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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军:壮大国企有财政上的合理性

罗建军 · 2014-06-2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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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掌控财源的角度出发,政府直接掌控部分盈利性强的行业和企业,可以增强政府的财政能力,减轻全体人民尤其是最普通人群的税费负担。

政府虽然拥有行政权,但是也不能为所欲为。很多事情,不能简单的依靠自己的行政权力强行推动,而必须依靠经济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建立强大的国防需要大量的资金。巩固国内秩序,维护国内稳定需要资金。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更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是一个政府不掌握足够的资金,那么这个政府长期来看将难以为继,最后只有走向垮台一途。

政府的财源从哪里来?无非是这么几种途径,一是印发钞票。这个看起来简单易行,也往往为很多短视的政府作为应急的手段。但是凡是滥发钞票的,无一例外都会印发通货膨胀,国内物价飞涨,民生困苦、民怨沸腾,甚至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引发社会动荡乃至革命,玩大一点会丢掉政权。所以滥发钞票这条路是死路。二是到国外去抢。这条路在世界历史上也有有先例的,西班牙、英国,先前都干过这个事情。西班牙殖民者发现美洲之后,获得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过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当代的美国可以凭借其超强的实力,大发国债,将危机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但是中国不行,实力不济,能抢的都被抢得差不多了,再说中国这么大,抢一点也起不来什么作用。所以这条路也是行不通。

三是政府发国债。这个看向谁借。如果向中央银行借钱,那等同于发钞票。借的越多,整个社会流通的货币越多,那么通货膨胀越厉害。如果发私人借,那就很有意思了。一般来说,如果政府长期借债不还,长期依赖某个债主或者某几个债主的话,那么政府的施政方针将受到债权人的制约。很简单,有钱的是大爷,借钱的是孙子。你政府牛么,没钱,还是得当孙子。

四是向企业、国民征税。这个大家都经历过,都曾经被征税,并将一直被征税。看来这是政府财源的主要渠道。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道理很简单,政府只有掌握了稳定的、长期的、足够的税源,才能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并以此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谐、发展。否则,政府就将运转不下去,直到垮台为止。

现在问题出来了。向谁征税?怎么征税?即税制的设定非常关键,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这样才能够大家心服口服,至少是可以接受。如果税制设置不合理,税收不上来,很多有钱的人承担很低的税收,没钱的承担了超过他们可以承受的税收,那将引发不满和社会动荡。比如,汉初长期实施的“十一五税一”,普通老百姓税负较低,负担比较均衡,促进了汉帝国经济的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而明朝后期,实现的税制看起来也是公平合理的,比如人均承担同样的税收,但是实际效果却极为糟糕。比如,陕西一带的贫苦农民,本来地里没有什么收成,却要和江南富裕地区的人承担同样的税收,甚至连灾害歉收也要征收,最终陕西等地的农民终于忍受不住,揭竿而起,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

正确的做法是富裕的、挣钱多的人承担更多的税收。贫穷的、挣钱少的人承担较低的税收甚至不承担税收。家庭收入有几亿、几十亿的人,征收百分之十的税收,或者征收企业年收入的20、30%的税收,都不影响他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也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对于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农民,则可以不征税,甚至还可以给他适当的补助,让他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当然这是理想的状态,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麻烦,以为那些富裕的,挣钱多的人,往往更懂得法律、经济、税收知识,懂得如果逃避税收。所以政府还得和他们斗智斗勇,没有一点手腕那是不行的。

税收作为政府财源的主要来源,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除此以外,政府就不能有别的资金来源吗?这个属于思路决定出路。有了思路,出路也就豁然开朗。答案是:政府当然可以有别的资金来源,那就是直接举办盈利前景稳定、大量、长期的企业或者行业。这个汉武帝就干过这个事情。汉武帝打匈奴的时候,那是花钱如流水,国库日益空虚。看着那些巨富商贾们个个富得流油,想让他们捐点钱贡献给国家,谁知道商人们个个喊穷,谁都不肯出力。汉武帝于是断然决定,干脆我政府直接出面,垄断食盐、铁的经营,可以获得大量的资金。与此解决了汉帝国打击匈奴的巨额资金来源,为彻底打败匈奴奠定了扎实的财政基础。

当代中国政府也是一样,也可以直接垄断某些行业如烟草,虽然不关乎国计民生,但是可以直接为政府提供大量、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而不必受制约于巨富商贾,也不必提高税收税率,引发社会动荡。在财政总盘子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直接控制的财源越多,则社会负担的税收越低。因此,从政府财源稳定性的角度来看,政府直接经营企业,增加政府财力,可以降低社会负担成本,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这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看起来很浅显易懂的道理,在专家那里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专家的脑袋就是长得不一样。专家们说了,政府就是守夜人,市场的事情归市场,政府的事情归政府。你政府就只能通过税收获取收入,不能自己办企业,不能与民争利,应该还权于民还利于民,应该相信民间的力量,听起来很是振振有词。关于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不管外国怎样,中国可一直是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谁说了政府只能是守夜人?谁规定政府不能直接经办企业?这些都是用西方的模式作为标准,来否定中国的现状。但事实上,我们应该牢固的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判断是非曲直。至于说到与民争利的问题,请问政府经办企业损害了谁的利益?回答是肯定的,损害的极少数寡头的利益,因为这些企业如果政府不去举办的话,必然落入极少数寡头的手中,而不可能落入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手中。某些专家和媒体此种言论纯属表面上打着“民”的旗号,谋的却是极少数“寡头”的利益,用心是极为险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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