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现今高校文学院和新闻学院里的重要课程，对学生基本价值观和行业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对于这些学院里文学教育愈演愈烈的偏失，尤其应当予以注意。
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到建国前的文学，不过30来年;而“中国当代文学”，包含的则是建国后迄今的文学，已经60多年了。现今高校文学院和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中，“中国现代文学”所占用的教学时间，远远大于“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厚此薄彼直接给学生造成这样的印象：“现代文学”的成就大大超过“当代文学”。偏重“现代文学”的教学后果，导致学生以“现代文学”的范式来要求“当代文学”，进而得出中国的文学“今不如昔”的习惯看法。
早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注重宣传讲解革命和进步的作家作品，完全摒弃其他作家作品，这固然有其偏颇。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20年来的“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所谓“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旗号下，又走了另一个极端：注重凸显那些表现文人情调、追求精致形式的作家作品，呈现为一种内容狭隘、风格疲软的“小资文学”或“文人文学”。
比如在现今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被讲得越来越多，而革命文学、左联文学、延安文艺以及赵树理、孙犁等人的作品，却越来越少。再如，一部由名牌大学中文系编选的“权威教科书”，当代文学的“必读书目”，连在大陆几乎毫无影响的台湾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都选了不少，可就没选建国后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红色经典”，其偏颇可见一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以某一历史阶段性的文学形态为准绳，以“现代文学”的范式来要求规范“当代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愚昧行为。以为文学教育只是培养文学审美能力的想法是肤浅的，也是有害的。
现今的“现当代文学”教学，轻视体现中国人民当代实践的当代文学，淡化体现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追求自身解放的“红色经典”，这样的偏向简化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和心灵史，遮蔽了蕴含于其中的历史诉求和价值导向。
更应当警惕的是，这样的偏向是打着“文学教育去意识形态化”的旗号进行的。直观地看，一些“海外汉学家”的文学观，已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发挥着不小作用。而这些“海外汉学家”的文学观，在体现“西化文学观”的背后，正体现着“西方价值观”。主张在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中“去意识形态化”，有的是糊涂不知所已地被人牵着鼻子走，有的则是居心叵测，暗渡陈仓地“搞另一种意识形态化”。是清算这种偏向的时候了。指出其背后的意图和危害可以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评价导向和教师队伍培养上做出相应改变，才是对这种偏向作釜底抽薪。▲(作者是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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