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四川小学校长发信求助衣物”原来是扣费电话的圈套？西藏拉萨市XX职业技术福利学校出现捐衣“衣满为患”情况是假新闻？这个月初，杭州一媒体记者将追踪器放入捐赠衣物中，并一路追着信号发现，原本说运往余杭分拣的衣服，却被送去江苏太仓港收旧衣物的仓库，仓库老板表示，他是专门花钱收旧衣服用于再出售的！也就是说，民众所捐衣物并未用于做慈善。“大熊猫旧衣回收桶”，是由杭州市城管委、市民政局、环保组织绿色浙江以及废品回收公司联合发起的旧衣回收再生利用项目，号召居民将家中的废旧衣服放进“大熊猫”箱体。
前不久，杭州市的“捐衣服大熊猫”体系被曝光出企业将捐赠衣物用于买卖盈利的事件。该事件一出，舆论哗然……好吧，其实好像也并没有哗然，大多人在面对此类负面新闻的时候早就已经麻木了。在地沟油、毒奶粉和各种商家奇闻之余，有人拿我们的爱心赚了几个小钱，连人也没死几个，实在不好意思在新闻头条上多待一个时辰。
然而，有些像笔者这样有点多管闲事的多瞅了几眼这个新闻，往这个事件背后想了一下，却发现其似乎又没有那么单纯。虽然不敢说此后必有一个惊天的阴谋，但是捐衣倒卖事件中，责任方企业的态度却非常有趣，其背后的反应的远不只是社会又发现了一家欺骗人民的不法商贩那么简单，而是公益体制未来走向的问题。
从杭州事件看公司做公益
对于公益的运行的问题讨论，我们又会陷入传统的三足鼎立式的问题争论上，即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职责并运行的问题。当然，在市场主义的思想之中，三足鼎立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他们脑子永存的是恒久的神圣二元对立：即专制、僵化又腐败的政府权力和灵活、有效又积极向上的市场力量之间的对立。在杭州事件中，新闻报道出：“市民出于捐献出来投进“大熊猫”肚子里的衣物，并没有如发起组织和回收公司承诺般捐给贫困地区居民或用于循环再生，而是流入了江苏的旧衣回收市场买卖获利。”而后来的新闻调查指出，该地区的2000多个“大熊猫”回收点背后的力量，是浙江的环保组织“绿色浙江”以及其同盟企业杭州申奇废品回收连锁有限公司，联合下城区文晖街道在辖区开始设立，并逐步向全市推广。申奇公司的行为，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公益运作。
然而，在旧衣服买卖盈利的新闻爆出之后，申奇公司的反应如下：自称杭州申奇公司“大熊猫”衣物回收项目负责人之一的李康31日在微博上发声明称，承认企业存在回收时不够规范、后续不够公开化的问题。但他认为，公益只是废旧衣物回收中的一部分，不应过分放大其慈善内容。以前没有旧衣回收箱，杭州的旧衣大部分被当做垃圾焚烧，少部分被民政部门捐出;而现在人们的旧衣物有地方回收，企业将其系统化回收利用，创造利润的同时，将其中一部分捐赠给有需要的人。公司运行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不能因为这种不足而扼杀这种回收体系。
这就很有意思了。前面说过，申奇公司是以市场为基础运作，所以它必然要盈利，也就是一开始它就不认为做慈善就是自己公司全部的责任。我们看名字也知道这个机构的名字是公司，而不是申奇基金会或者申奇慈善公益组织。申奇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回收和处理废旧衣物，一部分衣服拿去捐助，另一部分衣物通过回收处理，贩卖赚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最重要的是，申奇公司所宣称的自己这种貌似是“半经营，半盈利”的回收方法是不应该被抹杀的。这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有普遍意义呢?
