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江苏昆山的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场面相当惨烈，正在车间里干活的工人死伤严重，当时的数据是65人死亡，120人受伤。那一天，我在一种难过、压抑的气氛中度过，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本来就处于底层承受各种压榨的工人，他们的命运多么悲苦，而这，似乎无从选择。
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从贵州老家打来的电话。是一位当了某局二把手的官员打的，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似乎我仍然没有从难过、压抑的气氛和无力的感觉中走出，在接电话时，寒暄两句，我竟然很沉痛地跟他聊到了昆山工厂爆炸这个事情。我问他关注到了没有，对于当地的安监部门至少涉嫌失职有什么看法，并且说，我家乡的人，比之在爆炸中死去或受伤的工人，其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包括他的一些亲戚。
这位官员同志似乎对此并无兴趣，随便“嗯嗯”地应付了我一下，就转移了话题。他问我，在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后，对于中央的强力反腐有什么看法。
我对他的这种冷漠不太高兴，说你平时多看《南风窗》就行了。作为官员，你当然具备一定的智商，你应该能从中读出你可以读出的东西。他说，他在看，但是，还是想听一下我直白的分析。
我反问他：你是什么看法?说出来，我才能帮你分析。
他说自己当然支持反腐，但是，持续不断的强力反腐，以及“反四风”、“八项规定”等，还是对官员、普通公务员有“误伤”，并且，挫伤了大家工作、“改革”的积极性。他们不明白，接下去应该做什么，未来会怎样。
我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些观点，都是从‘专家’那儿抄来的吧?这样想，是不是一直把自己当成官老爷?”
他承认观点是抄来的，但并不承认自己这样想是“官老爷”心态。“每个人都有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官员也不例外”，这是他的辩护性意见。
我知道无法直接说服他。如果一个人、一帮人手里抓着一副好牌，他们当然不会放手，而且会认为这是合理的。接下来，他们会唾弃对错的判断，并且认为这是小孩的思维，他们只具有利害判断这样的所谓“成年人的思维”。同时，体制也会对他们进行庇护，比如，要给他们加工资，车改了，要给他们车补，也许车补给他们的钱，比公车所浪费的钱还要多。
按照这种逻辑，抓到一副坏牌的人们，比如在江苏昆山工厂里死去的工人们，只能承认是运气差，自认倒霉了。
可是为什么这是合理的?
很清楚，作为官员，享有一些属于权力阶层的特殊利益，这一点已经形成了我这位当年同窗的偏见，或者说是一种思维、人格上的缺陷。而要克服这种缺陷，让他看清未来应该怎么做，恐怕得做一个思想实验：就是请他想一想，如果他抓到的不是一副好牌，而是坏牌—他是一个被某些安监部门的官员漠视生命的“血汗工厂”的工人，是一个办事时受到刁难的民众，他会怎么想?他还会认为，反腐有什么问题吗?
他肯定不会这样认为。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想象一下，在不知道自己要抓到的是什么牌的情况下他会怎么想，应该怎么想，那么，抓到好牌之后的想法并不是应该如此的。
这个思想实验，就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设置的“无知之幕”。得先屏蔽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替不知抓到什么牌的自己、从而逻辑上是所有人想一想，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阶层，恐怕才能更多地考虑到未来，也才能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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