把问题从“如何规范经营”转到“由谁供养军队”：军队由国家供养、专心务战，才是现代军队的常态;靠自身创收弥补经费，既是财政收入不足的无奈，也是财政责任归属的错位。
“吃皇粮、开正门”后来成为停止军队经商过程中广为流传的概括。这六个字通俗易记，也把解决办法从“让军队自己找钱”转为“国家承担供给责任”，从政策上切断了军队与商业利益的组织联系。从规范经营到停止经营，从修补到重构，这一思路为后来的清理整顿指明了方向。
四、军队经商的严重危害
(一)严重侵蚀战斗力，偏离根本职能
经商活动严重分散了各级领导和官兵的精力，许多部队和干部“不务正业”，将主要注意力转向经营创收，心思不在练兵场上，精力不在战备上;有的单位甚至把经营管理能力作为衡量干部的标准，形成了“抓训练不如抓创收”的错误导向。技术骨干被大量抽调充实经营岗位，专业人才青黄不接，部队人才储备结构受到破坏;一些单位还以经商名义长期外借人员、装备，导致兵员管理失控、装备维护失修。更为突出的是，部分单位为完成经营指标，将本应用于军事训练的时间、车辆、场地乃至演习资源挪作创收之用，训练计划形同虚设，战备演练流于形式，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受到严重冲击。
郭汝槐
(二)滋生大面积腐败，败坏部队风气
军队拥有土地、港口、运输工具、稀缺物资调配权、审批权等特殊资源和权力。这些资源一旦投入经营，就容易脱离监管，导致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许多军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官倒”等方式倒卖计划内物资、转手批文指标、低价截留军产、高价转租倒卖，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利。军队系统相对封闭，审计监督薄弱，这些行为长期处于“上级看不到、同级不敢管、下级管不了”的状态，腐败蔓延成势，严重败坏部队风气。张爱萍曾痛心地说：“有多少干部栽倒在生产经营的浪潮里!”
(三)破坏军政军民关系，扰乱经济秩序
军队企业凭借特殊地位和资源，享有一般企业没有的优势：无偿或低价使用军用土地、免于部分税费稽查、优先获得稀缺物资和运输保障、借助军事渠道规避市场监管等。凭借这些优势，军队企业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医药、汽车、酒店、贸易等竞争性领域，以行政背景抢占市场，形成严重不公平竞争，挤压民间企业，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扰乱正在建立的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一些军队企业和单位为了牟利，利用军车、警车特殊标识和免检待遇参与走私，充当走私保护伞和运输工具，严重损害军队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四)损害军队形象和国家公信力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军队同时扮演“商人”角色：穿军装的经营者、挂军牌的公司、打着部队旗号的贸易活动遍布各行业，军队形象被扭曲。这种角色错位让国内民众困惑不满，也引起国际社会质疑：中国军队究竟是军事组织还是商业组织?军队商业化行为被境外媒体大量报道，成为攻击中国军队专业化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的口实，国家形象和军队国际声誉受损。军威受损，也会影响党的威信;群众对军队信任下降，实际上也会动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五)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增加后续改革阻力
军队经商多年，在部分单位和干部中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网络。这些利益关系为维护自身利益，对上级清理整顿阳奉阴违、明拖暗抗，或化整为零转移资产，或变相更名保留企业，使后来的军商分离阻力很大，改革一再受阻，治理成本远高于当初放开经商的成本。因此，军队与经商脱钩，不只是经济清理，更关系到军队性质宗旨和长远建设。
五、1998年的终结与善后
中央对军队经商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局部限制到彻底禁止、由技术性收缩到战略性决断的过程。这说明，军队经商的积弊已不是渐进修补所能解决。
(一)从逐步收缩到全面停止
1991年起，军委对师以下作战部队从事经营性生产作出限制;1993年，又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得经商;1996年，全军进一步开展生产经营清理整顿。这些措施压缩了部分经营活动，但“军队可以经商”这一前提没有改变，未能根本解决总部、军兵种和非作战单位的经营网络问题。
1998年，全国打击走私斗争使军队经商问题进一步暴露。江泽民在相关讲话中明确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随后中央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1998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通知》，将其定为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大决策。
江泽民在致军委领导的信中强调：“军队再也不能经商了，国家要给经费”，并要求“痛下决心，雷厉风行”，在1998年底前实现军队、武警部队不经商，从次年起全部“吃皇粮”。以年底为限，是为了避免历次清理“雷声大、雨点小”，用硬时限推动执行。
(二)清理、移交与撤销
1998年10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对企业撤销、移交、交接、经费保障和人员安置作出部署。会议特别强调，该交的企业要交出去，该接的企业要接过来，该撤的企业要撤销，该脱钩的企业要彻底脱钩，不能明脱暗不脱。
根据公开资料，截至1998年12月，军队、武警部队共移交企业2937个，总资产804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总资产151亿元，从业人员10.4万人;同时，对保留的258个保障性企业和1088个福利性企业进行审查核定。
1998年12月15日，全国军队、武警部队所办经营性企业正式与军队、武警部队脱钩，中央作出的军队、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按期实现。
(三)“断商”与经费保障同步
停止经商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同步解决经费来源。中央在要求军队脱离经营性企业的同时，明确国家财政要保障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履行职能所需经费，防止简单“一脱了之”后出现供给真空。这一安排从财政制度上确立了军队“吃皇粮”的保障机制。
对少数保留的保障性、福利性企业，中央并非允许其继续以利润为目标参与市场，而是严格限定功能、经营范围和登记属性，防止以“保障”“福利”名义变相恢复经商。由此，停止经商不只是撤并企业，更是对军队资产、后勤和财务关系的重新规范。
张震
1998年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是一次有政治远见和制度勇气的决断。它以“一刀切”的方式终结了延续十余年的军队经商体制，从源头上切断了军队与商业利益的组织联系，确立了“军队不逐利、国家负全责”的原则。这一决策保住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战斗力根基，也为党政机关自我治理提供了范例，为21世纪国防经费保障制度规范化、军队反腐败斗争深入展开，以及新时代“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的建设要求，打下了制度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军队建设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参考资料：
[1] 邓小平：《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年11月1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张爱萍：《给国防科工委党委的信》(1985年3月14日);相关回忆见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另见中国新闻网：《张爱萍如何怒斥“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论调》，2018年1月8日。
[3] 《张震传》，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4] 《文摘报》：《军队停止经商内幕》，光明网，2012年5月5日;该文依据《张万年传》(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整理。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通知》(1998年7月25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1998年10月6日至7日)。
[7]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