且先看事件的后续。不久之后，杭州申奇公司再一次公开场合中有代表称：“从2015年至今(公司)已经捐出去了7万多件衣服，是媒体和大众过度放大了‘大熊猫’的慈善意义。放进大熊猫桶的衣服不一定能全部捐助，八成新的会捐，其他的会进行再生循环利用，这个区分标准也是申奇公司来定。如果有市民往大熊猫里放衣服是为了捐赠，那就把衣服放在袋子里包好，放入字条，表明是要捐赠的。”
这样看来，责任根本就是捐衣服的大家的。只能怪当初的大众缺乏全面看问题的眼光，视野狭窄，擅自用自己美好的愿望代替了公司的真正职责。公司的章程写的清清楚楚，你们自己为什么不来看呢？这下好了，我们做我们当初说会做的事，你们现在反而要委曲求全，这不是强人所难么？
笔者根据之前的印象，回忆曾经在郑州调研时碰巧撞到的熊猫君的样子，那里的熊猫身上纹身清清楚楚的写着：“爱心捐衣箱”，有的下面还写着“青·公益基金会”。而杭州的熊猫君则写的是：“申奇旧衣物回收专用箱。”对于市民捐赠旧衣服的目的，以笔者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各个地方都差不多，均表明八成新以上的衣服有可能被清理、分类、打包和捐赠，而破旧衣服则会被回收利用。如此说来，表面上最大的区别似乎就是杭州的申奇公司在此中明确是要把捐赠的部分衣服用来盈利，而其他地方的熊猫君则更加专注于慈善职责，而并非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或者仅仅从熊猫君身上的字可以立刻解读出来的信息是这样的)。如此说来，申奇公司似乎确实无可指摘。
当然，申奇公司轻描淡写的说的那句“企业存在在回收时不够规范、后续不够公开化”的问题，可能才是事件本来的曝光点。申奇公司对于如何处置和利用废旧衣物，并没有按照它当初承诺的那样规范、环保和有效率，而是通过一些没有正式规范的人，以便宜的价格把衣服拿去给人家收购了。如此的行为，直接导致的后果才可能是最严重的，因为第一它没有办法清楚的告诉别人如何确定衣服的新旧程度，本来就缺乏透明度，所以公益捐衣很可能就只是该公司的障眼法，第二它通过非正规渠道销售废旧衣服，那么对于这些衣服能否被以环保的方式回收利用也就无法保证，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些废旧衣服被不规范的商家以某种方式处理之后，再以某种渠道重新流入市场。这样一来，申奇公司很可能不仅没有认真地做公益，也没有很认真的做环保，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臆想这家公司是不是正在大胆的当旧衣服非法销售的二道贩子。所有这些问题申奇公司只用一句“承认企业存在回收时不够规范、后续不够公开化”的简单说辞给搪塞了过去。而头脑发热的大众都把捐赠衣服贩卖当成了集火的目标，而公司针对大众的情绪，恰到好处的把问题集中在衣服是不是应该都被拿去做公益慈善的捐助上面，结果从熊猫身上的文字，到当初公司的宣称，都在立足点上无法被真正的打中要害。所以申奇公司一直强调：“公众不应该放大慈善内容”，因为我们有言在先，一部分衣服捐赠，一部分衣服回收。打得一手好牌，反而显得公众在此事件上过于理想主义，过于天真乐观，过于不切实际。如此精明的策略，真是一个太极拳高手的典范。
公益市场化的悖论
所以，我们要回到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里。在市场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市场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药方，可是当我们遇到一家如此精明的商人，在被曝出不诚信的牟利行为之后，却让我们抓把柄抓不稳，生气也只能气自己的气。如此的一个事件，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继续无条件的相信市场以及作为市场主体的商家呢?申奇公司说的话：“我们的回收方法是不应该被抹杀的”，其背后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申奇公司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衣服都捐出去做公益，而在于整个社会是不是都应该像申奇公司这样以盈利的方式做慈善?申奇公司所说的这种“半盈利，半公益”的“回收”方法，其实就是公益的市场化。申奇的老板想必眼界不窄，他这个半公开的声明，并不是孤独的，而是广为喝彩的，简直要被舆论给奉上神坛的。笔者在网上做了简单的搜索，然后就发现，公益市场化并非只是个时髦概念，而是一面巨大旗帜，如同二十年前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一样。比如2015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涂猛表示“社会公益组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也提出“公益市场化是民心所向”，连一些学者的文章也指出“公益市场化是其革新的不二选择”。貌似社会公益除了市场化一途，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
如果说一次“捐衣门”事件不足以抹杀公益市场化的优点，那么公益市场化究竟有哪些优点呢?
