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话，分歧公开了。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分歧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钱嗣杰作为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为了拍摄好这次的“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他几乎就吃住在会议上。目光所及，到处令人神清气爽，他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自豪。会场内外气氛十分高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基层代表，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毕竟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尤为突出。这次会议也是他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一次会议。
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了毛泽东情绪的变化。毛泽东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一句接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
此前刘少奇在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演绎和实践。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
毛泽东主张重点要敲打一下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主张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毛泽东接着讲下去：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泽东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一则担心把运动搞到一般群众中去，二则担心纠缠一般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忽视了重点：走资派。在他看来，危险就在这里。
刘少奇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泽东之前就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没有主导权，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他分明已经被架空了。
中央工作会议将于28日开幕，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毛泽东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泽东撑腰。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看看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期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寿辰。寿宴就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吃饭。一共三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小女儿李讷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她参加。
客人们陆续来到。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么，大家都坐么。”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
一丝悲凉和伤感，大家无言以对。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来到。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席间，毛泽东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这次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他此时所关心的已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里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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