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资料图)
【美国《时代》周刊5月23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美国资本主义的重大危机(作者《时代》周刊助理总编辑、经济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
几个星期以前，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了令人惊讶的事情：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当中只有19%的人自称“资本主义者”。在世界上最富裕、最市场化的国家，这个年龄群只有42%的人表示“拥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两个数字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要高一些，但也只有26%的人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者。总体上，略多于一半的人拥护资本主义制度。
这说明大多数公民对国家的经济基础——在数百年时间里把一个由农民和淘金者组成的新生社会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繁荣国家的制度——感到不安。这个信心危机的最严峻表现莫过于2016年总统竞选情况，它让人质疑现行制度到底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质疑为什么自金融危机以来经过了八年时间和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而经济却依然增长缓慢。所有竞选人都开出了处方：桑德斯说要拆解大银行，特朗普宣称做对冲基金的人应当多交税，希拉里想加强现有的金融监管。
金融与企业关系的失调
要了解我们何以落到这般田地，就必须了解资本市场——也就是金融系统一与企业的关系。从18世纪90年代末美国创立全国统一的债券和银行体系到20世纪70年代初，金融接受了个人和企业的储蓄，把它们输送给生产性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新的财富，最终是经济增长。当然，这个过程中不乏坎坷(最令人难忘的是投机活动导致了大萧条，后来通过监管得到控制)。但通常而言，如今无所不包的金融当时基本上是服务于商业的。它是一个重要机构，但通常并非核心机构。
在过去几十年里，金融不再扮演这个传统角色。学术研究表明，现如今围绕金融市场的所有资金流转中只有一小部分与小城镇的企业有关。据估计，如今来自金融机构的资本只有15%左右用于为企业投资融资，而在20世纪较早时期银行是把大部分钱用来做这件事的。
阿代尔·特纳曾是英国银行业监管部门负责人，现担任乔治·索罗斯等人所创立的新经济思想研究院的院长。他说：“这个趋势在各个国家稍有不同，但大体方向是明确的。纵观所有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资本市场和银行部门为新的投资进行融资的作用在下降。”这个系统里的大部分钱被用于放贷购买现有资产如住房、股票和债券。
为了认清这种转变有多大，不妨想一想：金融部门目前占美国经济的7%左右，高于1980年的大约4%o它目前拿走全部公司利润的25%左右，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只占总数的区区4%。麻烦的是，研究表明，当金融庞大到这个程度时，它就会开始抢占房间里的经济空气。事实上，金融的规模达到它目前在美国这个水平的一半时就会开始产生这种不利影响。前高盛公司银行家华莱士·特贝维尔指出，由于这些变化，我们的经济逐渐变成“金融财富持有者和美国其他人之间的零和游戏”。
它也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全世界主要市场经济体大多在努力对付这同一种疾病的方方面面。
政府是金融化始作俑者
美国的经济病是有名称的：金融化。它是个学术名词，指的是华尔街及其行事方法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影响金融业也影响美国众多商业活动的趋势。它包罗万象——经济中金融和金融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扩大，针对生产性放贷的债务投机兴起，危险、自私的想法在私营和公共部门扩散，金融家和依靠他们富裕起来的公司老总们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市场最具权威性”的思想始终坚如磐石。金融化是一个不吉利的大词，具有令人不安的广泛影响。
密歇根大学教授杰拉尔德·戴维斯是研究这个趋势的知名学者，他把金融化比作一场“哥白尼式的重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商业重新定位了它围绕金融部门运行的轨道。这场革命往往被归咎于银行家。但它是由公共政策的转变促成的，是负责保持市场平稳运转的政府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官员精心炮制的。密歇根大学的另一位学者格蕾塔·克里普纳称，公共政策的转变包括里根时代的放宽管制、对华尔街的放任不管和所谓所有权社会的兴起。所有权社会理念倡导拥有财产，进一步将个人的医疗保健和退休生活与股市捆绑到一起。
这些变化的起因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在二战之后享有的经济增长开始减缓。政治家们没有就如何振兴经济做出艰难的决定(那势必意味着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决定把责任推给金融市场。渐渐地，曾经在大萧条时期为美国立下大功的监管措施开始后退，金融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主导力量。卡特时代的放宽利率管制举措带来大量金融“创新”，并使银行的职能从放款转变为交易。从艾伦·格林斯潘时代往后的宽松货币政策创造了以低息贷款掩盖潜在经济问题的环境，以至于美国经济现在长期依赖接近于零的利率来防止再度陷入衰退。
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尽管金融业以及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既得利益集团有着强大的游说力量，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使金融系统回归其应有的地位，即商业的仆从而非主人。
给实体经济中的金融重新定位要破除美国每个角落里以金融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它要改革商业教育，这个领域的众多学者至今仍不肯挑战有效市场的信条。它要改变对一年期投资收益和长期投资收益一视同仁，从而诱使金融机构推动过度消费和投机而不是向小企业和就业机会创造者合理放贷的税收制度。它要反思退休养老，出台更英明的住房政策，对充斥着违反美国基本经济原则的说客的金钱文化进行约束。
该问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金融机构所做的事情是否给予了实体经济明确的、可衡量的好处?可悲的是，眼下的答案基本是否定的。但我们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我们的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并非以完美形式不容变更地代代相传。我们订立了规则。我们破坏了规则。我们可以修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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