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与胡耀邦对读方能不惑
一个媒体人，与前总书记，能够相提并论吗？
请试言之。
身份地位悬殊，但他们都是引人瞩目的“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冒尖人物。
而且，都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与左右两翼、草民精英的激烈争论，而且也令“体制”煞费斟酌。
而且，同样“吃饭砸锅”，二者遭际却又迥异——一个触了霉头，一个却享尽哀荣。
这就是他们有了天然的可比性。
只有将二者对照阅读，方能不惑。
“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云云，虽不确切，倒很形象，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的一个共有的现象——也是“普世”的。
这一现象，用我们转型老大哥的典型，叫做雅科夫列夫现象。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都会有自己的敌人，毫不奇怪。
怪就怪在，雅科夫列夫现象是自己作践自己，搞垮自己。
雅科夫列夫们是在“主要是左”、不断“批左”、“解放思想无止境”的大潮流中，通过“不换思想就换人”排除对手，登上政治舞台，掌控话语霸权和政治霸权的。
最高党校，是党的灵魂，何其神圣。奇怪的是，雅科夫列夫现象中，最高党校竟成了拆共产党台，挖共产党的祖坟的大本营。
不过，也得有度。
“从北京到天津”，需要过程。胡某似得飙车，中国早就倾覆了。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什么时候说，如何说，要看火候。否则，过犹不及。毕福剑说的不过是右翼和公知埋在心底里的话，提前说了，曝光了，就会惹麻烦。因为不是二十年前的草民了。
政治人物，公众人物，无不是阶级的代表和标志，一定时期阶级的倾向和诉求，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都会通过代表人物来表现。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普京，都是这样的代表。斯大林代表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他们则叫专制。赫与戈，这是修与叛的代表，他们叫改革。普京，则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觉醒的代表，但不是什么伟大复兴。
毛泽东和胡耀邦，自然更是这样。用套话说，代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不过是前三十年斗争的继续。后二者则代表着诉求的不同阶段，右翼公知高举胡的旗帜，反映的是他们现阶段加速私有化和殖民化的政治诉求，是“断腕”和“杀开一条血路”的决心。因为胡是邓废黜的，颂胡，也等于贬邓，本身就带有踢开邓进一步前进的性质，还可为风波翻案开路。
毕与胡遭际何为不同，其决定作用的，是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不是什么“程序”和“正义”之类。
比如，邓力群如果早走一二十年，能够享受这么高规格的待遇吗？放到18大的环境，也未必落选。
毕福剑，毕竟是小人物，本意不过是在右翼阵营和美国主子面前提高身价，想不到惹了麻烦，如何处理都不会影响大局，可以安抚一下草民的情绪。正如牺牲个仇和，不等于对仇和路线的否定。
而胡就不同了，那是时下一面旗帜，百年冥寿，期待酝酿已久，怠慢不得。而另一面的不同反应，则无关大局。
胡是其所爱，毛是其所憎，所深恶痛绝，所以，纪念堂与纪念碑，才会咫尺千里。
双方都有依托，力量对比是关键。
如何开，搞不搞，如何搞，都得审时度势。
明白这点，才能不惑。
既然不动摇，那作为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做过开拓性的历史贡献的大人物，自然必须“善待”，高规格，绕不开的。
《环球日报社论》有句话将得到是很实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很多阶段性问题被克服或者超越，人们将越来越多记住早前领导者们为把中国带到今天所做的贡献。”
好一个“带到今天”，对极了。
胡的贡献，至少如下几点是不能抹杀的：
一，他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战略性的政治措施，由此开端，才逐步完成了社会主义中国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民粹”剥夺了，将他们变成“打工仔”“农民工”，变成了“弱势群体”，使新资老和遗老遗少，甚至重新成为“先进生产力”好“先进文化”。“我被准确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茅于轼这一句话重如千钧，其意义超过一切红头文件，它是对胡耀邦这一功德的定评。一想起如今“翻身做主人”，对耀邦就感激涕零。
二，胡耀邦提出的“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为中国以煤老板为标志的亿万富豪的先富起来，开启了康庄大道。
三，胡耀邦在西藏新疆种下的分裂主义祸根，其余荫，至今仍为达赖热比娅、普世宪政“中华联邦”派，和美国肢解中国战略享用着。
“实践检验”，如今还能够“检验”吗？
如果用小平的几个“如果”，“如果”一下，比如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你能说，如今是“走了邪路”，“失败了”？
窃以为，关注毕福剑按、周秀云和王文军案，更应该关注酿造出毕福剑、茅于轼、袁腾飞和王文军们和谷俊山令计划们的生态环境，特别对于高层。
对于左翼，眼睛向上不如向下，期望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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