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杨辉百无聊赖，几近文盲的祖父母又无法管教他，在甘肃张家川满是尘土的大街上，多了他和其他辍学小伙伴晃荡的身影。在中国的类Twitter服务“微博”上，他发的帖子开始夹杂脏话和街头语言。作为一起摩托车盗窃案的证人，他曾受到警方的盘问。他的学习成绩也下降了。
后来在今年9月，杨辉成为依据中国有关“造谣”的法规而被处以刑拘的第一人，整件事的起因是他发布帖子支持一次示威活动，这次示威后来演变成与警方的对抗。这件事在全中国引起了轰动，这名受到惊吓但仍桀骜不驯的少年在被刑拘一周之后获得释放。
虽然侥幸逃脱了三年的牢狱之灾，但杨辉仍受到户口制度的限制，父母不得不把他送到1000英里之外的地方上高中。
中国有数亿人离开贫困的内陆地区，到城市工作生活，杨辉的父母也是如此。与很多人一样，他们儿子的成长环境也与他们自己在农村的成长环境有天壤之别。
但由于户口制度的存在，一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到了上中学的年龄不得不转到小镇上去读。依据户口制度，一个人在户口所在地之外无法享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户口限制是阻止中国逾2.6亿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这一制度导致农民工在买房、看病和子女上学方面受到限制。这意味着，杨辉这一代中国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可能无法接受到完整的教育。
户口制度改革预计将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政策之一。这次全会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中共领导层为下个十年制定重点议程的一个机会。
中国官方的目标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取消户口制度将消除这一目标面临的最大障碍。但中国城市的政府反对这么做，因为它们不想为随之而来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增长埋单。
麦格理(Macquarie)首席中国分析师邵炯本周写道，阻力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和资源再分配方面的困难。
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城镇化为长期扩大内需提供巨大潜力。”据他估计，未来十多年，中国将有上亿人口融入城市。
中国国务院的一个智库估计，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人均成本将达8万元人民币(合1.3万美元)。也有人估计人均成本将高达20万元人民币。
经济学家、户口制度改革倡导者胡星斗表示，这些估算没有计入已然身在城市的低收入、勤劳创业的农民工的贡献。而不充分计入农民工的贡献会使得统计结果对官僚有利。
胡星斗说：“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时，农民工的贡献是计入的;但在计算人均数据时，流动人口却不算在内。因此，考虑到自己的业绩指标，市长们并不倾向于支持户口制度改革。”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开始涌入城市和工业区以来，中国已显著放松户口限制。一些省份不再区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在另一些省份，农民工可把户口自由登记在某些地区，但仍然很难成为那些规模更大、吸引力更大城市的居民。农民工现在可以参与医保计划，尽管医保报销往往不能跨省。
农民工子女入学也更加容易，尽管与本地学生相比，他们需要缴纳更多的费用。这意味着，很多父母不再需要让年幼的孩子留守乡下;很多人选择在城里养大孩子，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杨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父母从外地来北京开面馆，他在北京长大，上的小学相当不错。但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参加北京市的高考。由于各省的高考并不相同，这些孩子只能回到本省的学校就读。
于是，这些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被送到祖父母身边或寄宿制学校。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下降、因孤独而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身在远方的父母很是着急。
杨辉的父亲杨牛胡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孩子对待学习和理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离开之前，他还想努力学习考大学。但在家乡，他就常与辍学的孩子一起混，并且开始觉得学习没有意义。”
现在杨辉依然待在张家川，并且是在警方的监控之下。把他带回北京会毁掉他上大学的机会，如果让他在甘肃的一个大中城市接受教育，他母亲就必须撇下面馆和他在北京的弟弟去照顾他。
杨牛胡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户口制度不改革，其他家庭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
赵添琦补充报道
译者/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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