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倍访意、法、德、英主要目的是为主办七国集团峰会造势，在东海、南海议题上争取这些国家支持;出访俄罗斯则是希望利用普京受到美国挤压的困境而促俄松动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拉近日俄关系，间接牵制中俄。总之，安倍“黄金周外交”的落脚点可能还是中国。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4月29日访华，随后又到访泰、老、缅、越四国;首相安倍晋三5月1日起先后到访了意、法、德、英、比、俄等国。这套“黄金周外交”之后，5月下旬日本将主办七国集团峰会，7月中旬将举行国会参院选举。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和国家安全局长也有访华意向。这是2016年安倍政府内政外交一盘棋的一套组合拳，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值得关注。
安倍“黄金周外交”可能还是意在中国
作为日本外相时隔四年的首次访华，岸田此访符合中日双方需要。因为今年下半年，日本将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国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中日两国领导人有可能在这种国际会议多边场合碰面。另外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面对中日关系的挑战和改善关系的机会之窗，提前沟通协调很有必要。
但无论从岸田访华结果还是从安倍“黄金周外交”全局看，中日关系仍有不容乐观的一面。安倍政府今年议程上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确保自民党在今年7月国会参院选举中获胜。若能获得参议院2/3以上多数议席，安倍实现修宪目标就可水到渠成。但现在日本内外因素对安倍政府多有不利。在日本国内，国民生活改善甚微，日元升值导致日股下跌，熊本大地震使其提高消费税的政治承诺再度面临挑战;安倍内阁强行通过和实施“新安保法”引起日本公众担忧。在国际上，去年日本与韩国就“慰安妇”问题貌似取得突破，但实际并未彻底解决;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配合美国对俄制裁，加之领土问题障碍，原定普京总统访日一拖再拖;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搞所谓“国有化”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现又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给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日本在野党能量在聚集，可能会使自民党无法在参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其修宪算盘也可能落空。因此，安倍亟须在参院选举前取得外交成就。
安倍政府的“黄金周外交”一方面与中国“握手”，另一方面又强化同欧洲、东南亚两线的外交、安全合作，从而形成日本“新安保法”实施后的对华战略新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岸田访华具有摸底、试探的“预防性外交”性质，他到访东盟国家时又开始呼吁东盟团结一致，针对“中国推进军事据点化”的南海问题确立“法治”。安倍访意、法、德、英主要目的是为主办七国集团峰会造势，在东海、南海议题上争取这些国家支持;出访俄罗斯则是希望利用普京受到美国挤压的困境而促俄松动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拉近日俄关系，间接牵制中俄。总之，安倍“黄金周外交”的落脚点可能还是中国。
日本对华举着互惠旗子、投下对抗棋子
40多年前，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指导下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新形势下，中日应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这一“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的新理念框架内寻求化解矛盾，改善关系。
对中日两国而言，以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既不符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难实现本国可持续安全。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卫领土领海安全，但同时会以综合手段和方式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避免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中国是海陆兼备的亚洲大国，日本是东亚海洋国家，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和平合作来相互促进可持续安全和发展。比如中国提倡共建“一带一路”，一直对日本敞开大门。遗憾的是，安倍内阁不但态度消极，还积极配合美国搞TPP来制衡中国。因美日两国内部都有不同主张，TPP现在似乎也变成了一锅夹生饭。
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曾通过日元贷款等政府开发援助(ODA)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其后，日本本应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中获益，但它种了树却不乘凉，反而不断制造事端，导致日本企业丧失大好机遇。日方似乎是放着与中国合作的阳关道不走，非要走有损日本国家利益的独木桥，采取的是举着战略互惠旗子、投下战略对抗棋子的“阴阳政策”。其结果是中日贸易滑坡，日本经济减速。相比之下，韩国、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则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美国早已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对象国，中韩贸易总量不久也可能超过中日贸易规模。
去年12月，日本外务省曾专门召集东盟各国代表赴日以兜售日本军事装备。如果日本今后从高质量民品贸易立国模式转向通过武器出口来满足大企业牟利需求，则其无异于饮鸩止渴，并可能给东亚乃至世界秩序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随着利益获取方式的结构性改变，战后的和平国家日本可能终将踏上一条害人害己的不归之路。对此，日本当政者该猛醒了。
改善中日关系需突破领土问题瓶颈
改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两国高层对话也是必要的，关键是谈什么、怎么谈和效果如何。在中日外长会谈中，王毅外长明确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四点要求。今后中日关系能否改善或有几个看点：一是日方是否还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给中方出难题、搞对抗;二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扮演何种角色;三是日本政府对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态度是否转趋积极;四是未来中日青少年交流在钓鱼岛问题、历史等问题上会产生何种结果。
当然，如果主要障碍得不到化解，中日关系不仅难以改善，甚至还可能会恶化。据去年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所做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中日关系发展障碍是钓鱼岛领土争议的中方受访者占66.4%，日方受访者占56%，连续四年居于首位，然后才是历史认知问题。
既然明确了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是主要障碍，也就找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日本与钓鱼岛问题相关的政策建立在历史认知偏差与法理误读基础之上，只要中方继续有针对性地把历史事实真相和法理依据说透，将日本的错误认知和误解逐一破解，这个问题就会找到转圜的突破口，两国关系也有可能找到改善的路线图。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日方与我相向而行，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所在。(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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