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尼尔•弗格森
冷战曾被称为“长期和平”。事实上，苏联解体后的20年看起来要和平得多。的确，把1991年到2010年这段期间称为“短期和平”也许更有道理。正是这个时代促使一些人猜测，“我们本性中善良的天使”也许正在占据上风。坏消息是，这段短期和平似乎已经结束。
对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会提醒人们冷战实际上有多“热”。在上世纪70年代，有政府背景的武装冲突导致逾200万人在战斗中死亡。相比之下，21世纪头十年这一数字为大约27万。对美国来说，越战的血腥程度大大超过了伊拉克(美军在越战中的作战死亡人数为47424人，而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则为3527人)。
根据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的统计，1956年之后，有政府背景的武装冲突导致的作战死亡人数最高的年份是1971年(约38万人死亡)，其次是1982年到1988年之间的各年(年度平均死亡人数接近25万人)。而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死亡人数只有不到1.7万人。
对于死亡人数的这一下滑趋势，人们提出了至少六种解释。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将其归因于长期的文明化进程。还有一种理论则将其归功于民主的扩散以及超国家机构的发展壮大。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全球人口中年轻人所占比例的相对减少——可能也减少了暴力的人口基础。而从原子弹到电视和互联网，科技发展也削弱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机。
除了这些结构上的解释以外，还有一种历史角度的解读：在终结核军备竞赛和最终结束冷战方面，超级大国领导人做得极为出色。最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早在1989年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曾在20世纪极大鼓励暴力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已被彻底挫败。
那么，这意味着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构想的“永久和平”来临吗?抑或这只是某种更短暂的现象?答案要看人们认为上述支持和平的因素会持续多久。平克教授认定的和平趋势，受到了因《黑天鹅》(Black Swan)一书成名的纳西姆•尼古拉•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挑战，后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统计幻觉。
按照绝对数量(而不是按照相对数量)来衡量，我们并未面临年轻男子的短缺。20世纪的历史似乎表明，民主制度和超国家机构的发展可能会逆转——尤其是在发生大规模经济动荡之后。技术可能会令新形式的冲突更容易发生，而核技术的扩散可能会加大核战争的风险。至于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良好判断力，没有几个认真的外交政策学生会声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被维持至今。
不过，对“永久和平”这个命题的最大反对论点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在见证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这种旧意识形态的复苏。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可能会被证明和昔日的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同样暴力，同样来势汹汹地威胁西方价值观。自2010年左右以来全球战争、政治暴力、尤其是恐怖主义活动的显著增加，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这种意识形态。
战争正在卷土重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圣战”。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统计，2010年以来武装冲突导致的死亡总人数已增加四倍。根据我的计算，2000年，在武装冲突导致的死亡中，35%发生在涉及穆斯林的战争中。而在2014年，这一比例高达79%。
这不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经预言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今天的大多数冲突是在穆斯林之间发生的。宗教当然不是冲突日益增多的唯一原因，但全球的战火在伊斯兰世界如此集中，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我们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其小说《群魔》(Demons)中精辟剖析了19世纪的世俗极端分子。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给20世纪带来了浩劫。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可兰经》代替了《资本论》(Das Kapital)。今天的群魔们以宗教纯粹主义者的面目出现。
需要一位新的潘格洛斯博士(Dr Pangloss，伏尔泰小说《憨第德》(Candide)中的人物，以毫无根据的乐观著称——译者注)来预言穆斯林世界中暴力日益增加的趋势会迅速逆转。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或许可被称为宗派冲突“分形几何”的乱局将会愈演愈烈，从马格里布(Maghreb，马格里布是历史上对北非地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统称——译者注)一路延伸到兴都库什地区(Hindu Kush)，并产生种种溢出效应，包括大规模人群流离失所，以及极端分子集团能够招募成员的任何地方发生恐怖主义。
世界的短期和平正在终结。西方政策的种种失误——从对伊拉克拙劣的干预，到对叙利亚不干预——只能部分解释冲突的回归。更重要的是由经济动荡、青年占人口比例升高、颠覆性技术和有害意识形态的病毒式传播组成的致命组合。
1991年后，西方享受了和平的红利。我们用20年的消费、杠杆和投机挥霍了这笔红利。首先是金融危机的遗留影响;现在又是地缘政治的较量。应对这种格局意味着重新学习大战略和战争的艺术。
我会怀念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但在整个短期和平期间，我一直隐隐约约地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还会回来。
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历史学教授，著有《理想主义者基辛格:1923-1968》(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一书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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