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哲学家吕克•费希所著的《什么是好生活》一书的序言《我们的白日梦：成功，倦怠，以及嫉妒》，首先从弗洛伊德的演说稿《创作家与白日梦》讲起，认为精神生活是“幻想有时构筑的‘白日梦’和‘西班牙城堡’，以补偿现实生活给我们造成的挫折感。”接着引述了弗洛伊德所虚构的一个穷苦的孤儿如何深得新雇主欢心如何娶了这家年轻漂亮的女儿最后又如何做了他的继承人终于飞黄腾达摆脱穷苦身份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新鲜，在中国古代的传说、民间故事中，类似的多的是。小时候在山上放牛，就曾幻想着能遇上田螺姑娘;读《柳毅传》，又盼望着能遇见小龙女。结果谁都没遇上，我依旧放我的牛，但一天似乎过得很愉快;虽然那时并不知道弗洛伊德是何许人，所谓的“白日梦”又是什么。
而如今，当打开我们的电视，但见屏幕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梦想秀”： 《我是歌手》、《中国好歌曲》、《最强大脑》、《私人订制》、《笑傲江湖》、《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超级演说家》、《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等等。加之较早一点的“超男超女”、“快男快女”，还可以算上各类的相亲节目、各类的歌舞和电视剧(以赵本山《乡村爱情系列》为最)，名字五花八门，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唯一不变的主题，就是造梦。称之为“型号各异的造梦机”，并不为过。这些“追梦人”相信梦想，相信奇迹，相信丑小鸭也能变成白天鹅，相信屌丝也能逆袭成功成为土豪成为名流成为上层人物达官显贵的。
不是没有个例，但也仅仅是个例而已，不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一点上，早在19世纪30年代，巴尔扎克在《高老头》里就写得很清楚，新近蹿红大热的托马斯•皮克提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也提到了这位著名的“同乡”前辈。伏脱冷把自己的那一套人生哲学、生存法则介绍给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经济学家奈特也曾说过，决定一个人是穷还是富有三个要素：出身、运气和努力，而这第三个要素“努力”，恰恰是最不重要最微不足道的。是的，游戏总得要玩下去，规则下总要有幸运的人，个案的成功，不过是既定的“游戏”既定的“规则”下的幸运儿而已。而背后隐匿的决定你成功的“看不见的手”，则是你的出身你祖上的阴功。整个世界都在玩着“拼爹”游戏，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颇具迷惑性的，也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
这样我们再来看屏幕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梦想秀”，其实早已不再是而且超出了单纯的精神娱乐精神享受，而是把人生竞技的舞台由现实生活中搬到了电视荧屏上。或者说，在电视荧屏上上演着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的竞技拼杀，血淋淋的搏斗厮杀。与我小时候的幻想所带来的愉悦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还能看出“白日梦”所给予我们的精神上的愉悦来吗?呈现给我们的，是纯粹的“白日做梦”，无非两个结局，或晋级或遭淘汰。而无论晋级或遭淘汰，尽管不一样的心态却都有同样表情——哭。晋级的喜极而泣，遭淘汰的则痛哭流涕。套用鲁迅的一句话，又无非是暂时做上了梦和做梦而不得而已。荧屏内外，“剧中人”和“看客”也同样的惊心动魄。“看客”为自己的偶像呐喊助威，随他们的心情波动而或喜或悲。本来好端端的人都变得疯狂失常，甚而至于相互残杀，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为自己谋求上位，与动物无异。
我们看动物世界，在非洲草原上，角马浩浩荡荡的一大群，很是威风，孰料来了一只鬣狗甚至不是狮子，它们早已溃不成军四下逃散了。它们也知道，只有跑得更快、最快，才有可能活命成为胜利者成为“成功人士”。为了自己的生存，能够活下去，它们有时不惜把老弱病残者逐出队伍，送给狮子充饥;而它们则若无其事的又开始慢悠悠的散着步咀嚼着野草享受着生活的美好了。吕克•费希指出：“社会‘成功’的幻影、围绕自我奋斗成功之人的神话和权力的假象所产生的狂想如此之强烈，它们几乎无所不在，以至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在盛请我们自由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名义下，我们的白日梦和当今世界的绩效崇拜对其寄予厚望、并为之付出如此沉重代价的‘成功’理想，难道不是正在迅速形成一种新型暴政?!”
而正是这形式上的平等所掩盖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让似乎可行的“梦想”真正成了“白日做梦”成为一场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挫败感，使人们默认了现实承认了现实，一开始也许是在做无声的反抗(想想看，一个弱者以逃避来反抗，弱到了什么地步?)，可悲的是，久而久之，在“受虐”中竟也体验到了快感，很舒坦的样子。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在娱乐中傻乐，在纵欲中享乐，欺骗着别人更自欺着自己。正如野猪遭受老虎攻击，也习惯乐意被老虎“豢养”，因为在老虎领地危险只有老虎一个，能躲避其他动物的攻击。“白日梦”此时便成了一剂麻醉药，成了催化人们精神意志的精神鸦片。人们陷入了“白日做梦”的集体狂欢，陷入了傻乐主义。一个吊诡的现象，我们看似喜欢谈论政治，但见街头巷尾，几个人凑到一起，就开始海阔天空高谈阔论起来，大谈特谈天下大事“海里”秘闻，好像个个从事国安工作。其实呢，不过叶公好龙，把政治也娱乐化了，仅仅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个人自己早已失去了政治参与的热情激情、责任感、担当意识和自我反省精神。喜欢谈论政治又总以为政治离自己很远，殊不知，政治就是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自己的“盘中餐”，就是自己的“身上衣”。鲁迅当年批判阿Q，批判整个国人精神的麻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快一百年了，我们依然处于阿Q时代没有走出，是鲁迅太伟大超越了时空，还是我们的时代根本就没有进步?
问题是，如果自身都不关心，是不是甘心被奴役了?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而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威胁的，恰恰不是奥威尔的《1984》，却正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百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对当时德国人作出了批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在著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为德国统一后盛行的政治市侩主义忧心忡忡，认为弄不好会断送德国的未来。显然，这“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已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涉到民族、国家。一百多年过去了，相似的故事正在不同国度重演，我们应从中得到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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