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拜读到郑永年《中国为何要警惕杀富济贫》的文章，初略浏览了个大概，对于文章中提及要改变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的观点，我倒是赞同，比起那个叫嚣要弱化劳动法、降低劳动者工资以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楼”部长要强多了，但是文章中又提出要培养庞大的中产阶级以形成优质民主的社会结构，我却是极不赞同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劳动者(蓝领)从来没有成为中产阶级(白领)的可能。
为中国改革开放打下前哨性探索的“重庆模式”，因为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引起了精英们的内心躁动和群体不安，其实真正引起精英们恐惧的不是共同富裕的提出，而是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现象。精英们真正的隐忧不是底层杀富济贫的暴戾，而是非法敛财的他们害怕迟来的正义。
改革的“杀贫造富”运动造成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改革设计者们发动的一场人为的“造富运动”，原来设想通过释放“政策红利”让一小部分地区和一小部分精英先富起来，然后让他们带动其它人共同富裕……其实这个设想本身就是一种精英化思维，更是高估了中国精英的道德水准，用一个网民给我的经典留言来评价这种现象，“不见先富带后富，只见富了就跑路”，这是何其尖锐而辛酸的评价。
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极为严重的不公平，例如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扶持政策迥异，甚至同一地区和产业的扶持政策也是亲疏有别，“跑部钱进”的现象依旧普遍，有些地方政府热衷搞城市建设和形象工程，几乎很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我曾考察过的一个西部贫困县，当地政府宁可赤字3亿修建一座高大气派的观光桥，却不愿多化一分钱修建事关几十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农村公路。中国农业严重依赖改革前30年基础设施建设的福利，只要熟悉中国农业情况的人心里都明白，中国改革30年完全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突破551590亿元，其中投入第一产业的资金仅15561亿元，仅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2%，而且这不足3%的投资大多是定点投资，根本就不可能雨露均分，在我的一次社会调查中，一个偏僻村庄的群众反映他们几十年都没有得到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几百个村民20多年前人均筹资修建的泥坯路现在依旧杂草丛生。二十余年连一条路都修不好，我不知道这几百个村民如何脱贫致富……制度设计的缺陷与政策实施的走样，人为拉大了城乡二元分化和地区差距，成为社会贫富分化的罪魁祸首。
“干得好不如生得好”是人们对现实最无奈的控诉。因为改革开放之初设计者们就将重心置于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人口不得不背井离乡、抛妻弃子来到南方，“独在异乡为异客”，他们的辛勤付出换来了所谓的“中国奇迹”，但勤劳并不足以让他们富裕起来。中国房地产泡沫催生了一夜暴富的“拆二代”，却让更多购房者们几代都沦落为地产大鳄打工挣钱的奴隶，这其实就是现代版黄世仁与杨白劳的故事。
“富患不贵，贫患不公”，我们都说“天道酬勤”，当一颗精子就足以决定一群人的命运的时候，当身份的桎梏让勤劳者愈加贫困的时候，这些天道不彰背后的绝望如果我们都熟视无睹，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还在嘲讽他们暴戾与反抗。毕竟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力，尊重他们的生存权益与发展需求，这就是最大的人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与其高度警惕弱者杀富济贫的暴戾，还不如彻底反思“杀贫造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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