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判当今中国的政治领导集团时，曾经有人持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在这个集团的最上层即掌管权力中枢的最高决策层，他们由于自己的地位使然，在执掌国柄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个人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是否能名垂青史的忧虑有可能使他们超越个人或集团的狭隘利益，倾向于推行那些有利于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有利于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措施。
这一观点在一个时期内是颇为流行的，它使那些渴望打破被称为“铁三角”精英联盟的人士看到了希望，这一由既得利益集团组成的联盟为了一己之私顽固阻挠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停滞不前，人民已对他们深恶痛绝。如果能在统治集团内部，借助最高领导者强有力的权威削弱它们的力量、改变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土壤，无疑是代价最小的解决办法。
然而，自从2003年所谓的“新政”开始以来，事态的发展使我们越来越怀疑上述看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能性。最高决策者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把他们推上统治前台的拥有巨大既得利益的强势集团的控制、到底能有多少决心和力量铲除造成这一集团恶性膨胀的体制土壤，从而为国家的未来开辟崭新的道路？答案显然很不乐观。
从当局最近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来看，尽管几乎所有具备基本政治经济常识的评论都认为，目前所采取的一系列以“保增长”为目的的政策其实是一剂强心剂而不是消炎针，是千方百计地延长早已不合时宜的旧的发展模式的生命，不但不能真正有效的、可持续地提振内需，反而为国家经济的未来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从长远来看，是饮鸩止渴的自杀行为。但是，最高决策者依然义无反顾，坚定的要“保增长”。为此，不惜从此前采取的还算差强人意的于民富国强都有裨益的诸多措施上大幅度的后退，例如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对环境保护的严格要求以及有利于劳动者的新的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行等等，早已被“保增长”这一似乎要压掉一切的目标打得七零八落。
打造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在全国形成共识，要实现这一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让中下层劳动人民更多地分享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得的果实，就必须深刻的调整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行刻不容缓的社会改革。而现行政策则无异于剜肉补疮、竭泽而渔，是愚蠢的南辕北辙的做法！
也许，政府的辩护者会说：在此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时期、在社会肌体遭遇最严重打击的时刻，绝不应该为了去除病灶而对社会本身实施大的外科手术，那样一来，本来就虚弱不堪的身体将会因失血过多而休克、死亡。只能先设法延续它的生命，使它度过当前的危机，待形势好转，内外环境适宜之时再徐图改革。
然而，第一，评论者指出，美国正是在其资本主义体制最虚弱的1929年大萧条时期完成了对国家发展最具积极意义的社会改革，实现了利益关系的调整，提高了中下层群众的收入，为战后美国经济的大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0年来，美国一直是中国精英们顶礼膜拜和学习的对象，对美国的这一重要经验，当政者为何不能深思和借鉴呢？其次，即使不能及时的处理病灶，无论如何，不能再使它蔓延开来兴风作浪，而现在的所谓保增长政策则无疑是为它提供更适宜的孳生环境，最终造成大局糜烂。第三，扩大内需的口号十几年前就已提出，至今没有任何进展，这充分说明最高决策者已陷入怪圈而不能自拔：当危机出现时，他们认为此时不宜下猛药；当危机过去后，表面的繁荣又使他们觉得旧的体制、模式仍然可以延续下去，社会改革难度很大，不妨再拖一段时间。这样一来，便造成“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的局面，这是极其危险的。
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实践起来很难。针对已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操作不好会有翻船之虞。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当政者无所作为甚至倒退的理由，能否完成历史已经提出的任务，确实正在决定最高决策者的历史地位。这里，需要的是明确的立场以及勇敢地寻求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支持力量的勇气。
国家已处非常之世，国事皆非寻常可比。当政者若在时代的重任面前因循守旧、逃避责任、当断不断、畏缩不前，徒以大话、空话欺人，则不仅将贻大患于后人，自身亦将不免为天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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