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二八前后，全台各地掀起“恶搞”蒋介石铜像的行动，辅大、阳明、政大、东吴、东海等校的蒋介石铜像纷纷遭喷漆、撒冥纸、披麻衣;校园之外竖有铜像的公共场所，也成为民众的破坏目标。青年行动者众口同声地呼告“勿忘二二八”，然而，他们要世人记得的，是什么样的二二八?二二八的历史面貌是否因此得到彰显?
从铜像被喷上的各种话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表面上创意百出的恶搞行动，实则共享着相当一致的二二八叙事，亦即：蒋介石和国民党是所谓的“杀人凶手”和“威权遗毒”，我们应该追究蒋和国民党身为加害者的责任，如此才有助于推动台湾的“转型正义”，迈向历史的真相和国家的正常化。之后围绕着蒋介石铜像是否应拆除的争论，也不脱“反蒋、反国民党”的论述框架。在此论述中，二二八变成一幅极为简化的“加害者”(蒋介石、国民党)屠戮“受害者”(台湾人民)的图像。
这样的二二八论述，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今日的二二八纪念并非像许多人说的“没有加害者”，而是正好相反，加害者不厌其烦地被指认出来，同时，受害者的位置也不断被凸显，然而，全面、深刻、复杂的历史视野却缺席了;第二，反蒋、反国民党、召唤台湾人族群意识的论述策略，让支持清除蒋介石铜像和独立建国的民进党及新兴台派势力，能够持续从二二八攫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台左维新”和“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在喷漆行动后发表共同声明说，他们肯定台南市长赖清德和桃园市长郑文灿拟将蒋介石铜像移出校园的政策，并期待其它县市首长响应，这显示出二二八不再是专属于绿营的政治筹码，主张激进台独的青年行动团体也开始抢占“二二八受难者代言人”的道德高位。
现在主流的二二八论述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既无助于我们历史地认识二二八，还进一步以台独意识形态反向诠释二二八。在这个历史和政治的双重困境下，我们实在有必要跳出民进党及新兴台派势力编造的历史叙事，重新思考二二八。下面我将循着一体两面的思考路径，重新去探问1947年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形势、二二八作为一个反抗运动的性质、该时代台湾人民的情感和认同结构，找回被刻意遮蔽的历史事实。
首先，我们必须在“中国”内部思考二二八。过去对二二八的认识，长期局限在台湾的范围，或视之为“台湾史”上的重大转捩点，或曲解为台独运动的滥觞，而无法充分掌握它的前因后果。1947年的二二八事变，肇因于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的贪污腐败和欺压民众的行径，然而，唯有将二二八的背景放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脉络来考察，我们才能理解国民党官僚及其维护的资产阶级的贪腐统治，并不只是台湾一地面对的问题，国民党接收中国东北沦陷区时亦是贪得无厌、鱼肉乡民。换句话说，光复后台湾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不是什么特例，而是国民党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取得政权以来中国广大人民的共同经验。
若我们把二二八事变置入国共内战的脉络，重新思考二二八的另一个面向──社会主义的角度便会浮现出来。二二八爆发时中国内战正炽，内战的主因是代表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与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共产党的斗争。当时中国各地左翼学潮频仍，在这个局势下，二二八是中国内战下人民起义的一部分，且与共产党人投身的革命战争相互呼应，因而具有团结反抗国民党暴政的进步意义。事实上，二二八事变中共产党的组织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台共谢雪红领导的“二七部队”、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和日据时代农民组合领导人简吉成立的“嘉南纵队”等等，在二二八事变期间进行了激烈的武装抗争。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彼时的台湾人民并无台湾独立的意识，而是怀抱改造祖国的心情，所以二二八后，才产生了对国民党的“白色祖国”感到失望，转而认同共产党的“红色祖国”的一代人。
一些曾参与二二八的左翼抗争者，如时任二七部队突击队队长的陈明忠，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口述记录，前阵子也特别上政论节目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他的证言却轻易地被“蒋介石铜像拆不拆”这类没有历史感的口水仗所淹没。然而，回避中国内战和革命的历史，回避二二八当中的社会主义路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二二八，更不可能理解后来1949年的四六事件对左倾学生的逮捕和处决，乃至于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的全面肃清。今日二二八论述中失却的关键拼图，正是台湾人民为追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理想而奋战的历史事实。
重新思考二二八，除了使自己不至于沦为蓝绿操弄的工具、无愧于历史中受难的先行者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从中形成一个具左翼历史视野的政治立场──倘能如此，眼前的路也就清明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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