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了目前中国经济改革最热门的关键词。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后，一些学者迅速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寻求中国改革的端倪，这种诉求初衷可能是好的，但西方的实际情况与中国却相差甚远，绝不能简单照搬。
美国推出供给侧改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当时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的泥潭，至1980年时里根上台前，经济增长率沦为-0.27%，通胀率则高达13%，失业率超过了7%。在此背景下，里根才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思想，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治理逻辑，推出了供给侧改革。
英国推出供给侧改革是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始。当时英国经济也遭遇了罕见的滞胀问题，通胀率达到两位数，经济倒退，失业问题严重。这一点上与美国很相似。但英国也有自己的特点，即国有企业数量过多，且运行效率低下，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德国的供给侧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西德马克大幅飙升36%，使西德经济遭受重创。紧接着，1990年两德统一又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德国经济再次遭受冲击。而统一后的德国延续了欧洲高福利的传统，对工人利益进行过度保护，妨碍了市场效率的提升。在高福利、高税收、市场僵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德国经济步履维艰。当1998年施罗德上台时，经济停滞，物价高企。施罗德就此拉开供给侧改革序幕。
从表象上来看，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当年西方国家相似，比如经济增速下滑、国有企业效益下降、宏观调控效果欠佳等。但是，问题背后的内在机理却完全不一样。由于过度建设福利社会、石油供给冲击、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度发展国有企业等因素的作用，西方国家当年所面临的困境是以滞胀为典型特征的。而对于滞胀，需求管理是束手无策的，因为它不可能同时兼顾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所以，它们推行了以减税、放松管制、国企改革和削减福利开支等为核心的供给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刺激供给，帮助经济走出滞胀困境。
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滞胀，而是“债务—通缩”。一方面债务不断攀升，这加剧了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据统计，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一类债务余额15.4万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8.6万亿元，三类债务共计24万亿。调查显示，全国仅54个县无政府性债务。另一方面通缩压力在持续加剧，自2012年3月PPI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后，连续40个月都是负增长，截止到2015年12月，PPI同比下降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
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地复制西方供给侧改革的那些措施，很难见效。比如，只通过减税等手段来刺激生产要素投入，虽然能刺激生产，但随着供给的增加，也可能会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同时，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本来就已经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毕竟，中国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是由于地方政府晋升与财税双重刺激下形成的，缺乏自我消除的内在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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