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湖北日报创刊65年的日子(刚好今年也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为了纪念报纸创刊，该报出了一期4个整版的“纪念特刊”。在其第一版上，刊登了名为《在奋斗中前行的》的评论员文章(作者付勤)。该文说，“65年的合订本，如同一部详尽的编年史，排列着65年来的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洋溢着昂扬奋起的时代精神。”
见了这些文字，人们就想知道，在该报65年的合订本中，所排列着的“65年的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究竟有哪些?
对此，该文写道：“土地改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九八抗洪、加入世贸、抗击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蛟龙入海、神州飞天……”(见2014年6月27日湖北日报)。
在这里，该文列举了在该报“65年合订本中”所排列着的“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共有10个。这其中，新中国“前30年”只有一个土地改革，其他9个都是“后30年”(即1978年后)所发生的事件。
任何人，不用有很高的智商，比如三岁的小孩，看了这样流年大体相同、所干之事却是1与9之比，便都会得出十分清晰的结论：新中国的“前30年”简直日子都白过了，那时的党和政府特别是其领导人，确实问题不小，值得狠狠地诅咒和鞭挞;而“后30年”则成就实在辉煌，这里的党和政府，尤其是其领导人确值得大书特书。
那么，新中国“前30年”果真这样“虚无”吗?
对此，湖北日报的合订本中究竟是怎样“排列”，我们无须去查阅。因为，我断定，它既然是一张省委机关报，就不能不跟形势，不能不反映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对于新中国的“前30年”，就决不能只是排列着土地改革这样孤零零的一个事项。
比如说，“后30年”的“九八抗洪”诚然可算“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然而，“前30年”中的五四年抗洪，其“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的性质应该更突出。因为那一年，长江流域的大雨比98年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中下流各个水文站点所达到的最高水位(比如武汉关的水位)，比98年要高几十公分，而当时因新中国成立不久，抗洪所能利用的物质条件是远远不如98年充分的。
又比如，“后30年”的“加入世贸”诚然可算“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但是，“前30年”的加入联合国，其重要性和意义要比加入世贸大得多，作为湖北省委机关报的湖北日报，对于这样的“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当时不会没有记载。
再比如，“后30年”的“抗击非典”诚然可算“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值得记载。然而，在消灭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方面，“前30年”的成绩要比这一单项、短时性质的成绩大得多——他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第一次(请注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消灭了天花、霍乱、性病、血吸虫病等危害中国人民几千年乃至若干万年的全国性疾病和地方病，免除了人民因此而遭受到的痛苦和死亡。那是真正的丰功伟绩，真正值得大书特书。而恰恰是从“后30年”伊始，上述曾经被消灭的疾病(其中最突出的是性病)又都死灰复燃，重新危害着中国人民的健康。对此，当局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任其发展蔓延，毫无重新消灭的办法。
还有“汶川地震”，虽然其震级与76年唐山大地震差不多。但由于它发生在偏僻的川西北，那里的人口和发达程度，所造成的损失都不能跟唐山大地震相比。如果它也可算个“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那么，唐山抗震救灾就更值得(其实当时的湖北日报也一定会)浓墨重彩地加以“排列”。
至于“蛟龙入海、神舟飞天”，如果没有“前30年”所打下的技术基础，而依照自“后30年”伊始即按“总设计师”的设计而开始实行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科技发展逻辑，和“市场换技术”、“消化、引进、吸收”的政策，恐怕只能够在梦中想想而已。
至于新中国“前30年”中其他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三大改造”等等，哪一件事不是前无古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呢?为什么这些重大事件一个也进入不了湖北日报记者编辑及其头头们的法眼呢?就连“两弹一星”这样的伟大成就，在他们的笔下也被“虚无”得无影无踪了呢?
我这样说，不是要抬高“前30年”而贬低“后30年”。我只是说，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年代，每一代人都作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所取得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都值得作为“重大节点和历史轨迹”而“排列”，而被后人所追怀、所称颂，并从中受到鼓舞。
可叹的是，而今的记者编辑，当然也有报社的领导，因深受30多年来党内和社会上非毛反毛思潮的影响，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前30年”，对其采取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刻意抹煞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这次湖北日报的主旨纪念文章，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其实，湖北日报“虚无”新中国的“前30年”，自不从这次的纪念文章中始，这是它经常性的观点。比如，其2013年11月14日在头版刊登的一篇题为“改革，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创造更大辉煌”的评论员文章中，就把新中国的“前30年”说诬蔑为“贫困潦倒的国度”。
人们常说“偏见比无知更可怕”。事实确实如此。按说，既为一个有着6000多万人口的大省的省委机关报，其记者编辑(且不说其头头)都应该是“文化人”，无论年青年长，对新中国的历史(包括“前30年”艰苦奋斗史)都应该有所了解。这也是他们从事业务工作所必需的。
然而，由于偏见所致，他们却根本无法对新中国前后的“两个30年”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尽其所能地对其进行“虚无”、抹煞乃至诬蔑。他们的这种思想和作为，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2014年6月30日
谨以此文纪念建党9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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