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次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深感当前学界研究存在诸多问题。
只讨论方法，不研究内容。
最近几年，我们关注中国农村的各种问题，研究方法一般采取个案研究方法和区域研究方法，依靠的是在田野中发现问题，形成问题意识。在这种方法和原则指导下，我们已经对农村的各种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推进，比如农村的村民自治问题、土地问题、上访问题、宗教问题、乡镇政权性质问题、人情问题等等。面对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长期研究可以形成知识的累积与推进。然而，在与学界的交流中，外部的学者却更多的在讨论如何进行田野研究、如何进行个案中推演出一般，他们大论方法，却鲜少真正运用方法去研究问题。需知，方法只是一种手段和形式，离开了对内容和实质的把握，方法本身的讨论就成为了一种玄学。
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一些学者自己本身并没有做过田野工作，却对田野工作妄加批判，以为纯粹的演绎和推论就可以研究中国。面对学界的这种情况，只能感到痛心，大量的智力和学术思考放置在了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上。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但只磨刀不砍柴却是万万不行的。
只学习技术，不形成思想。
在当前的学界研究中，盛行一种“技术论”的腔调。这种腔调强调技术的神秘性，宣扬技术的高深，认为技术是认识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这表现为大量的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在社会学界，这种量化的思维方式近年来尤其盛行。虽然这种方式具有科学统计上的优势，但在运用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来时，对其不加反思的运用已经造成了大量的问题。很多年轻学者以掌握统计分析为目标，而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却空洞乏力，仅仅依靠量化的统计就想认识中国无疑是异想天开。在对中国社会的质性认识没有形成之前，量化的技术分析根本就是隔靴搔痒，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我们强调田野的思维，不仅是要打破既有学术规范的束缚，而且还要形成社会学的想象力，从大量的琐碎经验中形成对中国社会，乃至社会科学理论的宏观思考。换言之，我们的研究虽然是对微小、细碎问题的研究，但我们关注的却是宏大、厚重的思想性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的国家，社会转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大量的社会问题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其背后都蕴含着这个时代的印记。依靠我们的团队学术，依靠长期坚持的田野研究，我们的研究既具有专业技术的一面，更具有学术思想性的一面。
只泛泛而论，不科学研究。
在国内学界还存在这样一种研究倾向，这种研究倾向于关注中国社会的重大制度重构，具有宏大的视野。但是，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他们的研究是宏大叙事，往往以中国为整体的表述对象，这种研究方式不接地气。因为，过于宏观的研究，缺乏对中国问题中层机制的理解。他们的研究虽然“正确”，但往往是正确的“废话”，不能够为我们学术知识提供增量。现在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陷入了这个误区，他们从价值出发，认为民主、自由、法治是评价制度的基本标准，却忽视了中国制度本身大量丰富的运转机制研究。我们强调，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以小见大。因为只有这样，对宏大问题的思考才有基本的载体，才能得到科学的论证，才能称为学术研究。
规范成束缚，创作不自由。
在学术研究越来越规范的同时，学术的原创性却随之降低。本来，学术规范的根本目的是形成知识之间的对话，进而推进知识的创造，但不想，在学术研究仍然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学界，规范不仅没有达到倡导者原初之目的，反而束缚了学者的思想，约束了基本的表达，以致让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痛苦的、“不说人话”的表达方式。与此相反，我们倡导的直白的文风、野性的思维正是要回归到学术研究之本意，我们要以研究中国问题、推进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为根本宗旨，如果脱离了这一本意而陷于了学术规范如何遵守的陷阱中，那么我们的研究将丧失根本的意义。
对于个人的成长也是如此，通过畅快的写作，形成对问题的敏锐认识。决不让写作成为挤牙膏式的沉重负担。
国内学界大量的学术讨论仍然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我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如果还是就这些毫无意义、也很难有明确答案的问题进行讨论的话，那么在十年后的某次学术会议上，我们讨论的仍然会是这些问题。不要在门口徘徊，不要犹豫，哪怕这条路走的艰辛，但我们却已经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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