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被形象地称作“社会的良心”，在政治主张上他们都有唤醒国民权利意识的觉悟。自十九世纪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是“爱国”第一，“爱人”其次的政治主张者。就如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学生运动就是知识分子彰显爱国情怀的主要形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有学生运动传统的国家。自康有为“公车上书”起，各种规模的学生运动频频爆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学生运动掀起了我国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高潮，也使得民主思想逐渐被国人知晓。就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对我国革命的胜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我国也出现了诸多学生运动，例如占中事件，反服贸事件。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众说纷纭，标尺问题日益凸显。
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之所以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是由当时世界格局、中国现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等多种因素共同着力的结果。从国际格局上看，当时我国积贫积弱，长期遭受着列强侵略，民族使命非常明朗，即驱逐鞑虏，维护国家主权;从社会背景上看，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即消除战乱，解放民生;从政治环境上看，民国由诸多割据势力组成，政治斗争非常剧烈，国家正在走向个人独裁，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政治认同感，即打败独裁政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此外，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驱逐列强，复兴中华民族的宏大理想，每一次运动都有着鲜明的政治主张、民族使命和历史担当。而今“陈为廷事件”无疑不透露出，一些所谓的“学运”是被某一权力派系背后操控，其本身也只是为谋求所谓的政治身份。再看“占中事件”中的周永康，无疑不是政治操盘手，最终沦为成了异端分子争夺权力的工具。为什么同样是学生运动反差却如此之大呢?
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来看，“存在决定意识”，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其思想观念总是要受到他所处时代及其条件的局限和左右的。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时代的烙印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无不历历可见。21世纪和19世纪不管是在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都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进而决定了学生在政治认同上的迥异。
中国社科院2013年《中国政治参与报告》反映，我国大部分大学生正处于政治素养培养阶段，并没有形成鲜明的政治认同感。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学生每天经受着各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其中有些是科学的，为普及执政理念;但是有些是具有诱导性的，诱使学生作出伤害集体，伤害政党，伤害国家的行为。有学者研究，其实大多数学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是没有预知的。在“反服贸风波”中，台湾学生抱着“逢中必反”的心态，不顾是非黑白直攻马英九。学生对自己的政治权利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其根源就是学生在政治认同上出现了偏差。就如陈为廷、周永康之类的学生，把学生运动当成了搏得政治出彩的杠杆。
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经历了两百多年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的历史。期间孙中山先生说，“在只有统治者有自由，人民没有自由，只有统治者有权力，人民没有权利的国家内只有通过武力来推翻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无独有偶，毛主席也说，“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那时候学生运动确实给专制者带来了巨大震撼，唤醒了熟睡的民众。但是，二战结束后，世界各民族、各族群全部重新洗牌，先后进入到一个秩序再建的过程。而今全球的政治理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吸取了二战的惨痛教训由野蛮走向了文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成为了21世纪的主旋律，任何破坏秩序的行为都会被世界文明所唾弃。任何依靠煽动学生搏出彩的政治赌徒，也终将与文明离心离德，最终被摒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来看，历史从不以某一次“学运”是否侵害了政党利益作为评价其好坏的标准，而是以该场“学运”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来论。著名政治学家章太炎先生认为：“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让学校摆脱政党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进而使学生拥有独立的政治认同，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著名教育家戴季陶和蔡元培先生也提出了“学生政治认同独立”的教育主张。在一个民主和文明的国家内，允许发出不同音，但是殊途同归，其宗旨只有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崇尚法律的国家都在致力于赋予民众政治权利，建设私权，规范政党，制约国家权力。不管是我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澳门具有完善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民众彰显政治主张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何须总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国计民生为代价?
(作者单位：武汉市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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