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从构想至今刚好是十五个年头。主编之一刘小枫这样描述：“去年秋天，上海新闻出版部门的领导视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猛然见到展出的这个作品，大吃一惊，怎么一下子出了这么多，就特别的指示应该好好宣传。”
1月10日，“经典与解释”丛书十五年350种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行，成为一次引入瞩目的回顾和反思。
“经典与解释”丛书由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策划并主编，于2002年开始在华夏出版社出版，2004年以后华东师大出版社加盟，之后两家共同出版该套丛书，平均每年出书约30种。350多种的量蔚为大观，“经典与解释”丛书也已蜚声学界，在社科学术出版领域有很大影响，成为学术书店的必备景观。
出现在此次研讨会上的是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刘小枫、甘阳、汪晖、张志扬、陈来、刘北成、童世骏、吴飞、丁耘、干春松、赵汀阳等等……让我们听听他们说了什么，小编截取了其中几个有趣的片段。
甘阳和刘小枫。
古典风范做书不容易
刘小枫：因为审稿力量严重不足，难免出现在交稿后发现问题、稿子改的一塌糊涂要重新排版的情况，还有一些时候，到了出版的版权期限，译者不仅不能够定期交稿，还有干脆放弃了的，这给出版社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甚至造成了经济损失和负担，这是我们是心存感激的。
10多年的翻译和审编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我们得不到国家经费的支持，无法聘请专业人士做审校，甚至有一段时间，连基本的稿费都没有着落。在最艰难的时候，有人慷慨解囊，每年支持20万，支持了三年，给我们的译者翻译补贴和提供审校费。我们到了人大以后，在杨慧林院长和孙郁院长的支持下东一下西一下，得到一些支持，能够维持基本翻译的费用。
杨慧林：刘小枫教授在人大是一个很有古典风范的学者，他从来不申请项目和经费。
甘阳：人文学科不需要项目，不需要搞什么课题。我呼吁人文学界应该共同努力，废除人文学界的项目，申请一个项目那么费劲，一本书都写完了。我基本相信人文学界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了，不需要搞什么花头的项目。项目对人文学界是破坏、损害的，建设性的东西很少，而且项目变成了学术的标准。但是在没有项目的情况下，学校的支持还有出版社的支持是比较重要的。感谢两位了不起的出版家，他延续了80年代以来出版家的风范，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怎样看待马克思和古典传统的关系?
张志扬：现在西方已经有“马克思回来了”这个呼声，西方对马克思的需要，我们中国对马克思也有中国的需要。
汪晖：马克思主义确实对今天来说是另外的一个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晚清的新诸子时代后的一个新经学时代，它具有经的地位，变成我们思考历史的脉络。我们之后要冲击它，也正是因为它变成教条化。我们要重新解放思想打开，可是它构造了一个真正的经学时代。
丁耘：大家都觉得现在马克思主义不大行了，不行是马克思主义自己不行，还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行?我说点怪论，说点得罪人的话。马克思主义是有威力的，但是在学的人如果是没有很大的力气，是发挥不出威力的。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聪明才智之士都被吸收到其他的方面去了。
马克思主义存在在哪里，就存在在新中国，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身体，没有新中国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一个学派，其实跟卢梭、尼采差不多的地位，但是有了这几个国家，特别是有了中国，特别是有了现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个地位远远高于尼采，因为我们的政教秩序是按照他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和古典传统的关系，要从中国语境去评价。比如说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讲把这个经典推到人民当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在这起的作用并不是说人文党校搞马哲的教授发挥的作用，而是共产党组织的群众动员，实际上建立了现代的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史的政治主体。政治建构活动，不管是学西学还是古典的学院派，都非常难做到，我们也不要求你学过的人做到这一点，但是学和政教的关系要理顺。可能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比较透彻的看马克思主义跟古典传统的关系。
非西方世界只有中国的人文学科在增长
汪晖：去年的春天我到印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的一个非西方世界人文学科的总评估，这个结果是什么呢，非西方世界的地区，人文学科的整个状况都处在衰落中，后来发现只有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是增长的。
甘阳：中国学者，特别是在做西学翻译时，是在努力的把西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共同体一部分工作来看待，而香港的很多学者从个人来说是很好的学者，但是不会做翻译，他把自己工作看作就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分支。
香港有很好的学者但是没有很好的学术共同体，只有单独地和国外某一个专业相结合。我们一直以来提倡先从翻译开始，如果你是做西学的话，就是思考如何用中国的语言表述，成为中国人思考方式的一个资源。
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刚才强调的，中国无论是做中学还是做西学就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这里有做中学的、西学的还有做马学的，但是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大家互相在说什么在做什么，比如说做中国哲学的人会明白我和刘小枫为什么要做这套书。
中国文明的复兴和发展，需要一个中国自己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十年来我两次反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方向，这个改革方向就是要香港化，并不是哈佛化，只是香港化，我觉得这是危险的，会产生出不好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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