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指出，某些人打着种种冠冕堂皇的旗号摇唇鼓舌，但是其最终目标，就是在中国全面推进“资本权力化”。
所谓“资本”，在这里既指“资本”，也指拥有“资本”的人;同样，“权力”在这里既指“权力”，也指拥有“权力”的人。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促成了“权力资本化”，或者说为“权力资本化”推波助澜。
后改革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同盟军们利用“权力资本化”引起的民愤把不满引向执政党，一边继续钻改革的空子，继续蚕食鲸吞国有资产，一边摇唇鼓舌，散布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真实目的就要实现“资本权力化”。
经济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少数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以后，一来是贪得无厌，希望彻底控制中国的所有财富;二来是怕日后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得到的财富会失去，于是要进一步推动政治局势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变化，于是，他们在成功推动“权力资本化”以后，利用由此引起的民愤引向执政党，以某些已经“资本化”的“权力”作为内应，全力推进“资本权力化”。
对此，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歪理：
茅某轼说过：“改革必须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
那么，精英是哪些人呢?茅某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
“改革就是把原来只有一小部分的权力下放给各个部门，让他们共同寻找权力的租赁并由此洐生出来一部接近权力边缘的富豪”。
这就是公知精英们的“资本权力化”的理论依据。
衡阳和石哈山村贿选案就是“资本权力化”的两个活标本。
2014年3月、4月，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翠岩镇孟某某等人向国家信访局反映，翠岩镇石哈山村(由石哈山屯和代往屯合并而成)村主任张某，通过虚报人口骗取国家征地补偿金，有本村户口的村民却得不到合理补偿;在2013年换届选举时，以1000元一张选票进行贿选等问题。
对于贿选问题，经核查，2013年4月25日，石哈山村村委会进行换届选举，共有选民1426人，实际参加选举1385人，张某当选村主任得票726张。2014年2月，凌海市纪委通过走访的方式调查取证了6名村民，均称2013年换届选举期间未收到钱物拉票。后信访人主动召集7名村民作证，均指证张某指使他人以1000元一张选票为自己拉票。
还有此前发生的衡阳市贿选案。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对5名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终止其代表资格。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及3名未收受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市人大代表辞职。另有6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此前因调离本行政区域已经终止代表资格。
56位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中，有20位来自人大、政府机关、行政机构及国家企事业单位，涉及32位企业界人士。
上述两个就是掌握了一定财富以后不择手段进军权力圈，希望最终控制政权，实现“资本权力化”的实际例子。
目前的中国穷富两极分化，1%的家庭掌握着41.4%的财富(《凤凰周刊》2010年第18期) ，一些富人呼风唤雨，影响着中国经济大局的发展，甚至有能力绑架中国的经济。但是如上所述，他们中的某些人一来是贪得无厌，希望彻底控制中国的所有财富;二来是怕日后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得到的财富会失去，于是要进一步推动政治局势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变化。于是。他们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希望进军权力圈。因为他们相信，在当今中国进行所谓直接选举，一般人是很难跟他们竞争的，由于多数人普遍收入不高，因此他们拥有的大量财富足以帮助他们爬上权力的宝座。
上述两个就是他们推进“资本权力化”受挫的实际例子。
本人不仇富，也不排斥一定比例的商界精英进入政界。但是如果任由某些人凭借手中的财富控制中国的权力，绝对是一个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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