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民联和公民党的五名议员已于２６日正式辞职，由这两个政党推动的所谓“五区公投”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虽然连当事者自己都知道，在中央政府的全力阻击下，他们的“起义”必定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对于社民联和公民党来说，只要能在中央政府为香港双普选制定的时间“死期”表上引起一场哪怕是微小的震荡，这场赌博他们就算赢了。正如社民联去年九月的政治说帖中所言：
“只有当我们敢于作出有创意的大胆行动，敢于不怕得罪权势，为了真理甚至敢于得罪中央，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得以发出先知的有力声音，打破历史的规律”。
我们得承认，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香港社会已进入多事之秋的大背景下，他们这次行动也许会在历史上留下不可忽视的印记。
这次的“五区公投”，民主党、“民协”、“街工”并没有参加，但他们与公、社两党的联盟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即媒体所称的“泛民主派”与由民建联、自由党、工联会等组成的执政联盟处于对立状态。虽然在中央政府的眼里，这些“泛民主派”是彻头彻尾的不合作者、捣乱分子，但是，从香港社会各阶级、阶层博弈的角度来看，由于执政联盟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和官僚的利益，那么，一向以中小资产阶级、普通市民、劳工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自居的“泛民主派”的存在，对香港的政治生态来说，仍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和正面的意义。
中央政府以及内地的很多民众，在对待香港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方面，往往用“亲中”还是“反中”，支持既有建制还是反对既有建制，求稳定还是求变动的标准来衡量褒贬，而对于政党斗争后面所反映的香港社会矛盾、香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及这些诉求之间的尖锐对立，却往往忽略，甚至视而不见。这就使得对香港形势的观察、判断容易出现盲点和误区，在寻求应对之策时容易南辕北辙、顾此失彼。要知道，仅仅一句“卖国乱港”的指责是不足以使这些“民主派”失掉支持者的，因为他们还别有主张，而这些主张与很多港人的利益、愿望是有诸多重叠的。
都说香港人不要民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当然不要，因为他们要的是资主和官主；中产阶级也不要民主，因为制度安排已经给了他们足够宽敞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小资产阶级的市民更是不要民主，他们的日子还过得去，他们可不愿意让激烈的社会动荡扰乱了平静的生活。这些话，放在十年、二十年前说也许不错，但如果今天还要死抱着不放，那么对于香港社会现状则未免过于失察。十余年来，香港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社会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狭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趋于衰落，下层人民则深感糊口不易。反映在社会心理方面，则是传统的求稳怕变心理逐渐发生动摇，中下阶层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诉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同时，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长期以来又以拉拢、扶持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为中心，把大资本、大官僚、各行各业的大人物作为保持香港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对中央来说，只要他们听话、不闹事，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就毫不吝惜的予以支持，而对于上层阶级和中下层阶级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却不管不问。在这种形势下，“泛民主派”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以限制大资本势力，维护中小资本利益、维护基层市民利益相号召，对香港市民来说，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然，就这些主张的实质来说，仍然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别看社民联很激进，“长毛”梁国雄闹得很凶（据说还是托洛茨基的信徒、格瓦拉的崇拜者）。但是，“泛民主派”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一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是资产阶级中左翼的联合。如果香港在近期没有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正义为政纲且能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鼓动的政党出现，那么，“泛民主派”就不能一棍子打死，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不过，鉴于香港作为前殖民地的特殊历史，鉴于西方国家把它视为对中国大陆进行和平演变前沿阵地的特殊地位，鉴于“泛民主派”随着形势变化自身所可能的演进变化，我们仍然应该始终保持另一个角度的观察和思考。
首先，在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攻击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方面，“泛民主派”与西方反华势力是立场一致的，因而，在当前“泛民主派”在香港政治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并发展壮大而向西方反华势力求援，很容易希望借助来自外国的压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充当反华势力的卒子。事实上，民主党的李柱铭等人过去多次在国外发表言论要求西方国家对涉及中国主权的某些事情进行干涉。在这次“五区公投”行动中，社民联和公民党也曾表示：希望藉此行动，对特区政府和北京造成政治压力，并在国际间引起广泛的关注。
其次，中央政府是香港当权派的后台，“泛民主派”要搞垮执政党自己上台执政，势必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处于对抗状态，比如双普选的时间表问题。这种对抗的自然结果就是要求香港拥有超出目前基本法范围的更大的独立性，这就是当权派和中央政府所指斥的“港独”。“泛民主派”现在当然不承认他们要搞“港独”，这也许是真的，但演变总是一步一步来的，如果和中央政府的矛盾不可调和，其结果必然有“港独”的声音出现。以“泛民主派”最激进的一翼社民联的“长毛”为例，他是以爱国自诩的，但却在２００８年西藏动乱后高调抗议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弹压，指中央扼杀西藏自治、践踏信仰自由。
第三，“泛民主派”现在处于在野地位，为了执政，它需要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以取得他们的支持，需要对政府主要的支持者大资产阶级展开进攻。但它一旦执政，是否仍然会保持这个政治特点，始终以中下阶层尤其是下层（劳工、基层市民）代言人的立场施政，却实在很难说。陈映真曾经指出，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是那些律师、会计师、高层管理者、中等资产阶级。这些人与大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与香港政府的对立更多的是资产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一旦掌握了权力，便很有可能像台湾的民进党那样，由“反商”变成“亲商”，由支持基层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变成对这些运动进行打压。这一点对左派的观察者来说尤为重要。
未来十年的香港社会不会是平静的，客观的情势和主观的行动将会带来更复杂的矛盾、更尖锐的对立、更公开的斗争！对此，我们应该有更全面的观察、更深刻的分析、更从容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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