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现场
咧着嘴傻笑、相信天下无贼的傻根，乡村爱情里谢广坤和刘能的恩恩怨怨，长江七号里建筑工周铁与儿子的父子情深……媒体、电影、书籍为我们呈现的底层形象与2亿农民工的真实形象，到底有多少距离?
3月21日，由破土工作室和凤凰网文化频道联合主办的第一期破土沙龙“中产空间中的底层形象”在什刹海《时代周报》北京事业部的四合院举办。此次沙龙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天津财经大学讲师刘昕亭、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赵智勇、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符鹏等嘉宾，与关心这一议题的数十名现场观众一起讨论：城市中产与底层人群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互动?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农民工群体又怀有怎样的诉求?
“今天，我们在北京最小资的地方之一，讨论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在这里的一个群体。”沙龙主持人刘昕亭把媒介上呈现出来的底层形象分成四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淳朴的劳动人民形象、诙谐的喜剧形象和富起来的底层形象。这些形象可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上找到对应，如社会新闻中出现的暴力底层、《天下无贼》中的傻根、暴走世界中被调侃的富士康工人以及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中通过自身努力跻身中产的打工妹。这四种底层形象对于城市中产而言，分别是值得同情的、可以拯救自己的、用来娱乐和消费的、值得羡慕的。刘昕亭指出，“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反思一种刻板印象，而是要看到在今天中国的中产拿着IPAD在自嘲自己是屌丝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如果他们是屌丝的话，这些生产IPAD的富士康工人以及我们看到的在后海边拉车的人是什么，他们和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张慧瑜随后谈到了“中产阶级”的概念以及自己对中产空间中的底层形象的理解。他认为，中产阶级是个历史性的概念，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去阶级化。中产阶级社会是对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阶层状况的一种描述。马克思最初把资本主义社会分成两个阶级：穷人无产阶级和富人资产阶级。而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出现了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中80%左右的人属于中产阶级是较为理想的社会结构状态。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回应，中产阶级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这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的历史阶段，它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基础之上，对于欧洲或美国的这样的社会来说，它恰恰变成一个去阶级化的社会。第二个特点是去生产性和消费性。消费和生产是分离的，作为生产者的人并不一定能够消费产品，那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就分离了，这是我们社会一个基本的特点。这与中产阶级文化相关，九十年代以来文化消费的主体已经变成了中产。这个在电影领域体现得非常清楚。80、90年代的电影是社会很多阶层都可以共享的，新世纪以来看电影只成了白领和小资的行为。在以城市中产为主导的消费文化中，底层和中产是同时出现的，底层恰恰是中产眼中的底层，而当中产这个主体确认之后，底层就开始显影了。作为研究电影的学者，张慧瑜谈到了最近将要改拍的《平凡的世界》，他认为阶级的分野消磨了平凡人的平凡、充实、稳定的生活梦想。《平凡的世界》中，主角虽然从事最普通的工作，只是一个普通的旷工，但是有其精神内涵，赋予了普通的劳动者以新的价值。
作为一个过去学习工程专业并且下过车间的人，王洪喆由过去的工厂车间和现在工厂流水线的区别谈了自己对中产与底层的认识。例如在《钢的琴》中，铸造车间工作的节奏是由工人自己控制的，而现在我们在流水线作业中只能看到被严格控制的像机器一样的身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对工人身体、时间的全面的规训和压迫。他还谈到，今天在所谓的中产空间几乎已经不可见的底层，当他们重返社会视野时，他们基本上是以犯罪者的形象、暴力犯罪者的形象出现的，只有出现关乎人命的新闻，如底层被杀害了，或者杀了人，他们才能重获关注。拿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来说，他认为当代文学无法回应社会现状，于是选取了几个社会新闻暴力故事：抢银行的暴徒、邓玉娇事件、富士康十几连跳，作为电影的脚本。但贾樟柯电影中出现的底层人永远只是个人，跟个体的孤独、绝望、自我救赎有关，却无法投射到一个社会阶层的维度上去。贾樟柯采访的时候也证实了他自己的思路，他认为个人无法流动，社会无法实现流动，只能以暴力形式解决他的生活问题，但实际上在社会新闻中，底层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在集体行动事件中底层往往是以群体形象出现的，这与他们以个体形象出现的时候有很大区别。只有指认了底层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群体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把他们的问题变成一个社会议题，才有可能引起社会的讨论，才有可能引起结构性的改变。