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能否不再教条？

茅于轼能否不再教条？

    房价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老百姓对房价不满，个别外媒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高1000倍，房地产商说高房价原因不是“我”，一些经济学家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一切以GDP挂帅是高房价的原因。中央政府已经表现出种种努力，试图在西元2010年多渠道着手，控制住房价。茅于轼先生近日又发表文章，文章没有什么新观点，还是旧话重提，主张扩大房地产土地供应量。茅于轼先生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指出，供应量扩大，地价就会降低，房价就会回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茅于轼先生再次暗示，18亿亩土地红线没必要坚守。
    关于扩大土地供应量和18亿亩土地红线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阐述过我的观点。茅于轼先生自然不会与我争论或探讨，依然如故地视大量反对意见如不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翻来覆去说着同样的话，也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找出点新的论据或论证。我认为，茅于轼先生在土地问题上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观点，显示出他的教条化倾向。也就是说，某种理论是怎么说的，茅于轼相信这种理论，便坚决贯彻这种理论，而不顾现实与理论之间究竟能否合拍。教条化的倾向使得茅于轼先生在某些问题上显得绝对化。比方说，茅于轼先生在最近一篇《谈谈土地价格》的文章中说：“其实做生意就是要赚钱，而且赚钱越多越好”，这是着眼于一个微观经济个体的结论。我认为，即便如此，一个合理的社会也应该为“赚钱”套上一个紧箍咒，而不能无条件、简单化地大肆宣扬“赚钱越多越好”。这只是茅于轼先生的教条化倾向之一，在房价问题上，茅于轼先生的教条化也很明显，这个教条就是“市场经济”和“比较优势”理论。
    茅于轼先生主张扩大房地产所需的土地供应量来缓解房价上涨的现状，我觉得有几个现实情况他没有考虑。首先，政府有关部门最近说，各地房地产商手中已有的土地约300万亩，足够未来2、3年开发之用。因此，土地供应量并非紧张，而是金融手段所造成的囤地，人为造成了土地供应紧张的假象。事实上我们看到，金融手段往往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它更有利于富人，倒是符合茅于轼先生所说“赚钱越多越好”的观点。然而，穷人也想赚钱，当穷人的赚钱手段被西方经济“制度”剥夺的时候，这句对富人有实际意义的话，对于穷人来说，只能成为看似永远正确的废话。
    其次，茅于轼先生再次提出，增加土地供应，放弃18亿亩红线，可以到国外买粮食，对此我想多说几句。当然，以前已经说过的，在此不再重复。土地是真实财富的创造者，不管土地上长出的是庄稼还是树还是草，或者是土地下埋藏的矿产，它都有可能转化为能够被人利用的真实财富。把土地变成房地产，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这块土地创造真实财富的能力。当然，人总是要住房子的，放弃一些生产土地用来居住，也是必然的。然而，如果把住房子看做土地消耗，古代人的做法体现了一个清晰的观点：减少消耗，增加产出。例如，在中国安徽、福建等地较为偏远的山区村落，人们居住的房子大都挨得很紧，它既可以提高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又可以减少占有土地。欧洲的一些农业产区，人们往往选择山丘坡地集中居住，形成居住密度较高的村镇，而把广阔肥沃的平地用来生产。这都是减少土地消耗，增加土地产出的例子。
    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方式，农业产出的价值已经很低，因此，减少土地消耗的千古准则已经无足轻重，似乎把农业土地改为工业或其他用地，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也符合茅于轼先生说的“赚钱越多越好”。再加上商品经济的社会舆论不断刺激和鼓吹人们的欲望膨胀，人们对于居住的向往日益提高。不夸张地说，当今社会的宣传主导，使得人人心里都有别墅梦，差别只在于满足实现的能力。这样一种不正常需求的存在，使得土地供应永远都处于“紧缺”状态。因此，消耗土地的欲望不减弱，土地供应量无论增加多少，都不可能缓解供应的紧张状况。尤其是中国有13亿人，人口规模远远大于美国，而每个人的住房欲望都和美国人一样，茅于轼先生关于扩大土地供应，实现“供需平衡”，以供应缓解需求的观点如果要实现，就必定要大大突破18亿亩的红线。
