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把《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下称《五百年来谁著史》)称为“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但我还是更愿意把它看成韩毓海此前的作品《天下》的延伸。
《天下》的着眼点在陆地上的中国边疆，而《五百年来谁著史》则是在探讨进入海洋时代以后的中国与世界是如何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一直以来，认为都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闭关锁国、拒绝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但《五百年来谁著史》告诉读者的是，远自1500年以来的中国非但没有闭关锁国，反而是积极参与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构建。美洲的白银、中国的商品和欧洲的贸易体系共同构成了近代国际贸易主义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输出产品，换回白银，长期维持着高额贸易顺差。而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吃了亏的欧洲商人为了换回贸易平衡，不得不输入鸦片到中国。中国政府发现鸦片输入正在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于是采取了禁烟措施，而这也就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能够继续输入鸦片，还不如说是为了维持贸易平衡。而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现代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叙述中，却成了英国是为了维护自由贸易。
美洲的白银、中国的商品和欧洲的贸易体系构成近代以来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个说法当然并不是韩毓海的首创，早在十年前就曾经风靡一时的《白银资本》里，我们就已经看到过这个说法了。与《白银资本》不同的是，韩毓海是“以中国为本位”的，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观察和评论这个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如何与中国历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应该注意的是，韩毓海对《白银资本》的过分依赖使他的一些观察有失偏颇。
货币当然是重要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资本更是这个世界上无所不在的主宰者。但中国特殊的地方在于，虽然从贸易规模来看，中国早在宋朝就已经开始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但实际上中国仍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无论是人民的生活还是政府的组织方式，以至整个国家的结构，处处都还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政府不是拿商人的钱为商人办事的欧洲政府。因此，中国从宋朝到明朝的许多看似倒退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不能用现代观念来衡量的。
韩毓海激烈地批评了明朝政府的无所作为，在大好形势下放弃了进一步介入并主导国际贸易体系从而取得世界霸权，在宋朝已经出现了纸币的情况下货币却从铜本位倒退到银本位去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不求上进过于满足于与周边民族的朝贡贸易体系。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这些现象是否能算是倒退，则另当别论。因为中国在当时仍然是一个帝国，而非商人国家，国家财政虽然依赖于税收，但是商业税收的贡献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并不高，主要的收入仍然来自土地税收，因此国家虽然对于贸易虽然也不采取激烈的打压政策，但是也不会采用太多方式以干涉。而且，一直到清朝，这一状况都未完全改变。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基础上的帝国，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除了国家安全之外，仍然是农业时代的永恒主题，即人民的温饱问题。从宋朝到明朝、清朝，这一主题都未变过。国家储备粮食应对灾荒，建立赈灾体系，仍然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明朝的海上贸易换回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香料等奢侈消费品，对一个农业基础上的帝国来说，在国家财政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当然可以有限制地发展，但由于人口迅速增加，和频发的对外战争，国家的主要精力只能用来对付内部危机，而无力对外扩张。尤其是，对外扩张对明朝这样的农业帝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明成祖时期的大规模航海行动，和宣宗时期的过度消费，在后来都是受到批评的。
按照施密特的讲法，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海洋关系密切。正是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欧首先产生，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又强化了西欧的海上优势。明朝在海洋上的收缩政策刚好为正在崛起的西欧海上优势腾出了空间。而正是西欧的海上优势才使得欧洲取得了近代国际贸易体系乃至国际秩序体系的霸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火器相对清军而言其实优势并不明显，真正的优势就在于近代化的海军的机动性远远超过了马背上的清军。
而对中国来说，从陆地到海洋的转变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具备不具备这个能力，而在于没有走出农业社会的中国始终找不到一个能够成立的理由。因为长途的海上贸易对其他国家是重要的，而对明朝这样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
所谓“五百年来谁著史”，我想韩毓海的一个暗含着的意思就是，这五百年来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写法有问题的，因为没有抓住韩毓海认为特别重要的白银问题和海洋转型问题，所以整个历史都是需要重写的。但对前人做这样的批评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对明朝和清朝来说，在朝廷上讨论比如是不是要远征美洲开拓殖民地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如讨论漕运来的急迫。前人有前人的问题，后人有后人的问题。用后人的标准来评价前人，本来就不是很公平。否则，岳飞怎么会被从民族英雄的队伍中开除出去?
但是反过来说，正如孔庆东说，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是特别需要《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样的书的。无论是中国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赖，还是对日益延伸的中国的国家利益，都需要中国走向海洋时代。而张旭东所说的“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实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必须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经验。而走向海洋的第一步，无疑便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保证中国的海上安全。时代看似变了，其实没变。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