底层面对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关乎底层的，同时也是关乎中产阶级自身的。现在的中产的焦虑非常强烈，一方面要努力工作保有产业才可能实现财务自由，一方面又极其害怕跌落至底层。另外，中产是非常害怕暴力的，从底层身上体现出来的暴力会让中产觉得自己非常不安全，觉得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世界当中，这个时候他对自身的安全感有更强烈的要求，他要求自己跟底层之间的隔离。王洪喆指出，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的想象已经不符合这个社会的现实，二十世纪美国人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已经不符合今天的社会现实了。中产阶级某种程度上分享了和底层的恐惧，所以他愿意分享这些社会新闻，借着底层来抒发自己的诉求。但是中产与底层之间也有可能通向更加隔离更比较不能沟通的公共空间的可能。这还有待继续观察。
刘昕亭结合自己的研究补充道，齐泽克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在进入新自由主义，统治的策略和文化失落发生了转变，这个世界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把个体的困境上升为整体社会的困境。我们进入了后政治时代，我们出现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把所有的问题分割成具体的问题，把每一个人困境分割成个体的困境。这是第六代从自我开始书写，有意拒绝宏达叙述。在今天中国的文化表征中，我们不管是农民工还是中产，我们分享的是同样的困境与焦虑，比如对养老、买房、子女教育等问题的焦虑。
大四学生悠悠结合她在工厂打工的经历分享了她接触到的底层人物与我们自己之间的关联。悠悠之前进的是文具包装厂，每天早上8点半就要刷指纹进厂房，工作是把削笔刀的两个零件敲到一起。工资实行计件制，一件产品的完成需要10个人合作，一件产品2毛钱，也就是说10个人一起分2毛钱。为了生存，女工们常常选择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中午自愿加班，一天完成3000多个产品，这样日工资也只有60-70元。由于工作不熟练，悠悠的速度通常只有女工们的三分之一，自然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极低。在工厂这样的空间中，悠悠和女工们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她们生产的一件产品通常卖30元-40元，而她们只能分到3-4分钱。
借着悠悠的话题，中央戏剧学院的赵志勇老师谈了自己对底层的看法。谈及一直致力于女工戏剧工作坊的原因，赵志勇用莎翁的说看戏剧时那些被丑化的底层形象简直触目惊心，精英对话的对象常常被下移，比如移到农民工身上。在这样的现象中，中产阶级具有这样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要向上走，另一方面又有向下的可能性，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但中产阶级一般更会认同第二种。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可能真的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认清“我”的利益到底跟谁在一起。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盖琪老师则分享了白领与底层共同面临的困惑。关于年轻的身体这个话题，这种被榨取和被抛弃的经验，不仅仅是属于底层，今天的中产也同样分享着被榨取和被抛弃的焦虑，我们中国社会在经济方面经历着又一轮比较大的转型，很多外企在中国的研发和生产的机构在撤离，在这些外企就职的白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调整中，他们可以拿到一笔相对客观的赔偿然后离开，可是这样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尴尬的，再就业的压力并不小，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此外，她还谈到风靡一时的《北京爱情故事》中，底层因为穷而出卖爱情，只有富二代才有资格追求纯洁的爱情，仿佛穷变成一种原罪，而穷的具体原因则不被电视剧追问。
首都师范大学的符鹏老师谈到讲座的主旨时说道，今天我们谈底层问题，不是我们把底层问题解决了社会就能变得好，而是要从底层的视角出发重新去理解社会、重新去想象美好生活的样子。理想的社会，就是无论个体如何，每一个人都能在他的位置上过得充实。
在主讲嘉宾结束分享后，现场观众与嘉宾分别就中产阶级的定义、中产如何看待底层、当前社会是否存在“过度关爱”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还有观众分享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困惑及对于底层形象的理解。会后，有观众表示“今天的主题很有意思，启发了我对于自己与底层关系的认识，作为个体我不只是一个零散的存在，而是与周遭、与他人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透过这种关联我们可以更好地关照自身。”
破土工作室简介
“破土”是一个以新青年为主体的线上线下平台。关注当下社会遭遇的不公与悲苦，并对作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展现底层的声音与力量。承载劳工、农村、文艺、思潮、环保、性别、历史和底层叙事等议题，希望与青年人共同探索世界的多元性。“破土”举办一系列主题讲座、沙龙，为青年人提供一个反思现状、共同讨论社会议题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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