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英国的底层民众好像不大懂得“人死为大”的道理，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在伦敦、布里斯托、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都出现了集会，“欢庆”撒切尔夫人的死亡。他们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那个婊子死了!”(The Bitch is Dead!)围绕葬礼，仍旧是抗议和争议不断，数人因此被捕。一首名为《叮咚!那个巫婆死了》(Ding Dong! The Witch is Dead.)歌也被“顶”上了排行榜的前列。
这些人大都是被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政策伤害过的，他们中有“下岗人员”、有被残暴镇压过的旷工、有因为教育经费削减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人，当然包括虽没有切身体验但反对主流媒体粉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年轻人。同时，赞美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也可以大规模地见到。对撒切尔夫人的赞美主要来自一些有权势的人物，英国政府也为她举行了国葬。撒切尔夫人的女儿援引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名流的高度评价声称，其母的所作所为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一切尖锐的争议说明，围绕着撒切尔夫人和她象征的发展方向的斗争不会因为她的离世而停歇——在她离开权力中心20多年后的今天如此，未来恐怕仍将如此。
撒切尔夫人是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的关键性人物之一。这种政策取向的主要内容有：推行小政府改革，放松监管;减税，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一切;镇压工人运动，摧毁工会，破坏福利体系;等等。新自由主义者声称，个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而自由只有靠市场才能实现。
“铁娘子”的绰号形象地表明了撒切尔夫人的固执和强硬，她坚信这种政策取向是最好的，她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首字母缩写为TINA)。自她的时代开始以来，这一“别无选择”的粗暴论断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了，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政策上或多或少地滑向了这个方向，市场化、私有化、去监管化等信条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美国学者查尔斯·德伯将这种共识形象地称作“TINA教”。曾在工党政府任商务大臣的曼德尔森在2002年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一历史大势的注脚，他说，现在我们都是撒切尔主义者。
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TINA教”不仅企图控制政府的决策，它还企图宰制人的精神世界。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的，“经济学只是方法，真正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内心和灵魂。”她要塑造的是什么样的人性呢?那便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即人除了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东西。“什么是社会?根本没有社会这回事!”
“TINA教”是一个恰当的命名。新自由主义(或者撒切尔主义)严格地来说称不上是一种“主义”，它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是无法自恰的，因为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它说宣称的政府退出和市场登场都无法实现。它勉强可以算是一种精英主义，她借助人的精神世界的革命来推进一个丛林社会，让强者可以做到“赢家通吃”，让1%凌驾于99%之上。
反观中国社会，可以说“TINA教”的影响无孔不入。它不仅渗透进了经济改革的实践中，也深刻地重塑了大众文化——几年前的一些电影让人总结出了“谁也不能信”便是一个旁证。
正如涟漪的扩散，当“TINA教”在其发源地已经渐失光环的时候，它在中国的影响力仍处于鼎盛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促使很多西方人反思新自由主义，认为危机的根源正是放松监管之后的大规模金融投机行为。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没有同西方一道沉沦，恰是因为还保存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遗产，没有彻底走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径。但中国的“TINA教”信徒们对此视而不见，继续“传教”，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其召开恰逢撒切尔夫人去世)，就有中国的经济学家重复多年来的老调，说不继续推进国企的私有化，中国就不会有真的市场经济，结果遭到了西方同行的反驳。此外，中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在撒切尔夫人去世后对其政治生涯做了正面的总结。
英国的《卫报》在讣文中说，“在她的坟前不该有人跳舞，但也不应举行国葬。她的遗产是公众的分裂、个人的自私自利和贪欲的邪教，这些更多地钳制了而不是解放了人类的精神。”问题是，有些人——为数众多的西方政客和中国的“TINA教”信徒——完全拒绝面对这样的批评和反思，他们执意要将精英与大众的分裂推向更深的境地。
任何人的离世都是个悲剧，对爱他们的人而言是巨大的损失。但撒切尔夫人不是普通人，除了致哀，我们还需要面对她留下的巨大的政治的和精神的遗产。倘若我们还承认人是社会性的生物，还期待一个和谐的世界，还认为有必要弥合精英主义与大众政治之间的尖锐对立，就应该向“TINA教”告别。
让“TINA教”和它的创立者一道，随风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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