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最热的话题莫过于“拆墙”。
近期，中央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的条目，引发热议。
从多个平台的调查结果看，7成以上的网友都不赞同拆除封闭住宅小区的围墙，这个数据和我们朋友圈的观感吻合，基本反映民意。今天上午(2月23日)，岛叔在朋友圈做了一个内部小测验。其中，有房的都不乐意放弃封闭住宅小区，理由无非“安全”，而没房的对这政策非常赞成，理由无非“治堵”。
一方是私人权益，另一方是公共利益，两者的博弈，构成了中国改革的曲折路径。
“血栓”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有人翻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公安部一杂志《人民公安》的文章，上面有文章介绍北京某地封闭小区试点经验。当时的背景就是治安问题。采用封闭式管理后，小区自行车的失窃率、财物盗窃案件明显下降，几乎绝迹。这在当时是作为成功的试点案例被光荣介绍。
封闭式小区的确对住在其中的住户提供了安全保障。进区有保安，进门有防盗门，就岛叔所住的不豪华小区看，有了规范的物业，治安的确好很多，小区紧张的地面上也划出了一个个停车位，有社区公园、健身场地、图书馆，去年还办了社区食堂。在这个封闭的院墙里，远离大马路的喧嚣，居委会卖力地为属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封闭管理的小区像极了一片自给自足的净土。
不过，你只要一出门，心情立马就糟糕，到处都是堵堵堵。北京的大城市病早就有专家诊断过，就是缺乏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车子无法在街巷里安静穿梭，只能在大马路上堵着狂摁喇叭。堵住这些毛细血管的，就是这些大小块头的封闭式小区和存在年数更久的机关大院，我们看手机地图，这种块状分割的大社区在北京随处可见，动辄几十、上百亩地，你要从东路走到西路，只能绕一大圈。这些“大社区”已然成了城市交通血管里的“血栓”。
优越感
其实，老北京的街巷格局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先进的“街区制”，虽然四合院也有墙，但胡同四通八达，走不了大车，至少能走行人自行车，这就是城市交通的微循环。
五六十年前，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搞计划经济，每个机关大院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当时荒地也多，随便一划，就是一大片，搞个围墙围起来，墙内是办公区，也是生活区，有自己的食堂、活动室，甚至还有幼儿园、小学，从出生到老死，大院服务一条龙。很多人以“大院子弟”自诩，这背后，还是有种权力的优越感。高高的围墙，隔离的是民众和权力。
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兴盛起来。封闭式小区因为安全，成了很多地产商的“抢手货”。很多高端楼盘卖点就在私密、封闭，连带着高端、品味，暗合了很多人拥有一定物质基础后，欠缺的权力优越感。进门三道岗，掏出门禁“滴”的声音，不亚于衙门里“威武”一声喝。
所以有人说，拆小区的围墙，其实是拆“心墙”，要打掉一些机关大院和某些人的权力优越感，让城市回归自由、平等的市民社会。如果能达到如此社会效果，那这个城市改造就有了社会进步的意味。
改变
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宽裕时期的“大手大脚”，动辄拍卖上百亩土地的日子，看似“大手笔”，但留下了诸多粗放发展的隐患。把大片土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地产开发商，在城市管理中却留下了一个个封闭社区的盲点。公共绿地不足，转包给开发商变成私家小花园，城市用地紧张，而一些地产商非法囤地，挖坑几年转手就翻倍……这不得不说是政府粗放的城市管理对公众利益的漠视。
但改变谈何容易?
一方面是执政者。
制定者在公布政策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舆论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弹。我们习惯了单向性的政策发布，却缺乏双向互动性的反馈意愿。
今天(2月23日)，因为媒体的采访，国家发改委城市规划专家开始回应：并不是说所有的封闭式小区都要拆围墙，还是要根据实际的交通状况个案处理。拆解封闭式小区，是要分割成小街区，一些超大型的封闭社区，会隔成若干个街区，而一些本身规模就不大的封闭社区，对交通影响不大，可以保留。而且，涉及和《物权法》冲突的部分，也会与业主协商解决，有补偿，不会野蛮拆墙。
所以，政策公布之前，最好有完整的舆论应对预判和预案，可以在公布后不久，主动做好向公众的政策解释工作，这就是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不再是过去“我说你服从”的单向权力逻辑。这次网络舆论的充分讨论表达，是一个好的开始。执政者要学会倾听，而不要掩耳盗铃。
另一方面是“我们”。
“我们”是无数个你和我。在网络舆论的高声论辩中，人民群众似乎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高声嚷道：“让机关大院先拆!”然而，如果机关大院真的开拆围墙，作为普通住户的你我，是否一定会同意拆呢?
未必。现在已经不是改革初期你我都一穷二白的时候了，群众中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封闭小区内的住户，也有堵路上苦不堪言的上班族，前者可能反对，后者可能同意，听谁的?“我们”是一个复杂的利益组合体。
改革中，我们最喜欢讨论“既得利益集团”。这几年来的大力反腐，震慑了“既得利益集团”，在很多老百姓看来，都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这一场反腐大戏。但改革绝非止于反腐。从这次拆墙争议来看，“我们”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同时也可能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在对改革政策冷嘲热讽中，并没有做好为公众利益牺牲一部分私人利益的准备。
改革没有旁观者。这个公共意识的树立，比拆一堵墙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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