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香港公屋制度却被世界公认为有效保障居住的典范，从1977年“居者有其屋”计划出台，到90年代末出台的“可租可买选择计划”，截止2009年香港实现接近50%的市民住在政府保障型住宅中，住房保障比例位居世界前列。

曾任香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中原地产主席施永青接受网易房产采访，他认为，国内要效仿香港维持高房价的格局而不影响民生，就必须要处理好商品房市场与保障房市场关系，商品房就由有钱人自己搞定，但保障房建设政府必须独力承担，老百姓才可能有便宜的房子住。

接受社会监督的“开发商”

回顾香港三十年来的住房保障发展，曾任香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的施永青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为配合当时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之十年建屋计划，房屋委员会成立，其职责主要是统筹所有政府公屋的建设、营运和管理”，施永青向网易房产表示，房委会尽管带有政府背景，但却由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组成，其中包括律师、建筑师以及商界人士等，因此房委会设立之初便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据施永青介绍，香港房委会设立的使命十分明确，便是为基层家庭提供合适而有能力负担的居所，其负责范围涵盖建造、维护、资格审查到物业管理和社区卫生各个方面，可谓一个超级开发商，“但这个开发商不仅没有钱赚，而且还得接受社会监督，听取民意作出改进”。

在施永青看来，房委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其以民生为重、公开高效的运作模式，以公屋租金为例，目前公屋租金平均约为估定市值租金的53%，对于有经济困难的公屋租户，透过房委会的租金援助计划更可获减免适量租金；同时，由于香港地少人多，其公屋最低编配标准为每人5.5平方米，但低于此标准的租户可通过每年举行两至三次的“纾缓挤迫调迁计划”调迁至较大单位，让租户拥有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除此之外，施永青还表示，房委员工作目标明确且高效，所有轮候人士三年内务必入住到政府提供的公屋与居屋，因此到90年代末，香港大部分申请者已经居住在“政府房”里，“房委会多年来以民生为导向、公开高效地推进保障型住宅建设，是香港住房保障得以稳步发展的基础”，施永青表示。

香港政府长期不断的投入

香港住房保障建设的成功，当然也离不开香港政府在财政与土地的大力支持。施永青笑言，建房子最大的成本是土地，尤其对于不赚钱的保障房，如何获得土地更是令人头疼，但在这点上，香港政府相当“大方”，许多公屋土地均是由政府无偿供应，即使是可以卖钱的居屋，香港政府往往是超低价出让，这与内地相比可谓大相径庭。

“在财政上，香港政府不仅为房委会提供135亿免息永久资本以及128亿计息借贷资本，加上房委会通过回笼出售居屋以及公屋租金进行后续开发，因为香港保障房建设已经进入良性循环”，施永青表示。

政府肯承担 才有便宜的房子

与香港相比，国内保障性住房建设屡受诟病，低覆盖面让大量“夹心层”无法进入政府的住房保障体系。

施永青认为，国内要效仿香港维持高房价的格局而不影响民生，就必须要处理好商品房市场与保障房两个市场的关系，“对于商品房市场，政府应该减少干预让其按照市场规律发展，让买商品房的有钱人为政府提供税收；但对于保障房建设，政府应该独力承担，并通过商品房税收支援保障房建设，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财富转移。”

“首先，国内要效仿香港设立一个类似香港房委会的决策机构，统筹政府保障房的建设、营运和管理，并且接受社会监督不断作出改进，进一步除了完善住房保障相关制度”。

施永青还认为，解决“夹心层”居住问题，中央与各级政府应该在财政以及土地提供更大力度支持,像在2006/07年度，香港公屋支出占特区政府整体支出达6%，许多公屋居屋土地更是政府免费或者低价供应，但在国内，尽管2007年国务院24号文件明确规定，各地政府应该将至少10%的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性住房投资，但该文件已经出台两年多，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住房是民生问题，如果住房问题解决不好必然引起社会问题,香港的公屋与居屋对于保证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施永青直言，地方政府要解决住房保障，绝不可能依靠像开发商这样的盈利机构，只有政府独力承担，老百姓才可能有便宜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