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地时间10月10日，德国柏林发生了至少15万人的大游行，反对美国和欧盟之间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TTIP偏向跨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主旨在于通过贸易，攻克欧洲这个注重社会公平、环保和警惕消费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大本营，为私有化、小政府、降低劳工和环境标准、也为更大规模的消费主义开道。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一场15万人(警方数据，组织者称2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在德国柏林发生。游行主旨是反对美国和欧盟之间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该谈判最早预计在2016年完成。
TTIP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欧洲孪生兄弟，美国发起TTIP，很明显的意图是，与TPP一道，构成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的“两翼”，“主体”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贸区。美国和欧盟拥有全球60%的GDP，33%的商品贸易和42%的服务贸易。倘若二者形成自由贸易区，它将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
虽然TPP在从马来西亚到新西兰的亚太各国也遭遇了反对抗议，却远不及欧洲的规模。而在未加入TPP谈判的中国，一些媒体和经济学家还表达了“中国被关在门外”的忧虑。
反对者人数之众，超出了柏林警方的预期。警方给出的数字是15万人，但组织者声称，约有25万人从德国各地乃至欧洲不同国家赶来参加。在此之前，由欧洲非政府组织、工会联盟和保护消费者团体组成的“停止TTIP”运动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要求“立即终止TTIP谈判”的请愿信。这场反TTIP民间运动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已经获得超过300万人的签名支持，其中50多万人来自英国。
支持TTIP的新自由主义阵营人数相形见绌，但是他们拿出了钱在游行路线沿线做广告。自由民主党(FDP)在街边立起一人高的大广告牌：“你的批萨：意大利的。你的咖啡：巴西的。你的假期：在土耳其。而你要反对自由贸易?”游行者在牌子前笑着举起胳膊拍照。地铁站里，BDI、Bitkom等公司做的大型广告写道：“为什么我们需要TTIP?为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更多生产力和低价产品，为我们欧洲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
欧盟民众为什么反对ＴＴＩＰ？作为一条通往新自由主义的单行快车道，TTIP高度倾向市场，它不允许任何私有化过程被逆转或修正。例如，英国铁路私有化被发现不利于铁路服务发展，民调显示，70%的人希望重新将之公有化的案例，TTIP的通过很可能意味着民众的意愿将不可能被实现。
除了市场高度开放，以法德为代表的担忧还直接关乎普通民众的福利保障。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院长屠新泉表示：“TTIP意味着国内标准法规的调整，尤其是社会福利的变动，在欧洲标准普遍高于美国的前提下，德国大规模游行实际上是德国民众并不想调低自身的标准与美国看齐。”
此外，“TTIP对欧洲经济和文化非常不利，从劳工权利到文化产品，从食物到就业，以法国为代表的反对声则更集中于此。法国前领导人希拉克就曾直指欧洲的文化不是商品，不参加自由贸易。而以法国航空业为例，由于自身的高成本限制，法国一直拒绝其他欧洲国家的进入，更何况日后可能面对来自美国企业的冲击”，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建成指出。
英国《独立报》特邀作者Lee Williams在10月6日发表的《TTIP是什么?你应该害怕它的六个原因》一文，总结了主要的几点反对原因，事实上，这也是TTIP在美国和欧盟之间谈判僵持的主要原因：
1.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向美国公司开放欧洲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用水服务，会引致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欧盟委员会起初称公共服务领域将被排除在TTIP谈判之外，但赫芬顿邮报称，英国贸易部长列文斯顿承认相关谈判仍在进行;
2.食品和环境安全。TTIP将导致食品和环境安全标准向远为宽松的美国标准靠拢，包括大幅度降低对转基因食品、农药和激素使用的控制，也包括生产过程中对有毒物质的控制。例如在化妆品中，欧盟禁止使用1200种成分，而美国只禁止12种;
3.银行业监管。伦敦银行界希望借TTIP放松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银行业的严格监管，使银行家们重获危机前的权力;
4.隐私权。TTIP可能会引致欧洲放松保护个人隐私数据的法律，以及限制公众对医药公司临床试验信息的知情权。
5.就业。欧盟承认TTIP可能引起失业潮，导致就业向劳工标准和工会权力更低的美国市场转移。
6.民主制度。TTIP试图引进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ISDS)，这个机制使得政府的政策一旦引发公司的盈利亏损，后者可以起诉政府，也就是说，未经选举的跨国公司可以左右民主选举的政府作出的决策，直接损害民主体制根基和国家主权。
TTIP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当出现利益冲突时，外资可以绕过主权国家，在国际仲裁场合对投资国政府予以起诉。”(相关链接：TPP的大杀器：跨国公司“超级宪法”)
ISDS条款系德国人首创。1959年，德国和巴基斯坦签订的协议，德国要求保护其公司的投资免受亚洲国家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带来的损失。此后，这一条款通常会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加以规定。
在欧盟民众看来，ISDS旨在保护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在投资国的利益。由于东道国希望获得投资，从而在国内政策上作出妥协，进而妨碍欧盟的司法和公正，使公众利益受损。
从欧盟委员会获得的报告显示，97%的受访欧盟成员国公民反对TTIP中的ISDS条款，认为这损害了欧洲利益。
重压之下，欧盟则已启动ISDS的改革进程。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斯托姆在5月中向欧洲议会提交了ISDS改革方案。方案集中在四个方面完善这项最早由德国发明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家的监管权力，建立仲裁庭，设置仲裁上诉机制，厘清一国司法体系和ISDS仲裁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建立永久的投资争端仲裁庭，配备专职的仲裁法官;在具有国际共识的情况下，还可以建立具备上诉机制的国际投资法庭。
在一国司法体系和ISDS仲裁庭之间的关系，马尔斯托姆方案也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完善：(投资所在国)国内法的适用不会屈居ISDS仲裁庭之下，国内法可以列入仲裁庭考虑范围内，仲裁庭对国内法的解释对国内法院不具强制力。
欧洲议会7月8日通过了有关TTIP的谈判决议案，此项决议提出，用新的司法体系代替此前引起巨大争议的ISDS。
但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对移除ISDS修正案还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美欧仍将展开持久战。
总体而言，TTIP偏向跨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主旨在于通过贸易，攻克欧洲这个注重社会公平、环保和警惕消费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大本营，为私有化、小政府、降低劳工和环境标准、也为更大规模的消费主义开道。这正是英国著名记者Paul Mason在他备受瞩目的新著《后资本主义》一书中警告的趋势，这样的全球化很快就将不可持续，只能以一些经济体的崩溃或回返封闭形态告终。
(本文编辑自界面、北京商报、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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