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重大热点新闻出现，经常可以围观到网友掐架，例如前不久，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后，网络平台上可谓是各持己见、交锋激烈。看到声势浩大的转发量、评论、跟帖等，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这些就是当下的主流意见了。
然而，这很可能只是网民们的错觉。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中国13.68亿人口里，有将近7.55亿人根本不是互联网世界的子民。也就是说，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上不了网，遑论在线上发表意见了。所谓“主流意见”，只是一种甜蜜的误判。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2016年1月22日刚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网民达到6.88亿，与世行提供的数据基本吻合。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无特别指出下，本文所有图片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报告。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中国独有。在一部分人开始享受信息通达的便利时，全球有六成人口不在受益者的范畴之内。互联网，跟其他资源或权利一样，并不是均分给每个人的。
回顾历史，与之前的革新相比，互联网技术普及到发展中国家的速度快了不少。计算机出现15年后就应用到了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而手机和互联网花的时间更短，只用了几年。手机普及率最低的地区是非洲撒哈拉以南，为73%。发展中国家拥有手机的家庭比有电或清洁用水的家庭还多，其中处于收入底层五分之一人口中有近70%拥有手机。
但拥有手机不代表用得起网络，相较而言，互联网的普及远远滞后：2014年发展中国家只有31%的人口接入了互联网，在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达到了80%。
世行报告认为，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机会的实例很多，但是总体影响不足，分布也不均。要想让世界所有人受益于通信技术，我们需要消除鸿沟，让人人都能上网。
就算人人都连上了网，还是远远不够
技术的革新正在挑战着既定规则。人们慢慢发现，技术水平的发展往往与法律法规等配套机制的完善程度相辅相成。
配套机制包括什么?
促进竞争与准入的监管法规：互联网可以为企业带来规模效益，但如果商业环境抑制竞争，就可能导致市场力量的过度集中，滋生垄断，阻碍创新的潜力。
提供企业所需技能的教育培训体系：互联网令许多工作自动化，劳动者必须掌握新技能，才能在技术辅助下提高生产率。这方面的缺失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而非高效率。
完善的问责体制：尽管许多政府利用互联网提高了一些基本服务提供的效率，但并没有因为技术加强问责制。互联网促进信息流通，但如果政府不被问责，结果就是更强力的控制，而非更多包容。
“创业时代”与“硅谷模式”常常让人有“创新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错觉，然而技术并不是救世主。政府使用技术解决相对直接的问题，往往取得成功。但对于更艰巨的挑战——如完善提供工商管理、给予公民更多话语权——只有政府积极回应民需，技术才有所助益。因此，互联网常常加强而非取代政府与公民之间现有的责任关系，包括提高政府监控的能力。
另一方面，已进入数字时代的民众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利，信息狂欢却也让他们面临隐私泄露的威胁。互联网巨头们拥有着庞大的个人数据，但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清楚自己的数据何时被收集，以及企业如何使用它们。
当社交网络联通世界时，有多少用户会意识到自己间接交出了掌控数据的权力?这可能与国家发展程度也密切相关：在世行报告提及的采访中，58%的尼日利亚人和57%的印度人相信隐私信息在互联网上很安全，但只有18%的法国人和16%的德国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法规的灰色地带也让人们在面对信息泄露时徒增无力的愤慨，不知向谁申诉。欧盟出台的“被遗忘权”不是过度敏感下的乖张，而应该是人们思考个人隐私权的开端。
没有人能否认，我们身处一场数字革命中，面临诸多挑战。而成功与否关系重大：不进行必要改革的国家就会被数字革命抛在后面;而对于改革成功者，技术投资将带来丰厚的数字红利，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将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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