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参观时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总书记的一番话，掷地有声，立即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响。有关人士应对四起，各界人士议论丛生。如何深刻理解总书记谈话的精神实质，如何尽快落实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措施，需要认真研究，缜密思考。这里仅就总书记的谈话，说说自己的学习体会。
什么叫“去中国化”?就是“凡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都要去掉”。其实，“去中国化”作为文化界的一种社会思潮，不是今天才有的，它早已存在，而且曾经流传甚广，至今仍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早在五四时期，不少仁人志士走出国门，远涉重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这些先进人物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这些思想方法都是很对的，完全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但是偏于形式主义。他们对现实、对历史、对外国事物的看法，都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例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旗帜鲜明，奋不顾身，向封建堡垒猛烈进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由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作怪，他对中国历史文化问题也有过不少过激的言论，如在名著《狂人日记》中，把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简单地概括为“吃人”二字;他还说不是舍弃古文而生存，就是抱着古文而灭亡;又劝告中学生，多读外国书，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因为读中国书使人沉寂，读外国书使人振奋，等等。这些看法，和社会上很多先进人物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看，他们的观点是有革命意义的，但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影响了后来运动发展的进程，也引发了革命队伍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两股截然不同的潮流。
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彻底摆脱了形式主义思想方法的束缚，继续沿着五四运动的正确方向前进，其中包括大部分共产党人和以鲁迅为代表的部分革命文化人。另一部分人仍然坚持用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看问题，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认为中国要想进步，就得完全学习西方，因此主张“全盘西化”。当时公开鼓吹“全盘西化”的人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在社会上也曾喧嚣一时，流毒甚广。所谓“去中国化”，就是在这种社会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一种不良倾向。这种不良倾向，可以说是对五四运动积极因素的反动与破坏，又是对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继承和发展。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去中国化”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我国的语文教育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
语文教育是一种母语教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其独特之处，中国人学习母语也有其特殊规律。中国的语文教育更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传统经验和实践经验。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认真研究和吸收本民族语文教育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和实践经验，适当借鉴和吸收国外语文教育的先进经验，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语文教育新体系。
然而回顾一百年来我国语文教育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有一条严重的教训值得记取，那就是：长期忽视语文教育的民族特点，盲目搬用西方语文教育的理论和经验，以西方化取代民族化，结果导致我们的语文教育有如缘木求鱼、旱地行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很难向前推进。在这个问题上，“去中国化”的思想影响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受到“去中国化”思想影响的人，往往习惯于用西方人的眼光、西方人的标准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的各种文化现象，从而做出许多不科学、不合理的主观臆断。其中对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破坏力最大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鼓吹“汉字落后论”。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中国的汉字是落后文字，既难读，又难写，既不利于国际交往，更不利于现代化，结论是汉字必须改革，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事实证明，这都是不实之词。
二是鼓吹“文言无用论”。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中国特有的文言文毫无用处，它的内容是宣扬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的形式是一种已经僵化了的死人语言，与现代生活完全脱节，而且学起来很难，还容易“中毒”，所以中小学生没有必要学习文言文。事实证明，这纯属偏见。
三是鼓吹“中国传统文化不科学论”。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科学可言，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更是封建落后，毫无可取之处。要想实现教育的科学化，必须摒弃中国的传统理念，全面学习甚至直接搬用西方某些国家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为此，我们曾经先学日本，后学美国，再学苏联，最近又学芬兰，总之要向西方寻求如何摆脱落后的灵丹妙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唯一载体，也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一项伟大创造。文言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文言文蕴藏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宝库。汉字、文言文和中国传统文化，三位一体，相互关联，一损俱损，不可或缺。它们是中国语文教育特色和水平的主要体现。一百年来，由于“去中国化”的思想作祟，我们的语文教育，特别是识字教学、写字教学、文言文教学、写作教学，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都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影响了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和提高，这是一条很沉痛的教训。写到这里，又想起总书记说的“‘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真是一针见血，意味深长啊!
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汉字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好文言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灿烂和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所谓“汉字落后论”“文言无用论”“中国传统文化不科学论”一个接着一个地破产，而“去中国化”的言行也就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但是，由于年深日久，广泛流传，目前国内外的社会环境也还有它滋生的土壤，因此，“去中国化”的声音尚未绝迹，一有风吹草动，仍会有所表现，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一方面要深挖它的老根，一方面还要警惕它的新芽。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明确语文教育改革的方向，坚持走科学化与民族化统一的发展道路，为尽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新体系而努力。
根据中央《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精神，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一项思想建设的系统工程，是全党、全民、全社会的重要任务，各级各类学校、各门各种学科都要贯彻执行。中小学语文课程更是负有重任。据我了解，为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关部门采取了以下几种应对措施：在语文教材中大量增加古典诗文的篇目;在语文教材中适度增加文言文所占的比例;另编《国学读本》作为课外补充读物;直接选用古代蒙学课本作为补充教材;节选古代经典作为国学读本正式教材。这些做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可能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临时性的效应，但真正落实起来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考量。
教材内容和数量的变更，不能随心所欲，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比如教育部明确规定：小学语文课本平均每册不得超过6个印张(合96页)，初中语文课本平均每册不得超过7个半印张(合120页)。如果古典诗文篇数过多，或所占比例过大，可能会造成文白、古今、中外等选文方面的比例失调。另外，课程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而在课本之外，另行选编《国学读本》作为补充教材等做法，无疑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因此，这些措施无法普遍施行，更难以持久下去。
我认为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各个方面密切配合，从不同角度做大量的工作。就语文课程来说，首先需要做的是开展学术讨论，扫除思想障碍，努力提高全社会对中小学生学好文言文重大意义的认识，进一步肃清“去中国化”思想的流毒。另外，要坚定贯彻《纲要》精神，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纲要》明确指出：“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衔接，系统推进。”并对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阶段、高中阶段以及大学阶段，都分别提出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具体要求，以保证任务的圆满完成。我们的语文教材却长期存在着体系陈旧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小学、初中和高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设计和有机联系;另外，语文教材采取文白混杂、文白混编、文白混教的做法，完全忽视文言文和文言文教学的特点，把文言文混同于白话文，实际上是把文言文放在白话文的从属地位，很难有效地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语文教材的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无法适应当前新形势的要求，不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会落空，语文教育改革深入发展也会落空。因此，改革语文教材的旧体系，创立具有中国特色语文教材的新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是能否全面落实《纲要》要求的关键所在。
我的看法是，改革语文教材，可以尝试实行文白分编。要根据文言文的特点和中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规律，按照文言阅读能力训练系统，编写一套适合中小学生学习的文言文系统教材;同时也要根据白话文的特点和学生学习白话文的规律，编写一套适合中小学生学习的白话文系统教材。二者适当配合，互相促进，共同完成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任务。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