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思聪以其言行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大家都认为他以及他代表的“聪明的富二代”意味着某种善，至少不是恶。那么当真如此吗?
明末纨绔往往嘲笑和鄙视人民的智识，却常对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人有惺惺相吸之感。他们欣赏东林党人的道统和他们的善辩，并认为这是某种与自己相符的可交之辈。同时他们自认为饱读圣贤书不做仗势欺人，与民争利之事，算是社会的有益之人。也确实，说服地主老爸赈灾开粥铺的往往就是这一群人。虽然他们对人民的爱是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和轻视上的，但是我们似可将他们认为是“好人”、“有资本有优越感”。但真相很残酷，他们事实上享受并支持明朝的优待士绅之策。明末三大饷绝大多数压在自耕农头上，而这是导致农民大批破产需要赈灾的源头，明末的天灾只是导火索。
原因主要有三：
一：有功名者减免税，哪怕是秀才，很多税务也是可以不交的，见官可不拜，出行百里不需路引，和现在相同，穷苦人家往往是出不了秀才的，明末社会流动性之低令人发指。
二：有功/爵者减免税。功臣和王爷，爵爷是不必纳税的，明末土地兼并严重，良田大多掌握在他们和大地主手里(实际上这两种身份往往是重合的)，国家实际承担税负的恰好没有最富有的人。导致崇祯年国库空虚而巨富众多(闯王进北京时国库搜出10来万两白银，而达官贵人们被抄家光现银就7000多万两)。早些年的军户基本沦为卫所官员的佃户。商人地主之毒更甚：商人荒年高价卖粮，丰年低价收粮。而自耕农为了周转往往不得不向地主借贷，几年下来基本几亩薄田就尽归人手。同理，美国富人的实际税负高于中产阶级，索罗斯谈及富人税时坦言自己交税还不如自己秘书多。而我国，原始积累阶段显然并不愿意承担“资本外流”，事实上你越有钱，越来越多的优待政策就落在你头上。
三：有财/权的人更容易避税，明末杂税增税之多往往超过正税，三大饷实收的话只占自耕农收益的20%，日子苦了点还是过的下去的，但是层层盘剥之后就数倍的压在自耕农之上导致流贼四起，盘剥中最为出名的就是火耗，怎么讲呢?就是粮食运输的时候会有损失的，这个损失最初只是实事求是，但是后来就变成了敛财之法。具体做法颇有戏剧色彩：纳粮时，小吏猛踹一脚，掉出来的就是小吏的合法财产，所以当时的粮食系统基层官员往往苦练腿功，据说有人可以一脚踢断一棵小树，但是这些手段是万万不会用在有势力之人身上的。而现在，在私营企业中偷逃税款和如何打法律擦边球避税已经是一门学问了。
所以，王公子毫无负担的嬉笑怒骂就略显伪善了。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指出：结构性暴力是主观暴力的制造者。制造慈善的人就是制造贫困的人，将数以百万计的钞票捐给艾滋病组织或宽容教育的同一个慈善家，通过金融投机毁了无数人的家庭，并因此制造了他们致力消除的贫困与不宽容。如果我们因此得到一个结论的话，那么就是：慈善不能消解贫困，制度才可以。而一个国家最大的慈善家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敌人。
甚至在王公子们和明末士绅认为自己之所以有别于人是因为智识而非其他的时候(他们往往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聪颖”与“底气”来自政治经济地位)，他们的反而成了他们最厌恶的“缺乏独立思维能力”与“鼠目寸光”的人。心理学界普遍认为，智力一词并不贴切，或者说至少智力是一个复合物：晶体智力和流体智力。前者可以认为是你的生物基础，而后者是随着经验和技巧练习提高的，所以根据智力测试来看，受过教育的群体往往高过没受过教育的群体，同一人的智力40岁时超过25岁时(而我们知道，大脑25岁就基本发育完毕了)。体现在具体操作上就是同一套试卷，农村出身的孩子智力往往会被医生换算的高一点，而城市出身则不变。因此王公子的智商歧视综合症恐怕难以成立，毕竟他连基本的全局观都很是缺乏,这很考验右脑的统筹能力。所以王公子的优越恐怕并非来自天资，大多还是来自于金钱所提供的教育。
而被他斥为无脑的网民之所以“无脑”，往往也是王公子所支持的投资体系所致。王公子在骂出“无法想像为什么会有这么蠢的人”时，恐怕想不到正是因为他们没钱所致，寒门再难出贵子，流体智力有赖经济支持，而没钱的唯一原因是打工永远无法跑赢资本。皮克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得到结论：r>g，资本回报率永远跑得赢GDP，所以只要谨慎投资，王公子永远不会失败(事实上也是如此，世界各国极少出现前1%向下流动)，永远可以保持对网民的歧视，而可以对自己自欺欺人道“我比他们叼，全是因为我聪明，我没钱也是聪明的啊!”
所以，王公子们恐怕既不无害，也不聪明，明末士绅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流民为什么不顾道统，有辱斯文，其实说好听点就是阶级局限性，说难听点，怕还是太蠢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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