    房子不能当饭吃，当土地减少了，粮食生产减少了，人们吃什么？茅于轼先生说，可以到国外去买。首先，世界人口在未来几十年会增加到100亿，粮食供应未来将长期紧张，能否买到，能以什么价格和什么条件买到，是一个大问题。其次，住房危机不至于死人，挤一挤也能抗。粮食危机是最严重的社会灾难，任何社会都不得不防。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有一个自西向东转移的过程，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长安等西部地区，其就近的粮食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中心城市的需要，运输成本加大。大运河的开通，实现了南粮北调，也迫使政治文化中心向运河靠拢。这种状态在后来的经济学中被称为“比较优势”，它的前提是社会分工细致化。然而，中国南北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在一个统一政权下实现的，即便如此，一旦南粮北调产生危机，也将动摇国本。那么，茅于轼先生主张“外粮中调”的市场经济理论模式能够避免此种危机出现吗？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殖民地国家，殖民地宗主国在世界各地占据大量的殖民地后，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要求不同的殖民地在宗主国的“计划”下，分别实现不同的社会分工。这种状态在美洲前殖民地国家非常清晰，在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体系也很明显。中苏关系闹僵，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不愿接受苏联的“比较优势”安排，而要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如此，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基础。中苏关系曾经如糖似蜜，最后都闹掰了，当今的中美关系比过去的中苏关系更可靠吗？“外粮中调”能够在“比较优势”理论下，使得中国永远避免粮食危机吗？一个传统家庭，也可以在多子女之间运用“比较优势”，但一个重要前提是，家长必须对各个子女一视同仁。如果把家长比拟为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可以令人放心的世界政府吗？
    最近海地发生地震，我也写了文章，介绍了海地灾难深重的历史。文中我也同样提到在法国殖民统治下，海地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海地历史上的那段辉煌时期，实际上就是殖民地“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当时的海地只生产蔗糖和咖啡，粮食根本不能自给。在宗主国的安排下，粮食和工业品可以从海地之外运来，用蔗糖等产品交换，似乎没什么大问题，除了不人道的奴隶制。茅于轼的“外粮中调”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海地一旦独立，一旦要求独立自主，这一“比较优势”下的社会分工，由于保命的粮食短缺，立即呈现巨大的危机，造成海地的命运长期被外国人操纵，独立200年来都没有摆脱贫困。海地的命运在一些前殖民地国家也多次重复出现，例如中美洲的“香蕉之国”、“咖啡之国”，都幻想在“比较优势”下，以世界性的社会分工，实现富裕。然而，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从个人到世界公民之间，有一个跨不过去的国家，粮食一旦被外人控制，基本上都等于被人卡住了咽喉。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像中国古代政府那样的世界政府。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粮食需要借助外力的国家，大都是穷国。茅于轼先生指出日本的粮食也有一部分依靠外国，但是，茅于轼先生难道看不到，日本是一个主权严重受损的国家？不管日本主权受损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其主权能力相当有限，这是事实。难道，中国的主权可以像当今日本一样吗？
    我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把茅于轼先生的土地主张上纲上线到一个什么高度。我只认为，茅于轼先生陶醉于他欣赏的那些理论，包括市场经济、比较优势，不顾大局、不顾现实地生搬硬套理论，试图在中国强制推行。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对中国是有害的。向外国买粮食、放弃18亿亩红线，仅仅从“比较优势”和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似可行。但是，只要国与国的差异存在，这种方式具有极大的风险。虽然这一风险不会时刻爆发，但是，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尤其当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供应集中在少数几个粮食巨头手中的时候，这种风险是致命的。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其他人。最简单的一句话：没有粮食是要死人的。再说一句话：即便他人有粮食，没有钱买足够的粮食，也是要死人的。当世界的粮食、金融都呈现高度垄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给自己设置最大的安全系数。在金融垄断和军事配合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下，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从来都是被寡头操纵的。看不到这一点，教条主义会害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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