笔者认为，公益市场化观点的立足点可以借徐永光先生的话来表达：“公益市场化的对立面是行政化。公益行政化正是把民间公益混同于国家公共事务进行组织管理。民间公益慈善属于个人权利范畴。行政化是权力导向，至今仍未消停的以权谋捐行为，实属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侵扰，其后果是绑架民意，伤害爱心，造成公益慈善生态环境的恶化。市场化是权利导向，唯有尊重民意，培育爱心，按照市场规则办事，才能构建良好的公益慈善生态环境，把公益市场做大。”
有没有觉得这个观点很熟悉?三十年来，难道我们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以批判权力管理的僵化和低效为名义，来引进市场的力量么?可是三十年过去了，住房、医疗和教育都成为了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系来运行，请问三十年来，人民大众在此三项关系到核心发展的社会要素上，有哪一个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充分的安全和满足感的呢?市场化真的能尊重民意，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么?三十年来，不正是市场盈利的导向把社会引导向唯利是图，毫无底线么?笔者小的时候，虽然社会没有物质繁荣变成一个琳琅满目的花花世界，但是吃的放心，有着小确幸的满足感，今天呢？天天吃地沟油（泪），难道这全都要怪罪到行政化头上？或者说，申奇公司如果真的有利用旧衣回收非法牟利，那么它自身就毫无责任，而全应该怪罪政府监督？
所以，回到笔者前面说的，市场主义者的眼中，永远存在的只有神圣的二元对立，即行政化和市场化之间的对立，僵化和活力的对立，专制和自由的对立。可是，全民大造地沟油，劣币驱除良币，究竟是政府监管的错，还是市场对社会造成的异化的错?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是要好好思考的。笔者举个例子，在英国BBC制作的历史节目里面，清楚地讲到19世纪伦敦东区的贫民们喝的牛奶里面普遍混合着少量的砒霜——这是当时商家为了牟利而让稀释的牛奶看起来更白的一个基本举措。而当时的英国可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社会。为什么商家普遍的偷奸耍滑就是符合人性的正常行为，而政府的监管不力就无法被原谅呢?要知道在全民相互投毒的时代，仅凭我们当下体制里考上来的几个公务员就想解决问题，那把他们活活累死也不够啊。
当然，市场主义对行政化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行政化慈善确实已经暴露了严重的问题，(虽然其暴露问题是在市场化改革之后才是最严重的)郭美美事件已经严重的消磨了国民对慈善的信心。在行政权力下，诸事不顺，我们不知道自己捐的爱心是被拿去包妹了，还是被拿去炫富了等等。基于基本的事实，我们也要承认公益市场化所提出的批判是有根据的。问题是，市场中的商家难道就是可靠的么?他们的行为由谁来监督?
谁来监督市场化的公益？
在杭州的事件中，参与的单位并非只有申奇公司一家。在中国的体制中，所有的经济行为在名义上也都有政府机构的管制。在这件事中，地方各部门一如既往，不负众望的表现出自己的智障病状。在涉及到慈善的民政部分回答的时候，民政部门声称：“企业的经营行为民政部门没有监管能力，对衣服的去向和总量并不负责。”而杭州市商务委、城管委也将申奇公司的行为定义为“经营行为”，对其究竟收购了多少废旧衣物称“不清楚、没关注。”对于衣服的最终流向，地方的相关单位没有进一步追查，而是表明会在“今后对其进行监督。”
所以，指望相关部门为民做主是非分之想了。实际上，各机构的话语均非常符合市场主义的要求，即政府部门应该对经营的市场行为尽量少加约束。就事实上，笔者也不认为让政府部门直接监督每一个企业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第一是对我们的相关部门期待过高，第二还是那句话，仅凭我们现在的那些办事员，全都累死了也没办法改变现状。
那么，人民有权监督企业经营么?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杭州事件中，作为民间组织的“绿色浙江”坦然表示“监督有缺陷，”但是作为民间组织，他们也“无权向申奇公司索要数据”。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相关部门管不过来，而民间组织又没有权利，那么一个彻底自由的市场主体，其经营过程不能为外界问津，那么涉及到公益慈善活动的时候，谁来保证你兑现“尊重民意，培育爱心”的诺言呢?你说你是商人天然就是好人，笔者对于这样基于形而上学做出来的宣称恐怕只能报以呵呵了。申奇公司就是个典型的危机下的例子，如果不是媒体用追踪仪器追踪衣服的去向，那么大众对于申奇的“不够规范”的行为恐怕永远都没法得知。以为市场化就是行政化的对症好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在饮鸩止渴呢?
所以，笔者也许应该在这里感谢那位在衣服里放了追踪器的媒体。作为社会的主体，拥有负责任的主体意识，主动采取一些方法监督公共过程，这才是民权意识的根本体现——不依靠外力，既不是相关部门，也不是资本家。想要在社会上建立起真正保卫社会的监督体系，那么就必须先从民众中培育中一个有力量的社会主体。到时候要选择何种方法来运行公益体制，将会是一个可以商讨，并且可以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当然，单靠一个有制衡力量的社会能不能真正让社会终止贫富差距以及生产的绝对过剩，则不在此文的讨论范围之中。
再然后，笔者不得不也要黑一下捐衣服的人。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中产消费者指望把自己的废旧衣服全部让国家贫困人口来照单全收，而无视其中的运输成本，组织成本，折旧以及卫生隐患的问题，这本来就是非常幼稚的。杭州事件中，大家全都在纠结为什么衣服不能全部拿去做捐赠只能反映中产阶层在社会事务上极端的经验缺乏。如果我们想要从自身做起，形成有力的监督力量，那么只有发自内心的爱是不够的，每个人需要培育的知识和能力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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