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漂”正在他租住的狭小地下室里使用电脑(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9月17日报道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9月14日刊登题为《北京“鼠族”：住得起的房子是毛时代的防空洞》的文章，作者为达拉斯·罗杰斯，现将文章内容摘转如下：
我钻进了北京一处毛泽东时代的地下防空洞。这处防空洞被改造成了一间间狭小的宿舍，没有窗户，几乎没有新鲜空气。我的两位向导似乎有点焦虑，他们正在紧张交谈，声音很小。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的学者黄幼琴(音)曾撰文指出：“北京市东城区或西城区一间普通的6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金为2700元至4500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同地段的一间8平方米的地下室每月只需要约400元到800元。”
寻找北京“鼠族”并非我的初衷。我研究的是城市问题，在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工作。2014年，我前往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内地采访外国房地产投资者和房产中介，研究中国在澳大利亚房地产业的投资情况。
我所感兴趣的是全球城市在住房方面体现出的贫富关系。从巨富到赤贫，研究住房领域的经济极端案例使我注意到该领域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历史层面。于是，我找到了“鼠族”。
我最初就是从黄幼琴那里听到了“鼠族”的故事。她告诉我，如果想了解“鼠族”，如果想了解房东阻挠我和租客交谈的原因，我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城市变迁史。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大约九成人口居住在农村。过去35年来，中国新建了数百座城市，千百万人迁移到城里找工作。
到北京以后，我发现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规模大得令人无所适从。黄幼琴说：“农民工是农村户口，即使他们在城里生活和工作，也没有资格享受很多福利，比如补贴性住房。他们只能找那些非正规的住处，地下室就是其中之一。”
在当今中国，中央政府正在设法改变这种通过户口制度管理人口流动和福利分配的歧视性办法。虽然千百万人已经脱贫，但对“鼠族”而言，户口制度仍将部分福利待遇和他们的出生地联系在一起。
北京的这一现象代表了绝大多数21世纪的全球性都市所遭遇的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并且与住房承受能力、福利待遇和经济增速密切相关。
附 法媒：北京高房价迫使“鼠族”仍蜗居地下
2014年01月22日14:05|来源：环球网
法新社1月22日文章，原题：北京“鼠族”逃离高成本
在北京奥利匹克体育场旁，叶一文(音)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孩子挤在一个小地下室里，躲避着北京寒冷的冬季和高涨的房价。
在距离他们居住的这间灯光昏暗的地下室1000公里的农村地区，叶一文家有一所200平方米的房子，而他们现在蜗居的地方只有10平方米，只容下两张床和一张桌子。
“当然，我们村里的房子更舒服，但工作在这。”叶一文说，她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过去几十年，千百万中国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运动，但参与迁移运动的人却发现，他们并不一定能在目的地找到成功。
北京官方称有28.1万人居住在北京地下，在旧时的防空设施或其他地下的建筑中。这些自称“鼠族”的人大多是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大城市里寻找机会的贫穷的农民工。
叶一文15年前离开了她的家乡——中国东部城市安徽的一个百余人的农村，生活在了忙碌的首都。在儿子上完学后，她就将他们接到北京，现在两个孩子一个20岁，一个21岁。
中国计划让更多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但高涨的房价意味着像叶一文家这样每个月有9000元收入的家庭基本上无法买房。
有数据显示，2013年12月，北京房屋的均价为31465元每平方米，在中国花销最大的城市，房价以每年28.3%的速度上涨。在中国100个主要城市中，新房价格以每年11.51%的速度上涨，达到平均每平方米10833元。中国官方媒体去年12月报道，北京房屋均价是平均收入的13.3倍。
关胜(音)今年25岁，他住在一个4平方米的地下室里，坐在床上用笔记本找工作，身边不时飘来公共厕所的臭味。在他头顶上方的一根官道上挂着一排干衣服，这根管道遍布铁锈、漆皮也剥落了，但它传送着热水，也是关胜家中唯一的供热来源。
关胜也不愿意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他每月花600元租住在这间地下室里。“考虑到房子，存钱是我唯一关心的事。”关胜说：“我一般每月交30元电费，15元水费。”他似乎为自己这样节俭的花费而自豪，但当他说到“我真的看不到我可以有自己房子的希望”的时候，语气就变得很沮丧。
2010年，中国宣布禁止将防空设施等地下设施作为住所，但仍有许多穷人在这些地方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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