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房价问题的争论，凸显出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风貌。首先，一些开发商声称“地产业冬天来临”；2008年11月初，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公开表示：“房价大跌最终受害者是老百姓！” 针对上述观点，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朱中一予以回击，他指出：宣扬“房地产行业冬天来临”，以及人为制造紧张气氛，是开发商深恐“借鸡下蛋”、房地产暴利时代终结，而公开施展的一种“逼宫”手段。他进而认为，王国平的言论无异于一种“公开恐吓”，楼市遇冷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一些地方官员，“房价下降，不仅意味着当地GDP跟着缩水，官员的政绩也要跟着缩水。”
利益决定态度和行动。2008年11月中旬，包括碧桂园、万达在内的沈阳市72家房地产公司，联合作出“房价不降，降则补偿购房者差价”的承诺，以对抗“地产业冬天来临”。随即，有学者出面纳喊：“现在买房就是爱国”。2008年1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动采取措施以合理价格促进商品住房销售。而2007年12月24日因抛出“三四年后再买房”的拐点论而引发业界地震的著名房地产开发商王石，也在整整一年后改口，表示原先所说的三四年后再买房者，仅仅是指暂时买不起房的人，若拥有购房能力，不需要再等三四年。
人们看到，在围绕房价的这场争论和博弈中，社会成员按照不同标准被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阵营，包括政府官员、房地产开发商、有关管理部门、已购房者和未购房者，等等。不同阵营的人，利益南辕北辙，立场不可调和，确实具有“阶级斗争”的某些特征。
更大特征在于，“政府官员”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登上了博弈舞台，成为“阶级斗争”中的一方。由于他们在当下社会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绝对的力量对比优势，所以成了各项社会利益冲突的重心。职责是社会矛盾协调员的政府官员，本身成了矛盾的一方，并竭力扩张自身利益，这是当下中国的根本问题所在，也是诸多矛盾的源头所在。如此就不难理解，何以现阶段群体性事件频繁增多，为什么政府总是成为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政府官员的参与，使“阶级斗争”成了没有悬念的博弈，博弈结果极大地向固定一方倾斜，使社会分配丧失了相对平衡的可能性。
在当下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如果说贫富分化、劳资冲突是一大问题的话，那么“官重民轻”则是最大问题所在。人们看到，仅仅是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2007年已超过20%，令世界侧目；1986年到2005年，全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长到498元，增长23倍，远快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更令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上述数据还只能是“大致估计”、“不完全统计”，包括预算外收入在内的政府总收入以及行政管理费用等项信息，作为“国家机密”，即使是专业研究人员也无从得知，至今被垄断在相关政府官员手中。
信息的不对称，是力量不对称的一部分。与权力机关每到年末“突击花钱”相对应的，是普遍民众无力消费，内需疲软。2005年的个税调整，仅将起征点由800元上调至1600元，据说最近准备再次上调至2000元——而由2000元到5000元，全国税收减少也不过几十亿。财税杠杆的“官松民紧”，亦凸显出左右利益分配格局的权力全部被单方面执掌在政府官员手中，而政府官员又非是中立的仲裁者，而是利益博弈的参与方。
毫无疑问，这种“官强民弱”的力量对比、“官重民轻”的分配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发生变化，但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具体将表现为政府权威的逐步削弱、民众权利的逐步增强，其间，有可能引发社会失序等不稳定风险，这是当下中国所不能承受的。因此，最好的出路是执政集团内部从集团本身的长远利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找到遏制自我利益膨胀的办法。
从执政党最近对反腐工作的强调以及系列措施出台看，中央确有此意图。但是，阻力不言而喻。且不说民间呼吁多年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至今不见踪影，据200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沈阳市民温洪祥向市财政局、审计局和政务公开办等部门递交《沈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沈阳市政府各个部门和各区县(市)政府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财务账目。对此，沈阳市政务公开办的回应是：“由于国内还没有先例，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难度极大，这个公开可能不会一蹴而就……”
显然，在自我遏制问题上，执政集团内部又将按照远见和近视、顾及长远整体利益和执着眼前个人利益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这种划分并非固定，而将根据利益焦点的不同经常发生阵营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两个阵营间的博弈，只能在正发生演变的现行体制平台上展开。这种体制演变的方向是：由一个核心向集体领导，由随意处置向程序规则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很多规则，都是保护既得利益的），由中央高度集权到地方越来越具有讨价还价能力演变。在这种演变趋势下，执政集团内部利益越来越多元，权力越来越分散，难以形成遏制自我利益扩张的稳定共识，自我遏制的动力明显不足。
因此，中国社会的进步，利益格局的平衡，还是只能期待于不乏风险的“阶级斗争”。从最近舆论管理部门对群体性事件的开放态度，到民间维权意识的增强、动作的增多，似可窥见这一漫长“官退民进”拉锯的开端。
——《凤凰周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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